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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卷，卷首第21—23页。。
前面第一节已经说过，在《知识人的偏执》的自序《鞭子和提灯》一文里，陈映真深情地追忆了生父陈炎兴先生第一次去狱中看他时的嘱咐：
初出远门做客的那一年，父亲头一次来看我。在那次约摸十来分钟的晤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0页。
当时，身陷囹圄的陈映真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番话。他说：“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同①，第20—21页。
（二）
在狱中，陈映真思考了许多问题：“他由三十岁坐牢到三十七岁，在牢里他亲眼看到历史，亲身感受到历史的发生：整个世界的变化，都对里面产生影响。那几年的锻炼，的确给了他一点力量。”
首先，他学到了活的中国的历史。
在台东泰源监狱，陈映真头一次遇见了1950年抗美援朝前后台湾全面政治肃清时代的政治犯。这一百多人幸免被刑杀于当时的大屠杀，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多年了。
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陈映真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见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颤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复复地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50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身于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的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些当时已赴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陈映真：《后街》。。
在《绿岛的风声和浪声》陈映真：《绿岛的风声和浪声》。《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04—108页。和《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陈映真：《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09—115页。两篇文章里，陈映真都深情地述说了被国民党关押三十三年之久的友人林书扬和李金木的优秀品质以及他们所代表台湾那一代人的历史。林书扬、李金木正是代表了绿岛的风声、浪声的精神，而陈映真也在乘着绿岛的风，破着绿岛的浪，继续前行。
其次，他的心参与了台湾岛内外的风潮以及各种论战。
70年代，在台东山区的泰源监狱，陈映真从《中央日报》上激动地看见了岛内外开展的“保卫钓鱼台运动”。后来，他从狱中订购的《文季》季刊、《中外文学》中，看到了作为一代显学的现代主义诗，遭到了岛内外新起的评论家的猛烈批判；文学的基本问题：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为谁，文学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问题，文学语言应该让广泛群众普遍理解的问题，等等，都在广泛地提出来讨论。这时的他，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他像是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的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的激动。他在那些论战者的名字中，看见许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的人们，在前进与反动的双方，鲜明地站上了立场。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乡，不知如何而来的一阵春风，是怎样开始要煽动星星之火……陈映真：《后街》。更重要的，是他用心参与了这一切的活动，用心咀嚼着每一篇论文的观点以及得与失，用心灵里的自白宣布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兴奋着，他思考着，他和囚墙外的文学圈呼应着。
还有，狱中绝大多数的书是古籍。他认真地反复地读了《诗经》、《左传》、《史记》等书，从这些古典文史名著里获取了丰富的思想精髓与艺术营养。
1975年7月，蒋介石去世，他被特赦出狱。
1968年5月至1975年7月，七年零两个月，他在狱中锤炼了自己。
（三）
尉天骢说：“每逢在街上看到囚车开过去，我总不期而然地想到映真的样子。想到映真，总觉得他仍然跟我们在一起。”尉天骢：《三十年来的伙伴，三十年来的探索！》。《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卷首第23页。
陈映真远行了，他的朋友都在深深地怀念着他陈映真入狱后，林东华干脆把自己的笔名改为“康雄”，以示怀念。，继续读着他的小说，发表了他未发表的小说，评论着他的作品，出版了他的第一个作品集。
继续读着陈映真的书的朋友们中间，蒋勋是一个。
当时的蒋勋，并不知道他的老师、挚友陈映真入狱的原因。在那个戒严的时代，一切消息都完全封锁。文化圈中只有交头接耳地传播各种恐怖的传言。也就是这时候，蒋勋开始重新读起陈映真所有的作品，重新思考起他们讨论文学时提到的“文学关怀”、“人的主题”、“民族的现实”等等问题，重新思考起陈映真那随和的音容背后的人格与思想上的包容和深邃。此后的岁月，陈映真在狱中，蒋勋大学毕业、服役、出国，逐渐养成了反复阅读陈映真作品的习惯。在寂寞的巴黎，蒋勋一边听着冼星海的《黄河》，一边读着《乡村的教师》吴锦翔想着中国人的改革的一段，激动与痛苦时，蒋勋竟至泪下。蒋勋至今也没有问过陈映真入狱的具体原因，但是陈映真“所有的作品，从康雄到吴锦翔，从贺大哥到蔡千惠、宋蓉萱，似乎是再清楚不过的‘自白’。那里面，理想的、赎罪的知识分子的颓放自苦到宗教热狂式的自我牺牲，似乎是近代所有中国优秀的知识人注定的一张‘罪状’罢。”蒋勋说：“结合着新读到的中国近代史与近代文学撼人的事件，映真先生的作品，也仿佛可以置放到更大的背景上，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了。”蒋勋：《求真若渴？爱人如己》。《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卷首第23页。
系狱期间，朋友们帮助陈映真发表了他未发表的小说，尉天骢是他们中间最勇敢的一个。
陈映真1968年5月被捕，1970年2月，尉天骢坚持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季刊》10期上发表了陈映真的《永恒的大地》，以示怀念。后来，当唐文标回到台湾，他们把《文学季刊》改组为《文季》的时候，台湾的政治环境愈来愈恶劣了，尉天骢仍然坚持在1973年8月的第1期上发表了陈映真另一篇小说《某一个日午》，只是改换了作者的名字，把作品中的“伊”一律改为“她”。要知道，那时候刊登陈映真的作品几乎就可以让一份刊物遭到查封。这篇作品确实引起一些人的猜测，尉天骢他们仍然不予理会。尉天骢说，他们刊登陈映真的作品，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映真和大家生活在一起”尉天骢：《三十年来的伙伴，三十年来的探索！》。《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卷首第23页。。
事实上，囚墙并没有挡住他们的联系。5年后，陈映真在狱中读到《文季》时，他一边忍着哽咽，让热泪欢喜地、感激地流下面颊，一边读着《文季》中这样的警句：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
他必须面对封建社会残留的病根，和
帝国主义侵略中带进的
殖民地流毒，
来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基础；
他必须面对中国民族的苦难，
从事反抗专制集权，和
恐怖政治的战争，
来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国精神。
因此，
他不再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和
这个社会上的享现成者；
他必须走入社会，
铲除自私，
关心别人，而且要
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
学成为一个
中国人。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陈映真：《怀抱一盏隐约的灯火》。《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4—25页。
当时的陈映真，“怀抱着那一盏希望的灯火”同①，第24页。在一片凌人、窒息的铁墙里，仍然充实地向前走……
《永恒的大地》写了一个三口之家，住在充满阳光的海岛上。老人重病卧床不起，客居海岛以来，非常怀念家乡。那里曾经有过一份大得无比的家业，盼望儿子回去重振家声。儿子从来没有真切的故乡感，也无从像父亲那样有浓浓的乡愁。媳妇是儿子从妓院里赎回来的一个妓女，长相丑陋，却身体强健，精力充沛。儿子对于妻子从来不曾爱过，“却一直贪婪地在伊的那么质朴却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着他的病的欲情”陈映真：《永恒的大地》。《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30页。。而妻子既怕丈夫，恨丈夫，又要依偎于他。等到她知道自己腹中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激动地喊着：“看哪，全新的生命！”这时的她忽然没有了数年来对丈夫的恐惧、怨恨，剩下的是满怀的母性的悲悯，她对丈夫说：
——这孩子并不是你的。
…………
——那天，我竟遇见了打故乡来的小伙子……
…………
——他说，乡下的故乡鸟特别会叫，花开得尤其香！
…………
——一个来自鸟语花香的婴儿！
…………
——但我的囝仔将在满地的阳光里长大。陈映真：《永恒的大地》。《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34页。
小说末尾写道：“又一声遥远的汽笛传来。伊的俗艳的脸挂着一个打皱了的微笑。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强韧，它静谧。”同①，第35页。
显然，这里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把当过妓女的妻子象征着永恒的大地，象征着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她的命运深层地比喻着台湾的命运，她虽丑但很有生命力，生动地象征着台湾虽有种种弊端，但有巨大的潜在的力量。她有了全新的生命，也预示着台湾的前程光辉。这，再一次表现了陈映真对故土的深情。
《某一个日午》是属于大陆人在台湾系列的小说，和其他这方面小说不同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房处长的儿子房恭行自杀的原因，并不是房处长不容他和家里女工彩莲的结合，而是房处长所代表的腐朽势力，让他彻底绝望了。
原来，房恭行意外地发现父亲的一大只木箱，他翻读了一直秘藏在里头的四五十年前的书信、书籍、杂志、剪辑和笔记，他惊奇、激动，而后又愤怒，几乎在每一页都写了眉批。在诀别信上，房恭行告诉父亲：
读完了它们，我才认识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几年的生涯，都不过是那种你们那时代所恶骂的腐臭的虫豸。我极向往着您们年少时所宣告的新人类的诞生以及他们的世界。然而长年以来，正是您这一时曾极言着人的最高的进化。却铸造了我这种使我和我这一代人的萎缩成了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并且在日复一日地摧残中，使我们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您使我开眼，但也使我明白我们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更其不幸的是：您使我明白了，我自己便是那欺罔的本身。欺罔者受到欺罔。开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我崇拜您，但也在那一瞬之际深深地轻蔑着您，更轻蔑着我自己。我无能力自救于这一切的欺罔，我惟愿这死亡不复是另一个欺罔……陈映真：《某一个日午》。《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43—44页。
读着这封信，我们能感受到那字里行间所深藏的是作家的憎恨、无奈和绝望。
二是，陈映真尽情地赞颂了彩莲：“她在所有的凡俗中，却有强壮、有逼人却又执著的跳跃着的生命，也便因此有仿佛不尽的天明和日出。”同①，第45页。她是一个强者。钱，不要了；她要腹中的孩子，她要独自担当起做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在彩莲这位强者的面前，房处长终于“摇摇欲坠了”同②。。
陈映真的爱，他的恨，他的渴望，他愿台湾天明，愿台湾日出，就这样借助于朋友们的帮助，冲破了囚墙的围困，继续传递到读者中间去了。
陈映真在狱中，朋友们也还在继续评论着陈映真的作品。这，也是尉天骢敢为风气之先，正是他为陈映真作品研究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说来也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尉天骢的评论文章，本来是一篇辩护无罪的文字。陈映真被捕后，尉天骢到罗斯福路陈映真家人聘请的王善祥律师那里，要求能够出庭作证。结果，他们拒绝了尉天骢的申请，只收下了尉天骢的辩论文字，这就是后来被陈鼓应拿去在《大学》杂志上发表的辩论文字，也是研究陈映真小说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大学》杂志，1968年12月。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3页。。当这篇辩护文字发表的时候，台北南海路的科学馆正在展览一批所谓匪谍资料，会场左边的大玻璃柜里，就陈列着陈映真的资料，看来看去也不过几本一般人看不到的书籍和杂志而已。有一天，尉天骢在街头碰到一位颇负盛名的现代诗人，他理直气壮地对尉天骢说：“你还敢发表替陈映真辩护的文字？”尉天骢质问他：“有什么不敢？”“证据都拿出来展览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尉天骢不屑地答道：“展览归展览，关我什么事？”尉天骢：《三十年来的伙伴，三十年来的探索！》。《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卷首第22页。想想看，在当时那种腥风血雨的高压下，尉天骢该有多大的勇气！陈映真一生得此知己，足矣！后来，陈映真在为尉天骢的《民族与乡土》作序，写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一文时，深情地写道：1968年仲夏，“我蓦焉远行。不数月，我忽然接到尉天骢的一份法律性文件。展读未竟，我已鼻塞眼热”。“我喃喃自语，簌簌泪下。我想，世上有所谓朋友之义者，大约也不过于此吧。”“天骢憨挚的友情，虽然不曾改变我流落的行脚，然而竟穿过极大的忧惧和不可想象的阻隔，使我在一片枯寂的绝谷中，千万个意外地听到那友爱的声音，直接申诉于时代。而我也理解到：在那一刹那，他的声音，已经超出了私人的情谊。”陈映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陈映真作品集》第10卷，第29页。
《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以文学批评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文学是思想的表现”为立论，依据陈映真的作品来论辩陈映真的思想。文章的结论是：
一、“陈君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多是一些贫苦的、虚无的、充满浪漫气质的青年，他们一方面被思春期的苦恼所困扰，一方面则怀抱着美丽的梦想，而康雄一群人便是最好的代表”。“这种梦想虽然非常生动，但是等它被现实粉碎了，这些人物也随之而颓废了”。“在每一时代里都有类似康雄一伙人这样的青年，他们满带着虚无的、浪漫的气质，不满意于某些现状。陈君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而他的愤怒、不安，也就是青年人成长期中必然的现象了。”“像这样的年轻人，对于他的环境必然有着特别的敏感。陈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笔下的吴锦翔就是这样一个对祖国热望着、而又被那战乱的情况弄得混乱的本省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前一阶段的陈君的面影，可以看到一个富于理想的穷苦青年，在现实中所表现的情绪上的反抗；一个热爱祖国的台湾青年，在中国混乱中的迷失，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思春期的少年，为何趋向反抗型的虚无精神和梦幻式的安那琪道路。这种对现实的了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