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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年岁的增长，由于对于现实的体认，后一阶段的陈君变了，首先他批评了自己的过去，对那种颓废的、病弱的现代主义提出了批评。”“这样，他不仅不满于自己过去的苍白、悲愤和颓废，而且对于自己过去种种‘对现实的偏执’也大为不满”。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扬弃颓废的现代主义，而将文学艺术建基于‘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使我们不会步上西方的危机”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5—8页。。
三、“他对中国的文学前途充满了信心”，他主张“伟大的文学和艺术还必须建基在自己的国土上才能开花结果”。“由于他了解到‘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反对世界主义，主张民族主义”，“这样他就必然地要反对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也必然要反对逻辑实证论者了”。“这样他就由以往的否定中肯定了中国的价值和方向，也由此而肯定了以往所否定的四周环境，肯定了执政党所领导的政策”同①，第11—12页。。
由此可见，剥去文章中的政治性的辩辞，这是一篇相当完整的文学评论。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陈映真作品研究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提出了陈映真的文学创作是从现代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尽管文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有严重分歧，但它仍是非常难得的一家之言，值得进一步探讨。
说到朋友们出版了陈映真的第一本作品集，那是刘绍铭的义举。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义举，陈映真的作品才开始传播到香港、大陆以及海外华人世界。
远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那时并不认识陈映真，然而他却在1972年搜集了陈映真的十八篇小说，三篇评论，汇集成《陈映真选集》，编辑为《小草丛刊之七》，在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书前，刘绍铭还写有长序一篇。这篇序文后来又在同年9月的《中外文学》1卷4期上刊载，题目是《爱情的故事——论陈映真的短篇小说》。
出版的消息，是陈映真从四弟的一封隐讳不明的信里猜读出来的，等到四弟来探望陈映真的时候，四弟不好说，他也不能问，陈映真还是大体知道了他的作品选集在香港出版了。
刘绍铭确认，“陈映真是个真情流露的作家。惟其下笔时热情拥抱多于冷酷分析，因此他小说中不少人物，在我们这种自认精神状态正常的人看来，是患了精神病的，说着疯疯癫癫的话。陈映真是个充满了爱心的作家。这一点，他的第一篇小说就隐隐约约地流露了出来”刘绍铭：《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4页。。而“最能反映出作家爱心的，有《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和《六月里的玫瑰花》”同①，第16页。。同样，和尉天骢一样，刘绍铭也认为，“在理智上，后期的陈映真可说是完全否定了他早期创造的‘康雄’式的人物。他认识到他们的病态与不足”同①，第26—27页。。他认为，他在选集中所选的三篇重要文章，即《现代主义的再开发》、《流放者之歌》、《最牢固的磐石》，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刘绍铭特别向读者介绍了这三篇文章。他引用《现代主义的再开发》一文的见解说：“在第一篇文章里，他肯定了文学家的责任。他说：‘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刘绍铭指出，这“最后一句话深具启发性，康雄和吴锦翔之所以绝望到自杀，乃因为他们只能‘拥抱’良善，忍受不了罪恶以及一切人的弱点。他们太娇嫩了。”同①，第27页。
我想，陈映真在这里说的“拥抱”罪恶，并不是指“忍受”罪恶，而是指要经得起罪恶的磨炼，面对罪恶，要有战胜它的信念。
刘绍铭继续摘引《流放者之歌》的一段原文说：“在第二篇文章里，陈映真论及流放生活对作家的意义。因为虚无思想实在是一个流放心态的表现，所以他的话也就等于一种自我检讨。”那原文是：
於女士本身显示了：在美国流放的中国作家们，是怎样地憎恶流放生活，而又不得不喜欢那儿的物质生活，继续流放着，唱着流放者的悲歌。他们令我们想起古代布列颠民族的流浪诗人们的忧悒的歌声。就普遍地感到无所归着、无根连的意识这一点看，国内外作家在某一个意义上，都是这种流放的歌人。因此，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观点去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艺作家的命运，不仅对于流放的中国作家，就是对于国内的文艺作家们，也一样是当前最切要的课题。倘若不去痛苦地、认真地思考流放的本质，这样一味流放下去，则即便有什么样的写实主义观点，怎么样地有一种“迷失”的集体意识，则将因为远离了中国民族的脉动，他们的声音是终于要成为一场不必要的梦呓而已罢。刘绍铭：《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7—28页。
刘绍铭还摘引《最牢固的磐石》的一段原文说：“在第三篇文章里，作者谈及真理的伦理条件之重要。”那原文是：
这样，在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中，便当了一个立场的问题。只有同财主的父亲作了坚决的诀别的儿子，才能明白整个真理。至此，真理便有了伦理的条件；真理只对于那些站在正确立场——正义立场的人说话，就如真理只面对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却背向日本军国主义收夺者一样。真理本身或者并没有伦理的因素吧。但了解和掌握真理，却有了明白的伦理条件。是的，真理的伦理条件，这便是理想主义得胜的最牢固的磐石。刘绍铭：《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8页。
刘绍铭的结论是：从以上所引三段文章看，可知，陈映真在思想上，经过八年的迷失与流放后，“终于找到了他的磐石”同①。。
这篇长序是陈映真作品研究的另一篇奠基之作，后来的研究者不论观点如何，要全面研究陈映真作品，都会首先学习尉天骢的《一个作家的迷失和成长》和刘绍铭的这篇序文，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刘绍铭编集的《陈映真选集》出版的意义，不仅使陈映真的作品开始广为传播，而且也使陈映真“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年轻的小说家”陈映真：《一本小书的沧桑》。《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57页。，确立了陈映真在文坛上的地位。另外，在当时，作为政治犯、小说家身份的陈映真，被逮捕监禁的消息由此而得以公布于世界，无疑，对国民党政权也“形成一定的文化压力”同③，第558页。。
后来，1996年11月，陈映真深情地写了《一本小书的沧桑》，记录了这本《陈映真选集》的政治磨难。原来，1979年10月，陈映真又被台湾当局的安全机关逮捕。这本选集连同大量书籍文件被搜查拿走。人虽然是三十六小时“交保候传”回了家，被搜查的书刊，却要等到两三年之后才发还。这被扣押的书籍中，就有这本选集。陈映真现在保存的《陈映真选集》封面上有标签“A043”，就是侦警当时为了分类、保存贴上去的。扉页上有陈映真签的草书“陈”字。那是在侦讯室里，情报人员非要陈映真逐书逐刊签下的字，以证明这些报刊确属陈映真所有，不是他们任意栽赃。至于为什么他们把一本作品选集郑重其事地要当做犯罪证据去处理，直到今天，陈映真仍不能得其解。“在历史成为令人厌烦的唠叨的时代，这些往事，于今人怕连鸡毛蒜皮都不是了。”陈映真：《一本小书的沧桑》。《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58页。但是对于陈映真——
这本小书是超越思想和政治，虽不张扬却难忘而深刻的友情和敬意：是一个无可置信地荒废的时代所残留的化石……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总不能把文学仅仅当做流行时潮的游戏，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从这本小书的沧桑，或许就能找到答案的轮廓吧。同①。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破茧起舞——读《贺大哥》和其他
在《贺大哥》没有那种神秘的原罪色彩，而代之更深刻的社会批判。（何慰慈：《走上成熟的道路》。《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16页。）
《贺大哥》这篇小说的锋芒，从知识分子表层直戳美国社会和台湾社会的实质，其尖锐程度，是他过去的小说未有的。这显示了陈映真的视界已从台湾社会拓展到美国社会，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入到本质和根源了。——何慰慈（同上，第218页。）
1975年7月，蒋介石病故，陈映真特赦出狱。11月，就职美商温莎药厂。1977年2月，与陈丽娜小姐结婚。
说到特赦，那其实是减刑而提早三年被释放的。
在陈映真被监禁的这七年里，台湾社会经历了独裁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的高峰期。他重回故园，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更令他吃惊的是，台湾的社会思潮已经一反50年代后的冷战与内战思维。于是，他看到了保钓运动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大专校园萌发的社会意识在发展，高信疆主持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在不断地传播新的知识，激起新的文化的涟漪。他惊叹朱铭和洪通的艺术使人们发现深蕴在民间的强力审美，他也为“云门”创造性的舞蹈语言深入到人们的灵魂而激动不已。
重获自由，在文坛上，陈映真犹如伏蛹破茧，翩翩起舞了。出狱三个月后，陈映真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试论陈映真》，从理论上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其中包括经验与教训。紧接着，远景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亲自编选的两个小说集《第一件差事》和《将军族》。
然而，就在1976年，小说集《将军族》遭到台湾当局查禁。
这部小说集被禁的原因，在当时的台湾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与猜测。其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这部小说集所收的同名小说《将军族》，有两处写到了“红旗”：一处是，“伊正专心注视着在天空中画着椭圆的鸽子们。一只红旗在向它们招摇”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39页。。另一处是，“鸽子们停在相对峙的三个屋顶上，凭那个养鸽的怎么样摇撼着红旗，都不起飞了”同①，第147页。。而这“红旗”就有明显的所指的。
三年后，1979年，远景出版社又出版了陈映真另一部小说集《夜行货车》，其中，原先遭到查禁的《将军族》一字未改地收进了这个集子。可见，小说集《将军族》被禁，问题不出在这两处“红旗”上。比较小说集《将军族》和小说集《夜行货车》，我们可以发现，《将军族》集子里收入的《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和《死者》等五篇小说，《夜行货车》集子并没有收入。前面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五篇小说描写的是台湾民众的赤贫化，特别是台湾乡镇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绝望和反抗，在当时的台湾，这是很能引起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共鸣的。这对台湾当局来说，是相当可怕的事。我想，这才是该书被禁的真正的原因。
1978年，在出狱后，陈映真第一次发表了新创作的小说，一篇是《贺大哥》，一篇是《夜行货车》。这应该是陈映真劫后复出文坛的重要成就。
我们先看《贺大哥》。
（一）
据调查，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侵略者向越南投下了八百多万吨炸药，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投弹量的总和，造成越南一百六十多万人死亡和整个印度支那一千多万难民流离失所。美国自己也损失惨重，有五万六千人丧生，三十多万人受伤，国家耗资高达四千多亿美元。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那次在越南的军事卷入，规模最为庞大，光是1973年当年，美国在越南作战人数就约有五十四万人之多；时间拖延也最长，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是美国耗时最长的一次国外战争《北京青年报》，2005年7月20日，A16版。。在那场越战中，为了摧毁树林，以便找出隐藏在那里的反抗者，美军竟然向大片地区喷洒了橙色落叶剂。那橙剂中含有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二英，接触过橙色落叶剂的人，多数致癌而死亡，孕妇则生出各种畸形婴儿《越南橙剂受害者诉讼在美开庭》。《新京报》，2005年3月2日。。当时，还发生过整个村庄被美军杀光烧光的事件。其中，越南北部梅莱村民被血腥屠杀，就是美军的战争暴行之一。
前面已经说到，1967年，陈映真被监禁的前一年，他发表了《六月里的玫瑰花》。十一年后，他写了《贺大哥》。这两篇小说都取材于越战，都涉及到梅莱村事件，都写了美军屠杀梅莱村无辜村民的灭绝人性的暴行，都宣扬了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道主义精神。两篇小说人物的设置也有相同之处，男主人公都是参加越战受到巨大刺激而患精神病的美国青年，女主人公都是爱恋他们的台湾女子。所不同的是，《六月里的玫瑰花》写的是黑人军曹巴尔奈？E？威廉斯的故事，《贺大哥》写的是白人麦克？H？邱克的经历，一黑人一白人，各具象征意义，表现的生活也就更为深广了。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里，陈映真从美国军事侵略中的愚民政策以及黑人迫切要和白人享受平等地位的渴望切入，描写了一场人间的大悲剧。
一百多年前，黑人巴尔奈的祖辈是奴隶，曾经像牲口一样被买卖。祖父是南北战争时李将军的马夫。巴尔奈永远忘不了，很小的时候，他就不能走那条干净的、漂亮的、宽敞的白人走的街道，不能同白人的孩子狄克、汤姆、杰米一同玩耍。他曾经偷偷地用肥皂拼命地洗他的脸，希望把肤色洗白，却又总也洗不白。更为可怕的是，父亲常常只能在夜里带他出去逛街，在深夜的街灯下流浪。父亲一口一口地喝着酒，然后开始用他浑圆的低音轻轻地唱歌。在寒冷的夜里，喝完酒，唱完歌，父亲就带着他回家。有时候那个白人还没有走，他们就得躲着等他走。然后，母亲在门口送走那个白人，而母亲的身上什么也没有穿。再往后，父亲开始毒打母亲，咒骂母亲。母亲只是低声哭泣，从来也不反抗。最后，他们还得挤在一张床上睡下。就是在那些夜里，巴尔奈开始梦魇不止。
后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巴尔奈应征入伍了。一开始，巴尔奈还有些害怕。不久，他就喜欢上了军队的生活。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同当兵的白人平等地躲在一个战壕里，吃干粮，玩牌，出任务，一点差别也没有。他和白人被敌人击倒，一点也没有特殊。他觉得，只有在打仗的时候，他才“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合众国的公民”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4页。。有一次，他冒着弹雨把罗吉拖回战壕，敌人打烂了他的左肩。罗吉临死前对他说：“巴尼，真感谢你救我。”他哭了，他猛然想到这半生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对自己这样说过。有时候他真希望战争永远不要完。不久，他获得了军功。
那是巴尔奈从越南到台湾度假的第一天，他在一间酒吧里认识了吧女艾密丽？黄。正在他俩尽情地喝酒、狂舞时，巴尔奈的排长出现了，而且当众向他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黑人上等兵巴尔奈？E？威廉斯因为歼灭了长期躲在一个村庄上的敌人之功，传令晋升为军曹。其中，有一段公文是：“巴尔奈？E？威廉斯是个伟大的合众国战士，伟大的爱国者。他为了我们合众国所赖以奠立的信念，远征沙场。当他为了保卫并协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友邦而战之时，他已经为我们自立国之初即深信弗移的公正、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传统，增添了一份荣耀。”同①，第5页。这突如其来的荣誉，让他激动不已，也饱含热泪，进而，开始失声，最后，竟渐渐地号啕了起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