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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正惠看来，“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说是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4页。。
（二）
《铃珰花》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两个贪玩的小学生的纯真眼光，借助于他们的见闻和感受，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高东茂的形象，从而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的大肃清作了彻底的否定。小说在艺术上也是一篇上乘之作。
这篇小说的第一段只有五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一九五○年。”它一下子把读者的视线，就聚焦在上个世纪那个白色的、恐怖的50年代，直逼那个年代的另类人的生命世界。小说确实把这个“开门见山”的手法，运用得相当到位。这是其一。
小说又巧妙地营造了历史的时代的文化氛围，为主人公高东茂的出场，作了人文与自然环境的铺垫。莺镇周围的废窑、山前山后被遗弃的残缺的盘、碗、小饔，点明了故事发生在负有陶业盛名的莺歌镇。这里有郑成功带兵驻扎鸢山的种种传说。原先在那废弃小园中竖立的纪念日军征台、北白川宫亲王在此营帐设立行宫的石碑，在台湾光复以后，碑石虽在，碑石上的文字，却早被人用水泥涂去了。还有黑松林里国民党兵仔吃饭的情景，也都画龙点睛地展现了莺歌镇以及台湾的历史沧桑。而眼下，生活在莺歌镇底层的乡民生活异常艰难，人称阿顺的曾益顺的二叔，就因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跳到汹涌的溪流中去勾拖大水冲下来的流木当柴火，不慎被一块从深山流下来的木材，猛撞了他的胸背，救上岸来吐了几口殷红的血水，只能直躺，不能起来，就等死了。小说还穿插了一组组歌曲，生动地表现了小说中的人和事发生的时代，别有一种风韵。比如，有抗战歌曲：
——同胞们，
请听我来唱；
我们的
东邻舍，
有一个小东洋。
几十年来练兵马，
要把中国亡，
…………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6页。
——枪口对外，
齐步向前。
不打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同①，第11页。
还有《骑马战》、《台湾光复歌》：
——八年抗战，八年抗战，
胜利终是我。同①，第9页。
——张灯结彩喜洋洋，
胜利歌儿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庄，
台湾光复不能忘……同①。
更有那张扬志气之歌：
——太阳出来亮晃晃，
中国的少年志气强，
志气强唉……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3页。
这组歌曲不仅表现了小说中的人和事发生的时代，而且从侧面表现了教歌人之一的高东茂的思想品质，很好地营造了作品的厚重的历史的时代的文化氛围。这是其二。
其三，小说采用了电影镜头由远及近，由模糊而清晰的手法，展现了高东茂的风采。我们看，先是学生的追忆——
曾益顺在茅草地上向着疾驰的火车跳跃着，大声地叫嚷。当火车驶远，阿顺忽而默默地目送着它远去，脸上挂着一层的寂寥依恋。
“阿助，我问你。”曾益顺忽然说。
“嗯。”
“阿助，如果高东茂老师在火车上，他会看见我们——吗？”
“不知道。”我沉思着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有谁知道呢？同①，第11页。
于是，阿助就回忆起往事。去年，他们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在家长会的压力下，决心把经济困难和“智力”无法升学的学生，另外设班。高东茂老师是惟一的、极力反对分班的老师，但是，当校务会议决定分班时，他又志愿做这个班的班主任。后来人们称为“看牛仔班”的班主任。高老师在“看牛仔班”的教学很特别，一是增加了图画、唱歌的课；二是注重劳动实践，去帮助穷苦学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到田里学习种菜、施肥、除虫的知识等等，特别让人吃惊的是，高老师把学校公认为“素行顽劣”、又穷又顽皮的曾益顺升为级长，而且向全班报告筍龟的生活史。阿助清楚地记得，从曾益顺的谈话中，听到一些新鲜而又不十分懂的话，诸如，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穷人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等等。让人难忘的是高老师曾经向自己道过歉。那年夏天，像往常一样，许多同学向阿顺预订了筍龟，可是，一天天过去，阿顺并没有交货。五六个“升学班”的同学跑到“放牛仔班”找阿顺要筍龟，阿助忙过来解围，猛然，谢樵医院院长的儿子谢介杰向阿顺一推，阿顺竟茫然地、白着脸跌坐在四五尺远的地上。恰巧这时高老师来了，要筍龟的同学一哄而散，只有阿助一个人站在那里，高老师挥出一记沉重的耳光，甩在阿助的右脸上，怒声地说：“还没有到社会上去，就学会欺负穷人吗？”就在当天，放学的路上，高老师和阿顺同时迎他而来——
“庄源助，老师对不起。”高东茂老师微笑着说。我抬头望着高瘦的高东茂老师，看到他一张苍白的脸，用一双像是为了什么而长时忧愁着的眼睛望着我。
“分班是……大人做的坏事。”高东茂老师说，“老师的错，在于用一个坏事来反对另一个坏事。啊，啊，不懂吧？总之，老师对不起你了。”
我自然是不懂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五年级的学生都同时流下了眼泪。
“我们都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高东茂老师说，“啊，彼此……”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3—14页。
这时的阿顺也追忆着，他因为高老师对父亲的劝说，他十岁才入学的。台湾光复的第二年，“二甲那边的高厝，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
人们竟料不到，过了寒假，回到学校，却不见高老师了，“放牛仔班”换了一个女老师，曾益顺被撤去了级长的职务，又开始恢复打架、闹事和逃学的旧态。阿顺早已听说，在旧历年前一个细雨的夜里，一辆吉普车开进了高老师家的小院，两三个人下来敲高家的门。高老师撞破了屋后的一扇窗子，冲出雨中的黑夜，消失在通往大湖乡一带的稻田里。如今，这两位好友，在逃学的路上，再一次深深地怀念起他们敬爱的老师了……“高老师那么好，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谁知道呢？”同①，第14页。
再是洞中的突然出现——阿顺和阿助游逛到一个山洞口，忽然看见一个人影正要夺洞口冲出去。就在那一瞬间，阿顺发出一声悲厉的叫声：
“高老师！”
那人紧紧地握着一枝短棒，收住正要奔逃的双脚，回过头来。啊！那是高老师吗？脏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污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
“高老师……”
曾益顺开始流泪……同①，第32页。
在这里，陈映真突出地表现了高东茂的思想情绪以及他的变化：他猛然见了两位学生，先是惊恐，再是深深的忧伤，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高东茂极其简洁、干脆的语言传递出来的。
小说写道，高东茂开始以极度恐惧的神色，左右盼顾着，他用命令的语气说了两次“进去”。第一次，他指着洞口说“进去”，那声音又像是发自一个极其老衰的老人。阿顺首先毫不踌躇地走进了洞口。第二次，是他压低了声音，惊恐地斥责犹豫不前的阿助：“进去！”当师生三人进洞坐定了以后，高东茂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深深的忧伤代替了恐惧，他深深地忧虑着，这次师生山洞相见，将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灾难？他再一次用毫不含糊的口气，说了五遍“走吧”，但学生们执意央求要给老师带回点吃的。于是，他着急了，由微弱的语气，变为高亢的声音，连说“走，走！”当他说第六遍，也是最后一次“走吧”的时候，他的空洞的愁苦的眼睛里满含着祈求的神色。第二天，两位学生再次跑到山洞时，高东茂老师不见了。留在毛毯另一端的一堆花生壳，说明高老师已经离开了这里。小说最后点明老师被捕了。阿顺从大人的口中知道了逃离山洞的高东茂老师，不久就被捕获了。并且又在其后不久，有人在台北东站的一个告示上，在一排都被重重地用朱红的墨勾划过的名字中，找到“高东茂”三个字。
其四，结尾点睛似地揭示了开篇“一九五○年”那五个字的另类政治含义。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助虽说常常想起高老师，其实再也无从清晰地想起老师的面容。“但惟独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惶的、忧愁的眼睛，倒确乎是历历如在眼前……”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36页。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双仓惶忧愁的眼神所传递出的恐怖思绪，恰恰令整篇小说首尾呼应，而这种巨大的惶恐心理状态，正是台湾那白色恐怖50年代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的特征。
小说里曾经出现过多次铃珰花的意象，其中一段是这样描写的：“我一抬头，看见了一大片用溪石堆高的地基，周围用铃珰花树围成了篱笆。篱笆上开满了一朵朵标致的铃珰花儿。五瓣往上卷起的、淡红色的花瓣，围起一个婴儿拳头那么大的铃子。长长的花蕊，带着淡黄色的花粉，像个流苏似地挂在下垂的花朵上，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都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6—17页。这反复出现的铃珰花意象，是以它那淡红淡黄相配的典雅气质，还有那别样的花姿的美丽，象征着赴难人的高尚的心灵呢？还是以想象中的随风而发出的“叮呤”声告诫我们什么呢？我想，这意象所显现的含蓄而深邃的意义，正是这篇小说取名为“铃珰花”的缘由吧！
其五，用小孩子的眼光去似懂非懂地观看社会现象，看来是达到双重的效果的。一是，小孩的懵懂天真更凸现出社会人事间的斗争黑暗恐怖。二是读者从小孩的有限的了解，片断的情态中作一些自己的联想与解读。高东茂的思想观念以及他受迫害的前因后果，都得靠读者自己去发现，去认识，去判断。显然，这样的艺术效果也就更深刻。
当然，这篇小说确实刻印着陈映真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白色肃杀时代的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而由此沉淀在他内心世界里的对政治寒流的惶恐，对赴难人的敬畏与思念等等复杂思绪，都力透纸背，流向笔尖，铸成了这篇《铃珰花》的文字。所以，《铃珰花》除了谴责的意义外，还有一种难以忘却的纪念。1947年，他十岁。1950年，他十三岁。1947年的动乱，家家户户关门闭户。1948年、1949年前后，他家后院住进了一家外省人陆家。有一天，陆家姐姐被带走了。他在1976年他写的《鞭子与提灯》，提到这个记忆，写得很隐晦，甚至有人写文章误以为陆家姐姐是被黑道带走当妓女去了。1951年他上台北成功中学读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每天打青岛东路看守所经过，常看见从乡下来探望政治犯的家属在门口守候。50年代初，从莺歌镇到台北通车，经常，不，每天都看见枪决犯的告示。1969年，他被移送到台东泰源，第一次和50年代肃清幸存下来的无期徒刑政治犯们见面。1987年，他感叹地说：“这是蛮宿命与历史的会合吧。”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5页。他说，他“生动地感觉到历史是活的，无法扼杀，也无法湮灭”同①。。
（三）
《山路》以顺叙与倒叙交替的写法，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蔡千惠的未婚夫黄贞柏被判终身监禁，他们敬仰的好友李国坤被枪杀。不久，蔡千惠惊奇地发现，竟是自己的胞兄蔡汉廷出卖了他们。为了救赎回家族的罪愆，也为了革命情义，她冒充李国坤在外地结婚的女子，走进了母病弟幼的贫困矿工的家庭。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养老，送终，供养弟弟李国木读完大学。如今，弟弟成家立业，全家过着舒适的生活。一天，她在报上看到“叛乱犯”黄贞柏被假释回家。这突然的消息给她巨大的冲击。沉思现在，回顾过去，想想将来，她陷入了极端的困惑之中，甚至有了一种“油尽灯灭”的感觉。终于，在医学无法解释的衰竭中，她辞别了这个世界。
写这样一个故事，陈映真赋予了小说丰厚而又深刻的思想蕴涵。
首先，它谴责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岛上发生的那场政治上的肃杀运动。两位政治犯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作家却运用侧面暗写的艺术手法，揭露了台湾当局镇压的竟然是一种高尚的人——“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的革命青年。当读完蔡千惠给黄贞柏那封信后，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义举所动情动容。我们看其中的两段文字：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在桃镇崁顶的一个小村庄，您第一次拉着我的手。您对我说，为了广泛的劳动者真实的幸福，每天赌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决定暂时搁置我们两家提出的订婚之议。我的心情，务必请您能够了解啊，这样子说着的，在无数熠熠的星光下的您的侧脸，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好女孩子呢，贞柏。”记得当时国坤大哥爽朗地笑着，这样子对您说。然后，他用他那一对浓眉下的清澈的眼睛，亲切地看着早已涨红的脸的我，说，“嫁给贞柏这种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家伙做老婆，可是很苦的事。”和国坤大哥分手后，我们挑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往桃镇走。在山路上，您讲了很多的话：讲您和国坤大哥一起在做的工作；讲您们的理想；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与光明的远景。……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
读这样的文字，让我想到，早年，在鲁迅作品《药》中的那圆熟的侧面暗写艺术的影子，夏瑜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但那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形象，似乎就耸立在人们的眼前：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官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
……康大叔……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68—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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