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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68—469页。
现在，读《山路》，不能不说，陈映真确实是从鲁迅那里学来了这样的艺术了。你看，在《山路》里，人物也不出场，也只是侧面暗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却也能充分地得到展现了。
其实，严格说起来，这篇小说连白色恐怖也没有正面描述，但是，从陈映真严以选材，择取的一些细节，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觉到50多年前那种窒息的肃杀的政治空气：
“我儿，我心肝的儿喂——”
“小声点——”他的父亲说。蟋蟀在这浅山的夜里，嚣闹地竟唱了起来。
“我儿喂——我——心肝的儿啊，我的儿……”
他的母亲用手去捂着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漏着往下滴在那张陈旧的床上。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46页。
在这里，陈映真择取的正是生活中真实的然而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细节，表现了当年国民党当局有杀人的自由，而失去儿子的母亲连哭的自由都没有的残酷现实，想想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其次，进一层，小说展现了蔡千惠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那金子般的闪光精神，正是李国坤、黄贞柏等人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在给黄贞柏的那封信里，蔡千惠说，自己之所以毅然走进李家，有三个因素：
一是赎罪，替胞兄赎罪。信里写道，命运的风暴，终于无情地袭来。由于蔡千惠已经回到台南去读书，国坤、贞柏被捕的事，十个月以后才知道。当时她的二哥蔡汉廷也被抓走了。她的父母为此几乎崩溃了。其后不久，她终于发现，父母亲的悲愤，“来自于看见了整个逮捕在当时的桃镇白茫茫地开展，而曾经在中国大陆体验过恐怖的他们，竟而暗地里向他们接洽汉廷自首的条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2页。。信中，蔡千惠写道：“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暗黑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贞柏桑，这就是当时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的我的信念。”同①，第62—63页。
二是情谊所致。
蔡千惠在那封信里，第一次告诉未婚夫自己内心感情世界的波澜：“当然，您是不曾注意到的。在那一条山路上，贞柏桑，我整个的心都装满着国坤大哥的影子……他的亲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声、他坚毅而勇敢的浓黑的眉毛，和他那正直、热切的眼光。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因为是三十年后的现在；为您和国坤大哥都是光明和正直的男子，我以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回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恋爱着的心，”同①，第61—62页。紧接着这段倾诉，她又写下了她另一种感情抉择，她说：“贞柏桑，倘若时光能够回转，而历史能重新叙写，我还是和当初一样，一百个愿意做您的妻子。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着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同①。
尽管，蔡千惠对李国坤有过这种爱恋之情，但是，她说：“我终于决定冒充国坤大哥在外结过婚的女子，投身于他的家，决不单纯地只是基于我那素来不曾向人透露，对于国坤大哥的爱慕之心。”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页。她冷静地权衡了黄、李两家的情况。黄家，“薄有资产”，还有三位兄长，都使黄贞柏“没有后顾的忧虑”。而李家，家境贫困，老父在煤矿当工人，有一位一向病弱的母亲，和一个幼小的弟弟。她说：“更使我安心地、坦然地做了决定的，还是您和国坤大哥素常所表现出来的，你们相互间那么深挚、光明、无私而正直的友情。原以为这一生也无法活着见您回来，我说服自己：到国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同①。
可见，蔡千惠的自诉，披露了之所以坚决走进李家奉献一生，固然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又“决不单纯”是为此，正像她所说的，她要像李国坤、黄贞柏那样，做一个“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正像先辈那样，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她要继续战斗了。这，第三种，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蔡千惠对黄贞柏说：
贞柏桑：怀着这样的想象中您对我应有的信赖，我走进了国坤大哥的阴暗、贫穷、破败的家门。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64页。
这，不正是在传承李国坤、黄贞柏的革命精神吗！这一切，显然又都是为了那红旗飘扬的革命理想：
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密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同①，第64页。
这样，回过头来，对“赎罪”，我们又必须做具体分析。不可否认，在蔡千惠身上确实或多或少显现出陈映真所受的基督教的“原罪”说的思想影响，但是判断蔡千惠之所以选择这条自我牺牲道路的原因，“赎罪”，更多的成分，只是一种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在蔡千惠看来，李国坤赴死，黄贞柏被终身监禁，她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归根到底，革命者的奉献精神是她毅然走进李家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根本原因。
蔡千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后来者的光辉榜样。然而，蔡千惠却说，“至于我，这失败的一生”同①，第65页。，这又该如何解读呢？这就要看陈映真赋予小说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了。
读《山路》，可以知道，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蔡千惠的病因是什么？她为什么“突然就那样萎弱下来”？医生一再逼问：“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如，过分的忧愁，愤怒啦……”小说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李国木的不断思索，又不断否定，去探寻病因。当医生第一次提出问题时，李国木立即想到黄贞柏获释的消息。他心里暗暗否定了那是病因。他想，那只是对大哥思念的悲情，或许只为老朋友的生还而激动，但是，老大嫂在病床上反复说的话，比如，“现在生活好了这么多”，“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54页。他不懂，他茫然了。医生又问到发病前后的情况时，他再一次想到那则消息的冲击，他真的被弄糊涂了，老大嫂怎么会为黄贞柏获释而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呢？这里，医生不知内情，一脸困惑，李国木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到老大嫂死后遗物中留给黄贞柏的信，他才找到了答案。
原来，蔡千惠带着“绝望性的、废然的心怀”同①，第65页。写下了这封信。黄贞柏的释放，不仅使她多么的高兴，更使她“惊醒”。在总结自己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之后，她确认，她这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她突然明白：
……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毡、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被我遗忘了。同①，第64—65页。
她为没有把李国木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而感到愧疚。还有，早在十七年间，他们已搬离了台车道那边那间土角厝。七年前，他们迁到台北，而她，受到国木一家敬谨的孝顺，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这样一想，她又痛心地自责：
我竟也七八年间，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我对于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堕落了自己，感到五体震战的惊愕。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4页。
长时间以来，她自以为弃绝了自己的家人，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在黄泉之下的一日，能讨得贞柏和国坤大哥的赞赏。有时候，她甚至幻想着穿着白衣，戴着红花的自己，站在他们两人中间，仿佛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劳动者的褒奖。可是，如今，贞柏的出狱，惊醒了她，终于明白了，她没有尽到责任。她告诉贞柏，说：
……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然则惊醒的一刻，却同时感到自己已经油尽灯灭了。同①，第65页。
显然，蔡千惠并不是认为，当年被煤车压弯腰的人，不应当享受温饱、舒适的生活，而是她在自责：七八年来，自己因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却忘记了“为他人而活”的生活准则，而且没有把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给李国木。这样的反省自责表现了她严于律己的品质，但是，以此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奉献，也是言过其实的。在这里，作家这样写，是要借蔡千惠的口，尖锐地提出：在台湾，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却不知不觉地物质化了，异化了。
促使蔡千惠有一种“油尽灯灭”的感觉，还有另一个原因，信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近年来，我戴着老花镜，读着中国大陆的一些变化，不时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担心。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4页。
祖国大陆是蔡千惠向往的革命圣地，是她梦中旗帜飘扬的地方，然而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负面影响，让她焦虑了，让她揪心了，一旦革命圣地堕落了，岂不比个人的死还残酷？李国坤的赴死，黄贞柏半生坐牢，她自己三十多年的艰辛，岂不失去了价值？
无疑，蔡千惠的忧虑、困惑、痛苦，以至于绝望，正反映了陈映真的忧虑、困惑、痛苦和迷茫。当时的陈映真也陷入了这种难以自拔的颓然心态之中。路在哪里，他觉得茫然……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下，作家只能让蔡千惠死去，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由此看来，蔡千惠的死和《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的死，是有质的区别的。一个是为民族的命运焦虑而死，一个则是找不着个人的前途而自杀。
就这样，透过《山路》，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家深广的“入世”胸怀。他为他的故乡台湾人在异化，青年一代在异化而深感不安和忧虑；他也在为他的祖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景和黯淡前景而深感不安和忧虑。陈映真说过，他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于是，他就把他当时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流向了笔尖，化成了《山路》。
人的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肉体的，属于物质生命的部分；意识的，属于精神生命的部分。具有极强历史使命感的陈映真，其忧患意识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面对社会的现实，他的思索以及在思索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情绪变化，必然形成一股感情的冲力，激动着作家自己，也激动着读者。而这，正是情理交融所产生的一种审美艺术效果。
当然，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不能画等号。在《山路》里，尽管陈映真把他的困惑和茫然都倾注在蔡千惠身上了，但是，陈映真生命的底层意识里，还有一种“韧”性，还拥有一个希望。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鲁迅的名篇《过客》。尽管目的地不清楚，尽管路在哪里不知道，“他”还是一直要走下去，不停顿地走下去。陈映真相信，曾经为了“人应有活法而斗争”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5页。的黄贞柏，出狱只是另一场艰难斗争的开始，面对“家畜化”了的世界，黄贞柏将“硬朗”地战斗下去。这，正是《山路》的亮色，也是小说所蕴含的最深层面上的含义。
（四）
《山路》发表后，反响相当强烈。
其中，有两种看法，值得重视。
一种看法，是吕正惠的《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一文提出来的，认为《山路》的艺术处理，“基本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吕正惠认为：“《山路》的成功在于情节上的大架构，和最后那一封充满抒情风格的长信（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映真抒情才华的极致）。但除了那一封信，占小说绝大部分的前半，不论是描写现况，还是李国木的回忆过去，文字都过分僵硬、造作、缺少真实感。由于这种细节处理的失败，《山路》基本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7页。
这话不全对。
我们看《山路》的艺术造诣，关键是要看，《山路》是不是具有思想上的震撼力和艺术上的感染力。我觉得，要论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山路》是值得称赞的。上面，我刚刚已经详细地作了论说，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一种看法，是钱江潮的文章《〈山路〉读后随想》说出来的。当年的钱江潮认为；《山路》的思想倾向，不是反政府的小说，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作品。钱江潮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3月的《中华杂志》248期上。文章说：
有人说，陈映真的《山路》，是一篇反政府的小说。我特地买来一本去年八月号的《文季》，试读这篇《山路》，看不出该文与反政府有何关系，倒觉得是一篇最成功的、写实的、并对共产运动有深刻反省的作品。其成就超过了二、三十年前姜贵的小说《旋风》。钱江潮：《〈山路〉读后随想》。《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41页。
我不知道在讨论思想问题，具有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中，还有哪些比陈映真的《山路》更有深度，更令人读了能为中国的这个时代大悲剧而掩卷叹喟，进而深思的？！同①，第43页。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山路》是一篇反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小说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所谓“肃清”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首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直到1983年《山路》发表的时候，台湾当局对此并没有反省、自责，没有做出任何有关改正的措施。《山路》，还有《铃珰花》的发表，谴责了那场“大肃杀”，其矛头，确实指向了台湾国民党当局。事实上，这两篇小说在台湾文坛上，在台湾知识界所引发的冲击力，确实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党外反对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很快就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民众力量，迫使当时的蒋经国在1987年下令解除了“戒严”。
当然，当台湾国民党当局采取措施，加以改正他们的“肃清”政策时，陈映真也是给予积极的评价的。1988年1月15日，在《悼念的方法》一文里，陈映真就说：“两年前，从解除戒严开始，政府展开了一系列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开放和民主改革的政策。两年来，我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空前的变化，目不暇给。但我总是感觉到，或者在幻象中，仿佛看到一个孤单、意志坚强、和自己的病身、和历史、和日益绌短的时间奋力挣扎着，去实现民主改革，再造中华的、他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业的老人。”陈映真：《悼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