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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洹罚�1985年11月，创刊号。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64—165页。
后来，评论家姚一苇认为，它“是一篇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6页。。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面摊》所表现的博爱思想，正是这“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的序曲。青年陈映真一开始写小说，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
这篇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显示了陈映真从步入文坛的第一步起，就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角。陈映真从鲁迅的小说，从台北牯岭街旧书中汲取的祖国30年代文学的营养，在他的处女作里就表现了出来。我们知道，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艺术道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了小说如何对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问题，小说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把普通的人民群众，小人物，当作了作品的主人公来加以描写。晚清的谴责小说，写了普通群众，写了小人物，但都不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而且也没有成为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鲁迅不同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和华大妈，单四嫂子，人力车夫，七斤，七嫂，九斤老太，闰土以至于象征性虚写的“狂人”，对比性暗写的夏瑜，还有一次又一次登场的“我”，都是黎民百姓的普通人，都是小人物，而且都是作品里鲜明个性化的中心人物形象。可以说，鲁迅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通过陈映真的笔，注入到《面摊》的一家三口的人物形象里去了。当然，在这方面，在台湾，在陈映真这一代作家里，不仅陈映真承袭了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像黄春明、王祯和等都是这样。黄春明就说过，沈从文是他的“文学奶奶”，沈从文教会了他一生都在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另外，《面摊》这篇小说，还开始表现出陈映真小说艺术的一种独特风格。
这篇小说的叙事语言，不仅有客观实在的描述，更有那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忧郁，也是诗化了的，也是带着一丝丝浪漫情思的。比如，小说结尾：
孩子的眼眶又呛满了泪水——但是除了有些疲倦，他倒当真很安适的。模糊中，他仿佛从天边又寻到了几颗橙红橙红的星，在夜空中赫赫地闪烁着。
“……星星。”他脆弱地说。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里划着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后，便熄灭下去了。夜雾更加浓厚。孩子吸着凉凉的风，使他记忆起吃冰的感觉。（——妈妈，我要吃冰。）然而他终于只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什么来。
孩子在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肌肤里睡着了。至于他是否梦见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是无从知悉了。但是你可以倾听那摊车似乎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
格登格登格登……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9页。
作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病孩子的感觉、想象，再配上那星星艳丽的红橙橙的颜色，以及摊车“格登格登”的响声，把这一家人在困境中的悲哀诗化了。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人生无奈的愁绪，在色彩、声乐情感交织的韵律中叩击着我们读者的心扉。怪不得姚一苇要说，“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有它的韵味”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2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黑灰的基调——读《我的弟弟康雄》和其他
《我的弟弟康雄》是最早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结合后挫败的一篇。——尉天骢（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6页。）
1960年，陈映真二十三岁。
这一年，他一口气在《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
这时的陈映真，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的煎熬中。“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许南村：《后街》。但是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文学创作，“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他开始在创作过程中，一寸寸推开了他潜意识深锁的库房，从中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装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丰润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许南村：《后街》。。于是，他的笔下，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故事，有的“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同①。。这，确实曲折地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自毁。而且，文学创作又能让他“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友情和文艺的网络”同①。。文学创作真“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于干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同①。。文学创作给予了他力量。
这十多年来，读陈映真的小说，我常常为他作品里的那种郁郁而解不开的心结，为那浓得化不开的悲情，为那深层意识里的九死不悔的孜孜追求，还为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艺术魅力，不停地感动，在不停地感动中感悟他的小说所蕴含的见地和智慧，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
从读《我的弟弟康雄》开始，我反复经历了这样的体验。
（一）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的第二篇小说，发表于1960年1月《笔汇》1卷9期，这已经是一篇相当成熟的作品了。
写《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昭示给世人的人生真相是，美丽的理想主义光圈被严酷的现实碾碎了，人性扭曲了！无可奈何之时，人们只好用扭曲的方式来抗衡扭曲的社会！
作品里，主人公康雄留下了三本日记，日记上印的格言是：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truth。——N。Boileau。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页。其中，第一本写了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和耽于自渎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部分，描述了这位少年虚无者的童真的乌托邦的世界；另外一本多记录了他“等待”的时光。康雄清醒地说，他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自己的梦里，而他却像一个虚无的先知者一样，等待，等待，最后终于吞下了“青酸加里”而离开了人世。
康雄的这三本日记清晰地向世人展示出，他本来就是个热情的有理想的青年，现实却逼使他生活在矛盾、痛苦和自卑中。一方面，他展开了幻想的翅膀，在他那乌托邦中创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又只能让他在仓库里找到那份小差事，以凑足下个学期的学费。一方面，他真诚地仰慕纯真无邪的爱情；另一方面，他却在自渎的快感中自责，甚至为和客寓的那位主妇、跟自己妈妈一样年龄的女人相恋，失去童贞后而痛苦。一方面，他追求虚无的美境；另一方面，他又逃不出传统道德的规范，要依循一定的行为准则，一旦达不到这准则，就自责、自咒，在痛苦中煎熬。看那绝命前的日记，人们可见满篇都是绝望的呼叫：“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同①，第14页。“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同①，第14—15页。“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同①。终于，康雄真的达到极致的绝望了，在这极致的绝望中他也只能用自杀来显示自己无可奈何的抗衡了。
康雄以死而抗衡的对立面，究竟是谁？
康雄的姐姐说：“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基督曾那样痛苦而又慈爱地当着众犹太人赦免了一个淫妇，也许基督也能同样赦免我的弟弟康雄。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于不能赦免他自己罢。”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页。于是，她从表面的现象确认，“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教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同①。。
其实，康雄靠自己的努力，本应该让他获得属于他那份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社会权利，然而，他一无所有，不仅他理想中的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是泡影，就连他的生理心理的发展，也不得不沿着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给他制造的畸形轨迹，畸形地滑行。社会上的世俗、宗教的所谓的种种道德条文，又禁锢得他喘不过一点气，于是，自杀是留给他惟一能做到的抗衡手段。
人们应该认同，谋杀康雄的，是社会，是康雄生活的那个社会！
更为可怕的是，康雄消灭的是自己的肉体，康雄姐姐消灭的竟是自我的精神！
她诀别了那个因营养不良而尸白尸白眼圈的画家，拖了半年，最终嫁给了她永远都不可能爱的人，毅然把自己出卖给了财富。康雄姐姐说，确是存着一分最后的反叛意识，掷下她一切处女时代的梦想。这一切，都使她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向她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后的反叛，却使她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康雄姐姐的我自评价是：“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同①，第13页。
对弟弟的评价，也表现了康雄姐姐的这种反叛意识。她坚信康雄是童稚的。她认为，康雄曾经稚气地在禁园里扮演着一个背德者，稚气地偷尝了情欲的禁果，而终于又稚气地撕掉了自己的生命。即使如今康雄已经死去，但是那童稚的气息，却涂满了整个尸体。是童稚，康雄就天真而无邪。不止如此，她竟然还大胆地把弟弟和基督相提并论，认为弟弟也是圣洁的。在婚礼上，康雄姐姐仿佛觉得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正是她弟弟。不仅从胴体上看，弟弟白皙一如女子，头发多而秀美，眉目清秀，而且，内心充满着爱，爱着孤儿，爱着看不了病，上不了学的穷人。还有，弟弟的喃喃声——“我爱着你，深深地爱着你，像爱着死去的妈妈一样”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7页。，又萦绕在她的耳边。她想起这一切，想起这样一位可以和基督比美的童稚而圣洁的弟弟，却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她的眼睛就被泪水所模糊，她于是要求自己，要“反叛得像一个烈士。烈士是不应该哭的罢”同①。。
在康雄姐姐这里，上演的是一个超越了物质的、肉体的、吞噬人的精神的、心理的悲剧。生之悲哀，热情冷却理想幻灭之悲哀，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无奈之悲哀，都力透纸背向着我们袭来。
毋庸置疑，《我的弟弟康雄》里涌动着鲁迅的影响。
你看，康雄的姐姐和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用扭曲的方式抗衡严酷的现实上，何等的相似！
鲁迅笔下的魏连殳为社会所不容。一被校长辞退，失业的沉重打击甚至使他穷得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不得不被迫变卖家具和书籍为生，实际上沦落得已经求乞了。本来他就生活在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难堪的威逼和凌辱又横加头上，魏连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要复仇了，不过，他用的是一种扭曲的方式。他去做了一个师长的顾问，每月拿到现洋八十元的薪水。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心的。他承认，他已经躬行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但是有了师长顾问的头衔和八十元现洋的薪水，他的客厅里就又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总之，他又看见，而且又在捉弄他所鄙视所反对的那些凡夫俗物了。他从报复中感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虽然痛心于“真”的失败，反过来，他还是觉得胜利了，感到的是一丝丝快意。
在康雄姐姐的身上，我们分明地看到这个魏连殳的影子或隐或现，苦苦挣扎。
他们都是采用极端的方式，去报复，去抗衡。他们都违背了自己本来的意愿，做了他们先前所厌恶所反对过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疑是失败者；但从精神层面上的反叛意识看，他们无疑又都是胜利者。怪不得，在人生的悲剧中，一个，魏连殳，感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另一个，康雄姐姐，也有着一丝丝的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在用扭曲的方式抗衡严酷的现实上，他们的心真的相通。
《我的弟弟康雄》采用的是手记的形式。读着《我的弟弟康雄》，我们还不能不想起鲁迅的《伤逝》——涓生的手记。两篇小说都摄取了手记的内心独白的特点，都注重手记形式的自省意识。比如，《伤逝》的第一段：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13页。以下，本书所引鲁迅言论，凡出自这一套新版本的《鲁迅全集》的，只注卷别、页数，不再加注版本。
这里，有的是悲哀中的悔恨，悔恨中的悲哀。《我的弟弟康雄》的第一段，同样写了悲哀，那是悲哀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更深沉的悲哀：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于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也不能读完它们了。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1页。
一个是悲哀，悔恨，之后，似乎要直面人生，艰难前行了；一个是悲哀，无奈，之后，只能找到扭曲的方式去抗衡，但两个人物形象都袒露各自内心深处的思绪。《我的弟弟康雄》需要一种少妇独白的形式，需要人物形象的坦白陈述，需要自省，于是，陈映真就采用了《伤逝》的这种手记形式。其中，支撑点又是康雄姐姐对弟弟的日记所作的解析与评说，在凄楚语调的解析评说中，不断地反省自己。这，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感染力。
当然，感染力还来自于对环境气氛的渲染。比如对康雄葬仪的描写：
我的弟弟康雄的葬仪，是世上最寂寞的一个。平阳岗里，我们连半个远亲都没有。一个粗制的棺木后的行列，只有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孩子。没有人哭泣。这个卑屈的行列，穿过平阳岗的街道，穿过镇郊的荒野。葬礼以后的坟地上留下两个对坐的父女，在秋天的夕阳下拉着孤伶伶的影子。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走下了坟场，我回首望了望我的弟弟康雄的新居：新翻的土，新的墓碑，很丑恶的，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16页。
这，分明又闪现出了鲁迅的《药》的某些影子。《我的弟弟康雄》是父女两个，伴着秋天的夕阳孤独地对坐在坟地边；《药》是两个母亲，伴着春寒的冷风孤独地站在自己孩子坟头边的枯草丛中。在《我的弟弟康雄》里，两只乌鸦两次像箭一般的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