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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巨大的寒冷和寂寞”，严谨地听从心性良知的声音，坚持真理，为亿万百姓的疾苦说话；对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前途，永不丧失信心；在权力和比附于权力的时流之前，坚持真理与良知的自由；以及在世俗权力之外，直接从中国伟大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求取出路陈映真：《无尽的哀思——悼念徐复观先生》。《中华杂志》，1982年5月，第226期。《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66—67页。。陈映真还说：“中国的前途，一时还很崎岖，路子还很遥远。像徐先生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受些委屈，吃些苦头。并且，他们的身后，也还要回对那巨大的寒冷和寂寞。”同②。我想，陈映真自己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三）
陈映真在《面摊》等十一篇小说里，有意或无意地表现了性的潜在意识。他常常在不经意中描绘了性别的某些部位特征，但又都是点到为止，描写得真实、含蓄而纯真。比如：
柜台上的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妈妈。正是那个写字的警官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对大大的眼睛，困倦而深情的。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纽扣，把孩子抱得很紧。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页。
——《面摊》
女人和孩子都兴奋地望着那个疲惫的警官开始热心地吃着他的点心。爸爸用皱皱的笑脸巴结地替他添了两次肉汤。汽车的灯光偶尔扫过坐在阴暗里的母子，女人下意识地拉好裙子，摸摸胸口的纽扣是否扣好。同①，第6页。
——《面摊》
对着这样一个披着长而散的发，苍白但在某一方面却显得饱实的，年纪同我不过上下的小女人，处男的不更事，使我怎样也抬不起头来。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1页。
——《故乡》
……我望桌子底下的伊的肉白的踝和腿，忽然想起赌徒们传出来的笑话来。说是有一天哥哥外归，为了走进屋子里，用脚踢了一个睡得拥挤的赌徒，不料那赌徒一个翻身成为大字形态，哥哥才知道是个女子。全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哥哥于是支颐而坐，轻拍着那可怕的脑子，在牌桌上赢得了那女子。
这样地想着，竟脸红了起来。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2页。
——《故乡》
屋子里陆续地进来一些邻人和帮闲的，他的舅妈有声有调地哭着，旁边还有一个结实的少女，留着极长的头发，素色的洋装中，隐约地可以看见妇女的胸衣的复杂的带子。这该是秀子罢……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6页。
——《死者》
同样，作家也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潜在的性欲。如：
在这样的深夜里，对着一个无关的、濒死的老人以及一个强壮的妇人，他觉着一种轻微的噬人的蛊惑了。……
伊站了起来，他重又切实地感到那种噬人的蛊惑了。伊确是个强健的女人，在短薄的衣物中，伊是粗犷而结实的。秀子便是伊的女儿。去年有个传说传到他的耳里，是这女儿到新竹的矿区为人帮佣，后来和一个矿夫在一个坑里躲了足足一个星期，连饭也不出来吃，结果两人像鬼一样被拖了出来。
他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了。
…………
……他想起秀子了。矿坑的罗曼史在他的里面引起了新的蛊惑。……
虽是蛊惑在噬着他，但他也终于睡过去了。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1—52页。
——《死者》
这样写，毫无疑问是作家青春时期性意识觉醒后的心理变化在作品里打下的印记。这样写，作家笔下的人物在表现人性方面鲜活了起来。这样写，作品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些脸谱化的人了。
上面说到的，小说反映人物的性的潜意识、性欲，乃是人的生理本能的描绘，是属于人性中的自然属性范畴的。除此之外，这十一篇小说还表现了属于社会属性范畴的性爱的情感世界，进而巧妙地把孤独的心境和爱情的流变交汇在一起加以描述。于是，作家在表现小说人物深层次心理情态上，又闪现出了一个亮点。
比如，《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犹大，当和奋锐党人的政治思想斗争失败后，他的内心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小说细腻而真切地描述了这种心理变化，经历了——（1）开始，犹大颓然了。“那眼睛里的火焰就像灯火似的在顷刻间熄灭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6页。他陷入一种忧戚的孤独里。（2）接着，希罗底和他秘密地相恋，以及流落到迦萨的一段爱情生活，给了犹大莫大的慰藉，甚至他觉得“一切青年的野心、抱负也像一阵海风似的吹到无极”。同②，第87页。（3）不久，犹大自己也“终于发现他并不是能够完全地耽溺在情热之中的人”同
③。。他深深地爱着希罗底，这浓过烈醇的爱，却也不能抹杀他的困惑，他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心是寂寞的”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8页。。在不知不觉中，他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4）当犹大在旅行中遇见耶稣以后，他重新为生活拾得一个目标，返回迦萨的日子，他和希罗底不仅彼此都感觉到爱人的幸福，而且他们两个灵魂合而为一了。爱情的情热和革命的热情交汇在一起，一扫往日孤独的种种悲绪，使生命鲜活了起来。
在这里，改革或革命事业和个人的爱情的关系，作家的描写适度又到位。那就是，失败后的孤独急切地需要爱情给以抚慰和力量；而仅仅沉溺于爱，又不可能解开孤独的愁绪；只有两者汇合到改革或革命的事业中去，这个人才有生气，孤独感才会被幸福感所代替。
（四）
陈映真早期小说人物的人生踪迹，他的早期小说人物的心理特征，以及由此而曲折地表现出的作家自己精神孤独的心理，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郭沫若早年曾说，他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的。陈映真也通过自己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台湾社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的某些些本质特征。
就陈映真的孤独的意义而言，我们还很容易想到早年的鲁迅。
了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人，都知道，早年鲁迅有过两次战士的孤独。一次是，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绍兴，鲁迅目睹一片复辟的景象，像是看见新漆在剥落，意识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怀着无限的感慨，鲁迅走出来再“寻异路”，然而，南京，北京，现实依旧。那是一个桃偶已经登场，复辟势力甚嚣尘上的年代，鲁迅的心境颇为悲凉。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失望甚至颓唐，促使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整理古籍读佛经上面。这样的生活，使鲁迅感受到了未尝经过的无聊。开始，他还不知其所以然。后来，鲁迅想到，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可以使他前进；遭到反对，能够激励他奋斗；惟独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之荒原，无可措手足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他非常悲愤。然而，愤懑何益呢？切身的体验使鲁迅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于他太痛苦，他于是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甚至差一点再也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热情了。在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里，鲁迅甚至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鲁迅：《日记（一九一七）》。《鲁迅全集》第15卷，第273页。可见鲁迅的心情坏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样的寂寞是难以忍耐的，不可不驱除的。鲁迅又毕竟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和悲哀了。他，毕竟是那时的中国的一位勇敢的“革命党之骁将”，先进的“精神界之战士”，风暴就要来临，时代在召唤他放下碑帖和佛经，驱除这寂寞与痛苦，丢掉那怀疑与失望，再拿起他那战斗的笔，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中大声呐喊的鲁迅。他，终于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18年8月20日，在写给挚友许寿裳的信里，鲁迅就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鲁迅：《书信（一九一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6页。不久，他和新文化战线的先驱者们一起用战斗迎接了光辉的五四。
然而，历史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不久又走向了分裂。《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又一次经历这样的变化，使得鲁迅感到，他自己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界寂寞了，当年鏖战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旧战场平静了，北京城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两军对阵，仿佛只留下自己这一个战士，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对于鲁迅来说，革命的道路何在？新的战友在哪里？它只能独自追求和探索。这样的心态，鲁迅所作的深刻的自我描绘就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题〈彷徨〉》。《鲁迅全集》第7卷，第156页。好在，这时的鲁迅，即使是在沙漠里走来走去，也还要上下而求索，也还要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战斗的意志虽然冷得不少，却也不放下武器。很快，他又坚忍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了。
如果，这种战士的孤独，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的道路上带有某种规律性，或者说，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那么，陈映真当年的孤独就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了。时局使然，陈映真和鲁迅一样，既不是神，它可以“先觉”，却不是唯心主义意义上的“先知”，作为人，他也有难以避免的历史的、时代的、思想的、认识的，甚至阶级的，种种的局限性，他就难免这样那样的怀疑，悲观，孤独，乃至失望。好在，和鲁迅一样，陈映真也是战士，而且是各自的时代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别人难以替代的战士。在一时的怀疑，悲观，孤独，乃至失望之后，必定是再度的奋起，必定是新一轮的反抗着、呼啸着前进！
台湾社会变革的历史，台湾文化生活发展的历史，台湾文学变迁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五、有点亮色——读《将军族》和其他
《将军族》这篇作品一发表，便受到广泛的注目，奠定了他在短篇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人物的鲜活跳蹦，理念与情节的融合无间，深刻的悲悯情怀，都使人赞叹不已。——齐益寿（《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台湾文艺》，1979年12月，第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0页。）
1963年9月，陈映真在《现代文学》18期上发表《文书》。1964年1月，又在《现代文学》19期上发表《将军族》，6月在《现代文学》21期上发表《凄惨的无言的嘴》，10月在《现代文学》22期上发表《一绿色之候鸟》。1965年2月，他在《现代文学》23期上发表《猎人之死》，7月在《现代文学》25期上发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1966年9月，还在《幼狮文艺》153期上发表《哦！苏珊娜》，10月在《文学季刊》1期上发表了《最后的夏日》。到1967年1月，陈映真在《文学季刊》2期上发表了《唐倩的喜剧》，4月在《文学季刊》3期上发表了《第一件差事》，7月在《文学季刊》4期上发表了《六月里的玫瑰花》。
这几年，陈映真小说的基调开始发生变化。
那是1962年，陈映真按规定去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故事和悲惨命运，极大地震撼了他，让他感性地深入地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播弄”许南村：《后街》。。《文书》、《将军族》以及1979年才发表的《累累》，就是这种体会的间接和直接的产物。1963年，陈映真退役，当年9月进强恕中学执教，任英文教师，前后共两年半。1964年，陈映真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朋友的无私而真诚的帮助，他在知识封禁的台北，才能读到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各种新潮书籍。这些书籍不仅扩大了他的知识视野，也让他时时感到自己在用一种新的视点观察问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和几位年轻的同伴组成了一个以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有关现代中国革命书籍为主的读书会。
在《后街》一文里，陈映真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1964年，自己的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见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自己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命运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竟然在那侦探遍地的荒芜的时代，让几个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各种软弱和缺点的小青年，不约而同地，因着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1965年，陈映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还翻译了大正末年间日本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写的入门书《现代社会之不安》，为他的读书会增添了读物。然而，陈映真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进步，并没有使他在文学上表现出乐观和胜利的展望。相反，面对铁屋子似的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反而让他更加痛苦地喘不过气来。于是，被牢牢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的年代，生活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社会环境里，陈映真思想上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就浓浓地表现在这一年创作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猎人之死》之中了。当然，这种绝望的情绪已经与以前的伤感悲愁不同了。这好比黎明前的黑暗，愈是绝望，就愈是显得陈映真的思想将要发生一个新的突破了。也就是这一年，陈映真辞去教职，就职于一家跨国公司——美商辉瑞药厂。1966年底到1967年初，陈映真和他的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推动，以读书会为基础，组织了左派组织“民主台湾同盟”。这时候，他创作的《唐倩的喜剧》、《六月里的玫瑰花》，开始明显地摆脱了往日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调，注入了一种批判的气质，增添了嘲弄、讽刺的色彩。
我们也看到，这时候的陈映真，小说创作的视线，还转向了在台湾的大陆人，更加关注这些人的境遇，关注这些大陆人与台湾本地民众的关系。涉足这方面的题材，1959年到1961年之间，他写了《那么衰老的眼泪》，还有《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和《第一件差事》。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大陆人，或老兵，或军政人员，或知识分子，或一般富家子弟，等等。当然，由于作家创作作品的时间、地点不同，思想不同，作品的基调也就有所不同。
（一）
《文书》由“公文”、“报告”、“自白书”、“诊断说明书”四部分组成。其中，“自白书”是小说的主体，“公文”说明该案的性质，“报告”介绍该案的背景、疑犯的基本情况以及对该案的处理意见，“诊断说明书”是医生对该犯病情的证实材料。办案人在“报告”的第三点说明：他利用疑犯清醒的时候，让疑犯服用大量镇定剂后，才督促他写“自白书”，三天后写成。他又拼排删修了几天，才是今天所见到的这份“自白书”。办案人对这份“自白书”的评语是：“疑犯自少颇工于文艺，惟其中仍多荒谬妄诞之陈述，语多鬼魂神秘，又足见其精神异常之状态也。虽不足采信，或不无参考之价值焉。”陈映真：《文书》。《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20页。显然，写这个“评语”有两个目的：一是考虑到当时的台湾正是政治大肃杀时代，陈映真要以这种方法避人耳目。二是想对读者阅读这篇小说有提示的作用。这让人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的“识”中，也写了“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但是“间亦有略具联络者”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4页。。错杂无伦次的荒唐言语，其间却也有彼此相互联系的思想，这，正是小说《狂人日记》的奥妙之所在。同样的，透过精神异常之荒谬，妄诞之陈述，也可略见其心结——病结，再加深研下去，即是其“疯病”的社会根源，这，也是《文书》这篇小说的奥妙之所在。
《文书》里，主人公安某疯了，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一串串的幻觉中，他失手，竟然开枪杀死了爱妻杨珠美。在“自白书”里，安某叙说了他背负的沉重的精神负担，是怎么折磨他，以至于他痛苦不堪，惶恐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