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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是真心祝愿她。
“唉，”马老婆子笑着叹了口气。“能搞清楚就好。戴着帽子的日子真难过！”又转向她问道，“咱们写到哪儿啦？一九六三年……”
“等会儿写吧。”她放下笔，向墙上一靠，“有人来了，还不聊一会儿。”
“是呀，是呀。”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为了自己的事都晕了头了。你们坐着，我去找点墨水去。”
马老婆子有意避开了。
是个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却不识贫农团长的抬举。
结果……
沙枣花的香味更浓郁了，象雷雨之前那样，从窗户中、从门缝里飘逸进来。在那间小屋，里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这间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进来。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也写个申诉？”
“嘿，无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是我错，就是他错。既然我已经劳改过了，还提它干啥！再说，就是给我平反了，那三年时间能给我找补得回来么？”
我无话可说了。她比我还看得透。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领口的钮扣敞开着，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前胸。皮肤仍然是黄白的，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应该写申诉。”她说，“你就从右派问题上捯腾起。后面的事，其实都是从第一件事上闹起的。你平反了，没准真跟马老婆子说的那样，还能去教书哩……”
“算了吧，”我摆摆手。“就是因为要从根子上捯腾起，所以现在我才不捯腾。”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
我把眼睛从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开，想了想应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来，“邓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这倒是个让我惊奇而兴奋的消息，怪不得现在写申诉书成风。“是真的吗？”
“当然，人家都出来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个！
这本来应该是从报纸上、广播上宣传得人人皆知的事情；报纸广播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份份从一位数直到三位数的“红头文件”。但在荒僻的居民点，在一个由风暴无意识地抛来的杂物凑合起来的小村庄，在住在这个小村庄的我眼里，从传播媒介中传来的国家大事，就象一连串象形文字，一连串符号，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笔划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可是那曲里拐弯的笔划构成了一座真正的米诺斯迷宫，局外人注定是不可理解的。最高层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它的力经过无数传动杆传递到下面，到此地，好象要经过月球把太阳的光反射到地球上来的相同里程，我们的神经末梢只能感觉到一点点轻微的颤动。在这里，大自粮食定量的增减，小到今天书记主动“请”我抽一支香烟，你就在这里面去捕获微妙的信息吧。理解是不可能的，完全得凭感觉，于是一切都神秘化了：陨石、地震、母鸡司晨、怪胎、毛孩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自然现象，和越南停战、西哈努克访华、姚文元的大块文章、国宴上姓名的排列以及在曲径小道旁开出的新闻之花，对社会的影响仿佛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天人合一”学说盛行的时代；我们又返回中世纪。我努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理解规律，书上的东西全是明明白白的，我大致知道社会要往什么方向去。这种理解不但是支持我生存的梁柱，并且化为我灵魂中直觉的触须。但一接触实际，一切都紊乱了：那些传来的信息全非线性排列，而是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它逸出了常规，并且干扰了直觉，就和飞机施放的金属雨干扰着雷达波一样。
但是，这个信息非同一般。直觉告诉我外面是真正要起变化。一股火焰穿过烟囱；一股热流贯穿我周身的血脉。同一条船上翻下来的，不管是先翻下来的或是后翻下来的，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爬上了那条大船，并担任了船长，他当然首先要指挥营救。至于那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以后会向哪儿开，得等到把所有的落水者捞上来再说。
她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我。一对女人的眼睛，不是羊的眼睛，但却象羊的眼睛一样温顺、怀疑、警惕、游移。而这时我能向她说什么？一种朦胧的感觉不能算是理解，即使理解了也难以进入那座迷宫。我并不想把那条大船击沉：既然我已经落水了，大家都下来吧！这条船应该有我的一份！我只想回到大船上去，晾干我的衣衫，舔净我的伤痕，在阳光下舒展四肢，并在心灵深处怀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参与制定船的航向。十几年来的经验已经说明了：可以由一个人掌舵，但不能由着一个人把船爱向哪儿开就向哪儿开。但我能把这些说给她听吗？
电灯泡雪亮，我已经不习惯这种光明了。羊圈里几个月来点的都是上一个世纪的煤油灯，我喜欢那种黑暗中的温暖。在黑暗中想象着呢喃的细语，轻柔地抚慰我寂寞的神经……而现在我面前竟坐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而且是她！她在劝我，用那款款的动听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又言不及义，仿佛有弦外之音。我忽然悟到了她目光中询问的意义：这间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和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难道除了“申诉”、“平反”，就没有别的话说吗？
她的目光中不仅有询问和游移，那闪闪烁烁的光波里还有期待、盼望和默许。仿佛她己支好了一种架势，只等待我猛地一击。但她又绝不会进行抵抗，她准备好了在我的一击之下全面瓦解。我坐在这边床上，她坐在那边床上，中间是一条褐色的泥地，不足两公尺。这真正是一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你把它当成森严壁垒就是森严壁垒，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便会化为乌有，弹指一挥就能抹去。时间在默默地流淌。她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诡谲而神秘。那大胆而又无声的呼唤在岑寂中频频作响；虽然她穿着衣服，但薄薄的衬衫下有鲜明的轮廓。一个赤裸裸的肉体又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今天是个好日子。好事怎么都挤到今天一块儿来了？这是值得庆祝的！我好象已经半解放了！我脸上也乏起了诡谲而神秘的微笑。我想她能理解；我想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既然她能识别男人不同的眼睛。那黄色的内分泌不断地增加；我醉醺醺的。我体会到一种惶惶不宁的幸福，一种极为快乐的紧张。我又觉得口干舌燥，象在芦苇荡中一样……
但正在我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时候，马老婆子却推门进来了。
“唉！四处找不到墨水。”马老婆子向我和她的脸上搜索似地各瞥了一眼。“真命苦，写个申诉书都这么困难。”
“你到办公室找去，”她怂恿她，“会计那儿有。”
“嗬！那可了不得！”马老婆子佯装惊吓地说，“那曹书记又要问了：你写啥？你又没亲没故，要写信？肯定是写告状信！”
我们都轻松地笑起来。马老婆子满布皱纹的脸上又露出十六岁的天真。
“还是你们好，”马老婆子说，“要不在乎它，也就不愁了。”她又在木箱前坐下来，操起一件缝了一半的衣裳，头埋在衣裳上，单刀直入地说，“真的，我不是说笑，你们俩正好是一对！”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抿着嘴笑。
马老婆子是好心，可是太急切了。
我说：“你大概是指我不写申诉，她也不写申诉吧。那么，你写申诉，周瑞成也写申诉，你们不也正好是一对吗？”
“你又没正经了！”马老婆子把针在头皮上一刮。“我说的是真格的！你们俩都劳改过，谁也别嫌弃谁；年龄也相当；你有文化，人家文化也不低，上过初中哩！黄香久一搬进来，我就想到了，就等你回来呀。”
“去、去、去！”她笑道，“我再不结婚了。这辈子结婚结够了！”
“咦！”马老婆子教训她，“咋能不结婚呢？女人天生下来就是跟男人配对儿的。”又说，“我是没人要我，有人要我也结婚！”马老婆子的决心倒挺大。
“怎么没人要？”我说，“原先那个贫农团长就要，可是你不跟。”
“那不行！”马老婆子正色说，“他有妻有子的。他要是没家，我也跟他了。他人还挺不错哩，长得人高马大的，能踢能打，是块当官的材料。他给我戴上帽子，本想压压我的傲气，没有别的。”
看来她还恋着他。可是他却把她逼得离乡背井，劳改三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我不满地问。
“那其实也不是他闹得我受不了，是老家吃不饱。逃出来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咱们是成帮成伙地逃的……可就是我倒霉！”
“可是你要想想，那张通缉令还是你那位团长发的呀！”我想说，你别这样痴情了！
“唉！他只是想把我抓回去，放在他的跟前。谁想碰在运动上……”
没有办法！这真如黄香久说的：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我看看黄香久，她只是瞅着马老婆子笑。这种笑意味深长，是同情她？是卑视她？是讥讪她？抑或是鼓励她再提我们两人的事？……
从她们房里出来，满天星斗，黑暗中，从北京上山下乡来到这儿的女知识青年何丽芳，用哈萨克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的调子轻轻地唱道：
我的价钱并不高
尼龙袜子两麻包
要是你觉得过意不去
再加一块罗马表
“哥儿们，”她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咋样？你这一冬天在山上捞足了，‘大团结’总存下七八张吧？”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我说，“明天去吧。”
“晚了才好办事呀。我们那一口子回北京探亲了。”
“你也不怕黑子回来撸你！”
“哼哼！他在外面也是这样，靠两根手指头挣钱。”她的眼睛在墨似的暗夜中象猫眼一样闪光。“这会儿，谁管谁呀？！”
“回去睡吧，”我劝她。“黑子跟我是朋友，我怎么干得出来？”
涓涓的细流在一点一点地啃啮上面的冻层……
我仰天叹了口气：我怎么能把人“思谋”得透？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二部
第四章
罗宗祺两脚悬空地骑在大梁上。所谓大梁，不过是根胳膊粗的木头。他在盖他家的小厨房。
“整了你十几年，你还这样天真。我劝你不要抱多大希望。”他把钉子对好了部位，挥动起钉锤。“这不，我也平了反，我也主持了工作——当然要比他官小得多，可也是一方之主。但我这就告诉你，我能不能扭转乾坤。”
咚、咚、咚！他好象很气忿，又似乎要叫我清醒。我走了一上午，从我们团场到他的团场足足有四十里路。阳光明净极了，使我想起大海。我要到他这里来求教那些象形文字。他能把我领进迷宫。但他刚把我领到第一道走廊，阳光就昏暗了。
我不停地喝着茶。茶很酽，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茶了。它会把带血的肉食化得精光。一杯茶就能把我从食肉动物变成人。文明真是奇妙！垂着竹帘的房子里还响着呼呼的声响。那是朱蜀君在为我剁饺子馅。有肉有面就行，为什么非要用面包着肉才好吃？这一切我都不太习惯了。还有这小院：蜀葵虽然没有开花，但已经长得很高。一小方平整的土地上，栽着西红柿、辣椒、茄子的绿苗。黄土用筢搂得茸茸的，仿佛一条地毯。两只灰蝴蝶在漫无目的地翩飞，靠墙还有一棵小杏树。
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有一种回到家来的感觉，尽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我躺在帆布椅上，昏昏欲睡了，但又酝酿着要讲话的冲动。
罗宗祺继续说：
“我是这里的团场长，可是给我配的搭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老太婆原先是秦渠农场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当然一筢子全搂了进去。她女儿往牛棚里给她写信：妈，他们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咱们断绝关系吧，哪怕暂时假装一下也行。可她是怎么回信的呢？她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要女儿真正地——注意，不是假装的——跟她断绝关系，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不要‘温情主义’，要她坚决革命到底。结果，一个十七岁的丫头成了一个凶得叫人害怕的打手，据说打断了两个老地主的骨头。你想想，一个连妈都不认的人还认得谁？只有这样中了邪的妈才会教育出这样中了邪的女儿！
“好。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婆，现在当了我的党委书记。我说，让农工们自己种点菜吧，这儿荒地多得是，业余开点荒，调剂调剂生活也好。菜刚长出苗，她就派拖拉机去全犁掉了。我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的一个茄子、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都是社会主义的财富，为什么不让他们种？她说，社会主义财富只能是在国营企业里生产的，个人生产的一律是资本主义。她还背了一大套语录，我当然说不过她。从此，我们两个见了面都不说话，她走东，我走西。老章，你想想，一个团场长，一个党委书记，是这样的关系，工作能搞好么，连在二者之间取个平均数都不行，双方的力量都抵消掉了，最终等于零。
“从这点，我就推想小平。那老太婆至少还不是过去整过我的人，而小平偏偏跟整他的人在中南海里划一条船。你想想，把一群惊魂未定的人跟一群饿狼放在一条船上，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周总理还病着。哼哼！……据我看，这只能是悲剧的继续！”
他停下手中的锤子，居高临下地瞅着我。那眼睛使我想起悲观主义的老乏羊。我也悲哀地微笑了。
“唉！”我伸了个懒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喂，老罗，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太长了，演了十几年。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觉，我这个演员是演乏了。”
“在中国，没有观众，都是演员！”他断然地说。“一部分演整人的人，另一部分演挨整的人，到了一定时候，又互相对换一下。你不过是演挨整的人演乏了而已。怎么样？你也想演演整人的人么？……”
罗宗祺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长脸，如果他那对炯炯的眼睛再深一点，挺直的鼻梁再高一点，活脱是一个英国的福尔摩斯。一九七○年，我们一起蹲过两年监狱，共盖我的一床棉被，共用我的一个饭盆，因为曹学义以前的那位连队书记，连朱蜀君送来的一根筷子也要没收。在一个被窝里冻得索索发抖的时候，我曾向他说，林彪肯定不得好死！他问我有什么根据。我说什么根据也没有，只觉得他象我认识的一个被枪毙的劳改犯。这个劳改犯外号叫“四百瓦灯泡”，也是个秃头，两个人脸上的法令纹和下巴都很相似。开心地笑了一阵，便不感到那么冷了。他每天请罪有一个特别的姿势，不是低着头，而是歪着脑袋，仿佛在沉思。从他那一长串请罪词中听出来，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他就挨过整，一九五七年包庇过“右派”，一九五九年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六年终于被划拉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司令部”设在哪里，指挥过什么战役，于是惹恼了“好！好！好！”的“革命委员会”。监狱里的人都知道，如果他没有背这么多历史包袱，早已是厅部级干部了。
“我看透了，”他骗拢腿，从房顶上爬下来，一边爬一边说，“现在最好是给自己盖个小厨房啊，打件家具啊……哎，老章，我自己用汽车轮胎绷的沙发还是挺好的，跟弹簧一样。你进屋里来试试。”
虽然他五十多岁了，但手脚还很灵便。“我没有发胖吧？”他站在地上洋洋得意。“人还是应该蹲蹲监狱，一来对身体有好处；二来蹲了监狱你才知道，同志常常不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人，而是在一起坐过牢的人。”
我们掀开帘子进屋，在他亲手做的沙发上坐下。我说：“老罗，我觉得，我们的悲剧不光是因为人和人的相互牵制，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有了毛病。”
“是呀。可是你要改革制度首先要调整人和人的关系。”他倒着茶说，“要我和老太婆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别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连盖个公共厕所的决议也通不过。”
“还有理论，”我突然发作了一种幽默感，“我觉得我们现在实行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杜林主义……布哈林主义，还有秃林主义！”我笑着说，“国民党实行所谓的‘三民主义’，我们在实行‘三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