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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五蠹》）这种论述尽管有其不科学之处，但承认历史进化与变革的脉
络却是很清楚的。所以他接着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
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
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有力地嘲讽了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并且指
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这种思想体现出
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
法家把人际关系看成纯粹的利害关系，君臣之间，雇佣之间都是利益相
交。“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在《六反》中说：“君不仁，臣不忠，则可
以霸矣。”这与儒家的观点显然是不同的。他在《备内》篇中说：“舆人成
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
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在《外储
说左上》中又论述了雇佣关系：
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庸
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
尽功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
这是说，雇农用力耕种，不是由于对主人有什么恩爱，而是由于能多得报酬；
主人对雇农的待遇较好，也不是由于他们爱护雇农，而是希望雇农把田耕种
得好些。这种以利害相交解释人际关系的观点与儒家显然是不同的。
③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自然观。在哲学上，韩非继承了道家的变化思想
与荀卿的唯物观点，认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解老》）肯定具体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道”、“理”也要随之而变化。
这就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理论根据。
a。自然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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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改造和发挥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作《解老》、《喻老》，吸
取其精髓，提出积极的自然宇宙观。韩非在其著作中，客观、唯物地讲清了
“道”与“理”的规律。他一方面认为天地、日月、星辰、四时、季节都是
道的体现，充塞宇宙；一方面又指出“道”不同于宇宙万物，所谓“道不同
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而是宇宙运行的一种规律。他在《扬权》中说：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
盛，而不与其宁。”在韩非看来，“道”为本源，所以弘大无形；“德”为
事物的性质，所以核理普至。“德”是“道”的体现。群生万物依据“道”
而生成变化，而“道”却不干预它们的生成。
韩非提出“理”的概念，是对哲学史的重要贡献。他说：“理者，成物
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
这是说，事物各有其存在之理。“道”也就在其中了。所以说，道是“万理
之所稽”。 （《解老》）这里包含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b。无神论思想
韩非发展了中国先秦社会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并且从认识论及社
会原因上论证了鬼神的虚妄。他说：
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
气治，而举动理则少祸害。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
之祸者，其轻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 《韩非子·解老》
在这里他指出人有病有祸则畏鬼，内无病痛外无祸患就看轻了鬼，说明对鬼
的迷信实际上是一种由客观压力形成的心理错觉。他和荀子一样，反对“营
巫祝”、“信讥祥”，把迷信鬼神看成国家灭亡的一种征兆。而认为一个人
的功名成就全在利用客观条件进行努力：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
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
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
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
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
—— 《韩非子·功名》
由于韩非子不信神鬼，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观，所以他认为：人要
获得知识，就要充分发挥生理感官的作用，并且对感觉得来的东西用“心”
进行理性的思考。他说：“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
之声，智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
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夜之险，聋则
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 （《韩非子·解老》）这段
话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时，他又提出用“参
伍”的方法对事物分类排队，比较研究，以求得正确的认识。
c。辩证法观念
韩非子的认识论中含有辩证法的观念。在其著作中，两次提到“矛盾”
的故事，反映出客观事物的两难处境。他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儒家的忠孝观，
揭示出其中的弊端。在《五蠹》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名叫直躬
的人，其父偷了人家的羊，直躬告到官吏那里，令尹说：“杀了他。”儒家
认为直躬“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说，看来，从儒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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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君之直臣”就是“父之暴子”了。又讲，鲁国有个人跟随君王出征，
“三战三北”。孔子问其故，回答说：“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孔子
认为是孝子，推举他走到了上层。韩非子说：“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
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
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这实质上也正
是儒、法两个学派在政治主张上的矛盾。
（3）兵家及其他哲学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巨变的时期，兵戎频繁，兵家在这个历史
舞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著名军事家在其著作中
都总结了宝贵的用兵经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① 《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
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一个是春
秋吴王阖庐时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孙武，吴王阖庐曾经读过他的兵法十三篇。
一个是战国齐威王时与孟子大致同时的孙膑，亦有兵法留传后世。后传《孙
子兵法》十三篇，为孙武所作。《孙子兵法》中，关于申明赏罚，“令民与
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 （《计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
爱子” （《地形篇》），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奖励耕战的精神。对于战争与
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体现出对战争作用的深刻认识。《孙子兵法》
揭示出战争中一些重要的规律，它不但有军事学的价值，而且有哲学上的意
义。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和朴素
的唯物主义思想。
a。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孙子兵法》对于战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在它从客观现实去
考虑战争的胜败，而不是从主观的空想出发。例如，对于进攻、包围、退却
的战略部署，它提出必须根据自己的兵力：“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
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谋攻篇》）如果多于
敌人十倍、五倍、一倍的兵力，起码要敌我兵力相当，才能考虑不同情况的
包围或进攻。如果实力不如敌人，那就要考虑避开敌人，以图再找机会战斗。
《兵法》很重视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孙子认为：条件具备了，才能有
取得胜利的把握“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
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谋攻篇》）由于他充分认
识到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决定胜败的客观条件，所以他反对用宗教迷信去指导
战争：“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
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兵法》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
攻篇》）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
b。军事辩证法思想
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孙子兵法》提出了丰富的原始的军事辩
证法思想，提出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辩证关系。
作为职业军事家，孙武当然主张靠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他看
到了战争是取得政治胜利的手段，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实现政治目的工具。如
果能用其它方式达到胜利的目的，就可以不必经过战争。他指出，善用兵者
（不在于“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而在于“兵不顿而
利可全” （《谋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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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认为战争持久不决会造成国内经济困难。《孙子兵法》不但初步看
到战争与政治、经济相互依附的关系，还深刻地认识到战争中的一些矛盾，
以及这些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如它讲到进攻，也提到防御；
讲到快速，也讲到持久；讲到分散，也讲到集中。它还提出一系列的矛盾对
立范畴：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
治乱、胜败等等。这些对立双方通过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如：“怯生
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又如：“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
生。” （《势篇》）意思是，只要指挥得当，主动地利用这种危险的环境反
而能激励士气，转败为胜。
c。主观能动作用
《孙子兵法》提出在战争中主观能动作用的意义。在战争中要善于利用
条件，争取主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虚实篇》），即发挥主
动性造成敌人的被动，而使自己免于被动。“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
者，敌不知其所攻” （《虚实篇》），即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使敌人
把握不住我方的情况，无法对我方进行有效的防守或进攻。尤其是孙子的“知
己知彼”的原则，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如实反映现实的精神，也体现
了从矛盾的双方的特点去认识事物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说：“战争不是神
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80页）。
②吴起、孙膑、尉缭的军事思想。除孙武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吴起、
孙膑、尉缭等著名军事家的宝贵军事思想也是一份珍贵的哲学思想财富。
a。吴起的军事哲学思想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与孙武齐
名。他在魏国西河“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正是他的军事哲学思想的
光辉体现。吴起始为魏将，后赴楚，死于内乱之中，著有《吴起兵法》。
吴起具有唯物主义的战争指导理论。他认为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子·料敌》）他对当时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都了解得很清
楚。其次，他提出“因形用权”的主张：“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
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治兵第三》）这是对孙武用“水无
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势”的辩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吴起还用辩证的观点正确分析了生与死的关系，强调了作战的勇敢精
神。所谓“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第三》）从哲理上讲清了
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他还提倡勇敢精神：“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论将》）《战国策·齐策》中谈到齐国军队被燕国军队连破七十
余城，“人相食，骨相析”，仍能围守孤城，这种心理素质不能说与吴起的
军事思想无关。
吴起还论证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以“以少胜多”的军事哲学思想。
“愚将，虽众可获。”（《吴子·论将》）他在《应变》中说，只要避开平
坦开阔之地，利用险要，就可“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
他曾创造了以五万人加车百乘，骑三千而“破秦五十万众”的辉煌战绩。《尉
缭子·制谈》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可见吴起
在军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杰出成就。
b。孙膑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膑 （约公元前378—前302年）生于齐国阿、鄄之间 （今山东阳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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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为兵家之祖孙武的后代。据说，他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遭
庞涓谋害，受刖、黥之刑。于是孙膑从魏奔齐，领兵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
中大败魏军，使诸侯东面朝齐。著有《孙膑兵法》，古已失传。1972年山东
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的出土文物中包括《孙膑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从而使
这部失传了千年的军事著作重见光明。
孙膑在总体上提出以“道”制胜的原则。他在《陈忌问垒》中说：“先
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道”即客观规律。他在《八阵》篇中说：“夫安万
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其次，在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方面，孙膑非常重“势”。“势”是一种由权力，威望和形势综合形成的一
种无形的力量。他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吕氏春秋》说：“孙
膑贵势”。孙膑在 《兵法》中用《势备》一篇专门讲“势”，他以弓弩作比
喻，说明“势”的无形力量：“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之？发于肩膺之间，杀人
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在马陵之战中，齐军伏击魏
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靠“势”取得了胜利。第三，孙膑还认为军阵，
机变能力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有密切关系。总之，孙膑在用兵作战方面有不
少值得借鉴的军事哲理。
c。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尉缭，战国中晚期魏国军事家，从商鞅之学，曾与魏王论政，公元前237
年入秦，助秦王统一六国。秦始皇“衣服食饮与缭同”，著有《尉缭子》29
篇。
尉缭具有大一统的军事思想。他提出通过战争“北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尉缭子》卷五《兵教》下）主张用战争完成统一大业，反映出新兴地主
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在军事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宫、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
已矣。”《尉缭子》卷一《天宫》）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天文星象、占卜
时日为迷信，不如人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种离开阴阳五行的军事思想
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兵者，所
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仪》）又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 （《兵令》这些认识都是正确而深刻的。总之，尉缭子
的军事思想在统一六国中起到积极作用，是先秦军事哲学思想中的一家之
言。
③其它哲学流派。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上述儒、墨、道、法、兵，各家
哲学流派之外，还有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哲学和后期墨家的名辩思
想，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统一在这里论述。
a。名家学派的哲学思想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称依据法律条文辩论是非的人为“刑名之家”（《战
国策》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