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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发展之路-厉以宁、柳传志、张维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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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说,假定我们在民营经济的论坛,跟今后民营经济的各种研讨会上,大家都抱着这样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协作,我们共同来使中国的经济上去,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我相信民营经济,能发展得更好。 
  谢谢大家! 
  柳传志:我想从我们自己做企业切身感受谈谈,就国有体制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在哪儿?我觉得那个旧的国有体制的问题,大家都说得非常明确了,根本的问题就是主人问题。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主人?这个主人对企业的利润感不感兴趣?在这个股市上,这个投资人一般都是这么说,要对这个企业持续增长的利润感兴趣,就是你这股票的高低,不仅是利润还要增长,还要持续增长,这人家才花钱买你的股票,你的股价才能升上去,但是现在我们要看我们这个投资人,到底对这个利润是不是感兴趣,这就决定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办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的这个出资人,他以什么形势来对企业来进行运作的呢?基本上都是凭着自己的这个股份,再派代表在董事会里占有席位,然后这个董事会的席位怎么办呢?一个就是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做出决定,还有一个就是决定企业的,管理者是谁?他自己可以不做决定。比如说是个弱势董事会,董事长不怎么管,让这个总经理管,那么他选择总经理,并且对总经理要做出激励,这些东西都对企业有着非常直接地影响。有一个非常大的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我跟他有深入的谈话,他这个企业有很大的亏损,他给我讲亏损的重要原因就是企业资本的付出太大,他们也就是说每年要付十几个亿的利息,我说为什么会付这么多的利息呢?就因为当年投入的时候,投入了几百个亿的钱,贷款来了之后,生产出的产品过时了,那么所以完全卖不出东西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当时是当地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当时做决定的人怎么样呢?这是多年的事,早已经一拨换了一拨,所以到今天就是变成无头债,你找谁吧,好几届以前的这个领导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领导本身,对这个企业的利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考核这个领导是不是进步也不考核他所投资的企业的利润如何。 
  另外还有像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高技术企业,我觉得高技术企业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咱们国家提的问题,就是高技术产业化的问题。高技术产业化的实质是什么?是这个钱变成技术,技术再变成钱的过程。在咱们国家钱变成技术好办,清华,北大,科学院全搭上,把钱投入下去产生技术。但是技术如何变成钱呢?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它实际上包括了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企业的机制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国家的部委或者有些地方,要做这个高技术产业化,老认为这是个技术问题,于是大量的做技术投入,实际上问题不在这儿,他没有把技术弄变成钱的环节弄清楚。 
  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八六三”的顾问会,在会上多数的专家学者,谈的都是技术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水平,而做企业的人谈的不是这个,更多的是说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是不是能赚得回钱来,怎么能得到回报。这个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也就说明了作决策的人是不是对利润感兴趣,这极其重要。 
  第二点我想谈的就是,关于投资人对企业管理者选择的问题,多数的时候国有企业出资人,可能是政府的领导或者是政府的部门,他派的总经理本身去管理企业,那么从什么角度去选总经理?这个当然就非常重要。民营企业或者说像我们跟利润直接有关的人做股东的话,那选择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比如德才的标准,德,一定是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是不是他,这个总经理从企业的利益之中谋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当然就是对这个企业的管理了,再深层次就是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制定战略,是不是很好的指进战略,会不会带队伍等等。但是如果是从这个国有企业方面来讲,很难免的会从政治因素或从其它因素去选择这个企业管理者。 
  我想我自己举个例子,这是对这个人在调动使用的时候,在1992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公司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岗位上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发现了他有贪污行为,发现了以后就是研究怎么把他换下来的问题,当时就没敢动,为什么呢?他即使有贪污,要把他动了以后呢,换了别人,换了这个人上来以后,得到的损失比不贪污的人上来,比这个贪污的数字还要大,所以我的主要办法,赶快找到比较适合坐这个位置的人调到他身边,不声不响的先工作三个月,把情况熟悉了以后,然后再跟他谈话,把他最后开除出公司,进行了处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坚决要调动他,假定说不光是我们知道,员工都知道,那我就会不顾一切的,要把他开除撤换,原因就是他会对我们文化根基有影响,因为员工不知道,我心里知道他,我是准备按部就班的调动他的,以为会有姑息,那是不行的,不是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想这在人的安排上,可能跟利润负责和不跟利润负责上,这个处理方式上会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管理者的激励问题,这个管理者本身,能不能有正确的激励,那当然是极其重要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激励的作用,一般的投资人对企业的管理的激励应该是恰到好处,怎么样能够让他发挥出最大积极性,而他待遇本身又最合适。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去到世界各国,做Road show 就是做路演,叫各国的投资者买我们的股票的时候,投资人一听说你是国有企业,又有国有控股的背景,都难免要问你这个话。你们这公司挣多少钱?你有没有股份,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假定你公资过低,你又没有股份的话,我怎么敢投资花很多的钱买你的股票让你来管呢?他不放心,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投资人对这件事情的本身,他一定是有一个合适的度,一定要让我们这个管理者,不仅要把他当成一般的责任来做,还需要当成一个事业来做,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物质和精神的鼓励。比如说像这个企业的管理者,这个除了工资,物质鼓励上,工资、奖金和股份,什么东西能够最根本的调动他的积极性,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些问题?这个会想得比较透彻。比如说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仅这个奖金要考虑他当年起的作用,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做的决策,到三年以后才能起作用,那么也许三年以后,那个时候发三年前的部分,这个奖金,那就从那个时候来考虑这些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物质角度上来考虑,如何能从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比如像联想的股份制改造,其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当年创业的老同志,能够退下来,让年轻人到第一线去工作,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话,当年跟我一起创业这些“老人”,他们比如因为年龄精力的关系已经不能胜任今天的工作,但是你要他立刻离开岗位,或者从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不到退休年龄,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为在他创业的过程之中拿了很低的工资,做了很多的事情,到了今天果子熟了,树上要摘果子的时候,你让他们到一边去,换了年轻人来做,这个很难实现。那么现在的做法是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你们做园丁不合适了,换了年轻的园丁,那么他们在这个分果子以前,先把树上苹果摘一筐给你们送到家去,你们在家里面,让他们来做新的园丁,这个做法就非常合适。因此从股份制改造这个角度上讲,从激励方式上讲,怎么样对企业有更大的调动,这个做法就最为合适。第三部分,我想除了激励以外,就是关于这个国有企业,从机制本身上讲很容易形成这个宗派问题,我跟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有过讨论,就是在这个企业里面,发生有宗派问题,宗派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下边有一拨人,很明显是属于他的人,常务副总经理又有一拨人,党委书记又有一波人,企业到了这种情况就很难运作,那么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本身,退下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企业的投资人他自己的利润跟企业的利润不能够直接挂钩、直接联系的话,这个企业就没有真正的主人,就很难发展。 
  在咱们国家国有企业难以发展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我觉得在国外国有企业发展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有两个更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出资人作为政府官员来讲呢,第一点是他们太低薪,这个薪俸太低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从咱们国家政府的官员所掌握的资源权利,他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大,但是他们拿的工资实在太低,太低以后就很难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这个企业之中就容易作为产生腐化的一个环节。我不能认为说高薪养廉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政府官员本身还没有得到更全面地监督,这个监督机制本身也还不是十分健全,这当然属于政治改革的内容,得一步步的来,但这两个方面,就更使得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处置上更加为难。 
  如何改的问题我就提三条,一个就是国有独资的企业,当然是越少越好。因为在未来我们国家,还有某些领域一定是要由国有企业独资来办的,希望这种领域是尽量地少。第二点就是股份制企业,刚才厉教授讲的这种新公有制企业,一定要有对利润感兴趣直接挂钩 ,这样的股东占的比例要多一点,要大一点,这个企业才能健康发展。第三个就是高科技企业,以人的因素为主这个企业,应该让管理者持有更大的股份比例,谢谢大家。 
  张维迎: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题目,《什么决定企业的退出》。我们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企业进入、退出都是经常的事。我们经常说创办一个企业难,其实企业的成长更难。在美国,一年有几百万的企业生长、出生,但是真正生存下来的,十年之后可能不到百分之几。但是这种生存与退出,都是由市场去竞争,由竞争当中的效率去竞争。你在市场经济下,你有自由竞争的权利,但你有没有能力生存,就不是你的自由能够保证的。这要你真正地有那种核心竞争力。 
  那么过去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有进入、退出,但是我们跟市场经济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在于我们的进入也好,退出也好,都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决定的。那我们现在关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的退出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我在这里要报告的是这样一项研究,是我们最近在过去一年里对中关村地区的企业的进入、退出的研究,那么这些数据全部是由中关村科技管委会来提供,它涵盖了中关村科技园,1985至2002年所有获得高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了有效的年度的报表的企业。那我们就用这样一套数据来看一下,在这个中关村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导这个地区,那么这个企业的退出有些什么特点?就是什么因素在决定这个企业不存在。 
  那么为此我首先要定一下什么叫进入,进入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指的是这个企业,获得了高科技企业认证的时间为进入的时间。退出是这样定义,如果你在好比说去年你在高科技企业名单上是有你的,今年没有你,那我们就认为你是退出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面那条蓝线是企业进入的数量,那么我们看在1997年之前企业的进入数量相对比较少,每年大致是五百家左右,但是1998年开始企业的进入数量就大幅度上升,那么到2002年之后,中关村园区每年进入的企业有二千家。同样企业的退出也是,那么一开始我们看到,退出的企业大致是每年进入五百家新的企业,可能退出有三百家企业,可能不存在了,那么特别到1996年有一个时间,退出的企业和进入的企业数量都差不多的,随后,随着进入的企业数量增长,退出企业也在增长,但是这个差距也在变大,这也意味着好多进入的企业进入以后可能存在下来了。这样中关村整个园区企业的数量在增长。我们在中关村发现,企业的年龄越大,它死亡的可能性越大。那么我们好比说整体来讲,以2002年为例,那么年龄是一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99%,年龄是八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81%,那么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这几个数据,只有七年的历史,也许到了第十年之后,过了这个期了,可能企业的死亡率就会降下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或者说一个企业在中关村或者整个在中国,活十年以上之后,再有死亡的话,可能性就相对小了。但至少在给定我们这个数据区间内,年龄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死亡,那么当然这可能有好多的原因,越新成立的企业,它的技术、它的体制,特别所有制方面,它解决得比较好。而且老的企业,好比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成立的企业,可能都是“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现在的我们政策放宽了也好,不愿再戴红帽子了,所以一个办法,他就把它注销了,然后新办一个企业,所以在这个统计上,仍然表现出它的死亡、退出。 
  下面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整个统计分析的结果,那么大体我们得到有这样七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个是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第二个结论,企业的年龄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第三个结论,净资产越高的企业,企业越容易退出。第四个结论,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生存。第五个结论,研发人员比例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退出。那么第六个结论发现了,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不容易退出。因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和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相比,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更容易活下来,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可能出口的企业它本身,它是一个效率可能比较高,或者它在市场上已经经过锻炼,它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强。第七个结论,这个企业控制权的差异,对企业的生存和退出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我们这个企业,好比说同样一个企业,可能有些有主管单位,有些没主管,有些只是集团的子公司,有些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我们发现集团的隶属关系对企业的退出影响为负,如果说你上面有一个,大集团里面一个子公司一个分公司的话,那么你活下来的可能性要比较大。另外相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来讲,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退出。 
  还有一个是纯外资的企业也容易退出,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港澳台的企业甚至更容易退出,这是估计的数值,在统计的显示区上,也不是很显著,那么这说明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的生存仍然起着一种,明显的保护性的作用,政府拥有的企业中,行政隶属关系越高,这是一个指标,净资产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就越不明显。这说得明白一点,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企业的负债率越高,它死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于中央的,好比说是这一级的国有企业的话,这个影响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说国家的大的企业,它负债率越高与它的死亡没有关系的,那就是说政府仍然给它很强的支持,那么政府的负债率,它对非政府所有的企业,退出的分析,影响是正的。对中央直属和隶属于县、市,比如像北京市或者海淀区,这一级政府的企业来讲,负债率对它企业的死亡可能是相反的,你负债率越高,越不容易死掉,而在大量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以下的企业来讲,你负债率越高,越容易死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这是我们的乡镇企业。还有非国有企业,它受政府银行的保护,银行给它资金的提供,都弱于我们一般国有企业,说明政府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从时段上来看,我们使用了一些变量进行研究,那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总体来讲我们改革,我们的资料,是1996年到2002年,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生存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是下降的,虽然不是很严格地单调下降,不是说每年都是下降,就是说总体下降。但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反弹一下,那么政府的保护作用,应该说2002年与1996年相比,下降了50%,就是从退出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而反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是企业的效率,它对这个企业的生存的实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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