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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 讲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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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龙门人,是隋唐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学问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著有《元经》、《众说》等著作。
王通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干一番大事业,曾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王通在见过隋炀帝杨广以后非常失望,即使自己从政出任也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隋朝没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乱,他觉得自己再出头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
文中子通过讲学传道、著书立说,培养了大批年轻人,这些人辅佐唐太宗打天下,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史称“迭为将相”。如果说到开创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应居首位,是最有功劳的人。
唐《语林校证?卷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赟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学生们将老师的理想,具体落实到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上,在唐朝的立国思想上,坚决主张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对长孙无忌等人提出的“乱世须用重典,严刑以治国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历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杰,简直可与孔子相媲美。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他确实比孔子还要幸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大都是在孔子死后成名的,而王通亲眼看着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初唐四杰之一,作《腾王阁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孙。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经济”,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的用语。
可是唐史里面没有文中子王通的传记,经后人考证,是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亲戚,因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时候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进去。连文中子这个缢号,还是在他死后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私下赠与他的。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文中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王通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后两位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家为主。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变成儒、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比孔子年长三十岁。据说他的母亲感应到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十一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树下“从母左腋出”,出生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
老子博学多闻,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典籍和档案资料。这个机会使老子接触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绝密的档案和史料,这是其他学者望尘莫及的。老子的声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都前来讨教,孔子也专程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述,庙堂阶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其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斋已”。
  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变,携带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国。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为此受到了牵连。老子只好辞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吏尹喜请求:“先生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于是老子口授了一部书,就是《道德经》。
《神仙传》讲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谷关的关长尹喜子在关楼上望气。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圣人过关,决定向他求道。果然,须发皆白的老子倒骑着一条青牛,踱到函谷关前要出关西行。关员要他出示通关文碟(今日的护照、签证),老子拿不出来,这可给了尹喜子机会。他正言正色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碟是不能过关的,你一定要过关就得留下点“好处”。老子穷得都没钱买马,哪里交得出“好处费”?被尹喜子逼得无奈,才传了这部《道德经》,然后出关西去不知所终。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传授,果然也成道了。于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终。依道教的说法,老子之道的传承顺序是:老子传尹喜子,接下去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道家学说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老子变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称《道德经》;庄子变成“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经》;列子变成“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经》。 
   后世对道家思想与《老子》的研究趋向和应用领域,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学术的老子,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此类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后世“谋谋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为数不少。 
第二类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纯粹地用于个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从唐朝的吕洞宾,一直到清朝的黄元吉,几千年来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类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归到谋略学中去,而且错误地认为《老子》讲的是谋略之术。于是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这就大错特错。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阴与阳一体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个,即达到阴阳间的平衡。
所谓用阴柔,是因势利导,不搞对抗、不勉强而为。是用顺道不用逆道。后世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自然都是阴谋家。历史上的陈平,曾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刘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计谋而成功的。但是陈平自己却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道家最忌讳阴谋,所以陈平断定自己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福泽不会长久,后来果真如此。
至于老子其人,由于缺乏可以考证的资料,历史上一直就是个谜。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谈了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与太史儋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见老子、老子西出函谷关,历史上都确有其事。老子西出函谷关,发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时他至少也有200岁了。200岁的老人还移民,这件事连司马迁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
1993年,中国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804枚,绝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家著作,但内中有《老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家的。此次出土的竹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属“士”级,从出土的耳杯上镌刻的“东宫之杯”四个字看,墓主很可能是东宫太子之师。
子思少于孔子65岁,少于老子95岁,子思时代的竹简《老子》不是李耳亲笔,也是他的弟子所书,几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简《老子》才二千言,而非后世的五千言。比较发现,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话被改动,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显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汉时期的修订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悬案,今天可以下结论了:第一个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个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见秦献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订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使《老子》一书从内容到深度,都更加高远深邃。 

庄子 

老子《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后为楚所灭,故又称庄子为楚国人。早年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为相,庄子拒而不仕,隐居抱犊山中,据传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著书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构思奇特、机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论辩的道理,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一难是言简,庄子是语言巨匠,从不用赘词;二难是庄子惯用寓言,常常是“假语存”而“真事隐”;三难是庄子性情飘逸洒脱,语言幽默诙谐,爱论辩、爱说反话,思维跳跃,很难把握得住。四难是《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计三十三篇文章。学者们一向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后学所为,因为前后思想不连贯,有抵牾之处。因此如果对先秦道家思想没有研究,对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庄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历代人物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贡献最大。
前面说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佛家偏重于出世思想,儒家偏重于入世思想,道家则偏重于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间世”思想。“间世”一词,就语出《庄子?内篇》的“人间世”。实际上《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讲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开来。第一篇“逍遥游”,言明做人首先必须逍遥,不能为名利等世间的枷锁束缚羁绊。能逍遥才能齐物,才能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齐,所以第二篇是“齐物论”。能齐物方知养生,才有第三篇的“养生主”。知道养生就不去找死,懂得养生之理,才能间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间世”。前四步功夫为修因,后面三步功夫是果报,就是“德充符”,此为第五篇。德充满了就是“大宗师”,应用于世间法就是“应帝王”,此为第六、第七篇。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得道的圣贤之人,对于帝王之术、谋略之学,不过是闲暇余事而已。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谋略学,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庄子?内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与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八步功夫,没有区别。庄子七步功夫的关键在“人间世”,“间”字是动词居中央,前可间人,后可间世。庄子告诫我们,处人处事都要“间”,就是要独立、不走偏锋,这就又合于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间人间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给你讲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无厚入有间”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间游刃有余了。
与厌世、弃世、愤世嫉俗的“出世主义”相反,庄子主张“间世主义”,他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后世将庄子的“间世”曲解为“玩世”,一字之差,结果则完全不同。
至于养生之道,最好先读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原则。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贵虽然是舒服的事,但太过了就会缩短寿命,所以处富贵中时要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应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奔波,但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读书求学必须遵守的次第。
这一部分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先导,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得以窥斑见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下面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主体。
古人总结求学的最佳途境,就是“听话”二字。“听话”就是遵从古训,就是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的求学,不搞躐等,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疗浮躁病的良方。
治学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搞想当然。所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再读《六经》,不能逆道而行。四书五经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猎诸子百家,一上来就学百家之言会迷失方向,失掉自我。





















                            
                                  第三讲 

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介绍《三字经》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中国通史纲要”,能用234个字勾勒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轮廓,实在是难能可贵,孩童时期如果能够背诵下来,会受用终生。
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宋元明清时代属于近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古时期,夏商周秦汉时代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时代是太古时期,伏羲氏以前就属于远古了。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属于神话传说阶段,没有文字可以考证。现代科学认为,地球是在50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40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500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500 万年的历史了。
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不学可以不可以?这是我们这一讲,首先要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离开因果而自存,因此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由因推果,以昭示未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述往事,思来者”;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找到历代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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