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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镇-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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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横着压在他们身上,那个副队长当时就死了。他送到镇医院还活了几天,死之前他不知为什么特意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那个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上海女知青,如今她是电视、电影上能让一般观众觉得脸熟的演员了;另一个就是小丁,如今是杂志报纸上常常出现名字的作家了。一个他拼了命救过;一个他做过垫脚石。好歹这镇上也出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好像这些都成了他的什么荣耀。这使大家很是为人性的弱点感慨。人终是不甘心寂寞的,像他这样一个人,早已一文不值了,却到死还要把自己同一些名人攀扯上。这些名人其实同他八竿子也搭不到边的。 

  那位女明星曾经到镇上来过一回。他们要拍一部电视剧,里边也有一个像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那样的角色,内心美好,外表奇丑。他们在上海当地找了好久都没有物色到理想的人。最后女明星忽然想起了她插队地方的镇长,当时他还没有死。一伙人风风火火跑到镇上,一打听,“镇长”在下边监督劳动,懊丧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先打个电话来问问情况,弄得白跑这么一趟。这地方又没有什么可白相的。 

  小丁则来得比这位明星还要晚些。这使他心里起了一种怀了悲悯的歉意。他忽然记起了李芙蓉,镇上当年的另一个风云人物。 

  老杨说:“她在。” 

  李芙蓉是被人从镇上的酱菜厂喊回来的,见到被镇上干部前呼后拥已经有些发福的小丁,一时竟手足无措。像很多年前最早的一次,忽然被人从田里喊回来面对一伙面生的干部记者,半天才哽哽咽咽地说出来:“感谢上级,感谢省里,还记得我。”在她看来,小丁跟记者是一回事,都是“笔杆子”,是宣传人的人,也就是代表了上级意图的人。 

  李芙蓉前些年随男人回到李八碗。刚回来的时候,是谢真当镇长。她到李八碗来看过李芙蓉几回。 

  谢真离任之后,再没有镇上干部登李芙蓉的门。很多年过去,不要说县里、省里,就是小镇上,也很少有人记得起李芙蓉。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拨一拨,偶有人说起镇上的往事,提到李芙蓉,感觉就跟说三国人物差不多。李芙蓉像片新鲜过、发过亮的树叶落回到地上,很快就没有了声息,消失了。 

  但李芙蓉自己却始终闲不住。两个女儿早已参加工作,早已出嫁,都在城里住。男人倒是少了先前的火气,成天跟几个灰头土脸的老倌子搭伴,埋在劣质的烟、酒和破烂污黑的纸牌里。好在赌注不大,穷开心而已,不致闹得家破人亡。李芙蓉依旧是精力很旺,一天睡不到几小时便觉得非要起来动手动脚,忙里忙外。但只有两个人的事,不够她忙的。三餐饭、一窝鸡弄弄就熨帖了,就要无聊下来。乡下的屋里土坯墙,却高大空旷,一个人坐在里面心里会发慌,就常怀念上班、开会、听人汇报和找人谈话的日子。那日子并不遥远,就像是昨天的事。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总是隐隐觉得那日子明天还要从头开始的。这指望自然渺茫。年复一年,除了两个女儿带外孙、外孙女隔好久回李八碗一趟,再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就检讨自己,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出对别人有用的事。她的人事编制在县里,因此镇上离退休老干部的活动她不便参加。镇上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同自己男人一样,抹纸牌、下棋或蹲墙根晒太阳。她留心算了一下,发现李八碗还有几个跟她一样处境的人,便去串联组织起一个“老有所为服务组”,帮助镇上的酱菜厂切萝卜、洗腌菜坛子,做将军萝卜干。酱菜厂提供两顿饭,算是报酬。因为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效益本来就低的酱菜厂濒临倒闭,脏事、苦事、麻烦事找不到人做。李芙蓉说服的几个,都是跟她一样有闲空,却没有别的兴趣的人。李芙蓉当了这个服务组的组长,自然就忙起来,整天一身老酱菜的酸臭气味。男人倒不觉得(他自己一身烟酒和污垢气味更难闻),两个女儿陪了女婿,携了儿女来探亲,很看不上眼,觉得现世。又不少吃,又不少穿,这样劳碌,不是故意让做儿女的难堪么?李芙蓉听了,眼睛红红的,低下头。他们一走,她又一切还原。 

  人的最大喜剧或者说悲剧往往是不能对自己给予准确的角色定位。 

  李芙蓉当模范、当镇长、当县委书记以至省委委员的时候,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亲属办过私事。连她男人转成国家干部,也是县人事部门先提出来的。因此,李芙蓉落魄之后,亲属中间没有几个人为她惋惜。有的甚至发恨说:你也有今日!仿佛自己到了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这样的眼色看多了,李芙蓉自己也很内疚,觉得真是对不住人。最苦的是再没有了补偿的机会。远亲不说了,李芙蓉自己唯一的一个亲老弟,脚上生了痛,长年烂在床上。李芙蓉得势的时候,他想让她带两个外甥进县里工厂,她高低就是不肯。李芙蓉回李八碗之后,几个外甥都老实巴交在家里种菜,连镇办企业也没有进一个。两个大的都有了家室。最小的一个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却没有说情的。这年冬天,老弟熬病熬到了头,死前对李芙蓉说:“我不怪你,我们李家究竟八字不硬。”李芙蓉哭着,只没有声气。 

  到这一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的日子,她起了个大早,赶到县城去,要为外甥活动一个当兵的指标。毕竟有过影响,毕竟做过县里的领导,毕竟并没有过去很多年,她相信自己不会一点没有面子。 

  县城已经大为改观。先前的老城在河西。现在河东辟出了大片的开发区,实际是个场面铺得极大的基建工地,到处挖得坑坑洼洼,堆得高高低低。因为是拆资或贷款搞的开发,许多工程资金不能按期到位(有的永远也到不了位),刚建一点就停下来,死气沉沉的一片狼藉。县委、县政府的新楼倒是早早立起来了,在那一大片狼藉中显得很惹眼。李芙蓉下了长途汽车,一抬头就看见了兀立在风尘中的那两幢楼。 

  新楼的工地还没有清场。看场的是先前县委的门房,也早退了休,让人雇了来看场。他居然认出了李芙蓉,很感慨了一番之后做贼似的悄悄告诉她,县委一帮领导今天都躲到老县委的空屋里去开会了,研究的就是征兵指标的分配。要找他们赶快些,已经快中午了,要散会了。 

  县委大院大部分已经搬空,只单身宿舍楼的阳台上还晾着些零散的衣服。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乱草很快就旺盛了,鸟雀在里面蹦跳。李芙蓉走到门廊跟前正踌躇着,从已经破损的玻璃门里拥出一群人来,嘻嘻哈哈地喧哗着,很开心。抢眼看去像一群军人一样难以分辨,个个身上都统一过号令似的穿着西装,张张面孔都显得年轻,圆润,生气勃勃。他们一路谈笑风生,走过李芙蓉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对她在意。县委搬迁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少不了有捡破烂的老太婆来。看看人将走尽,李芙蓉急了,失声喊:“我是李芙蓉。”那些人起先没有注意,她又喊:“我找你们有事,我是李芙蓉!” 

  那些人中有一个大约是熟悉一些本地掌故的,回过头,看了看她,问:“你是李芙蓉?” 

  “我是,我是李芙蓉。”李芙蓉赶紧回答。 

  “她是李芙蓉。”那个人终于确认后回头招呼前面的一人,“先前当过我们县委书记。” 

  那群人一齐驻了足,回头上下打量起李芙蓉来,眼神都怪怪的,像是看一具突然出土的古诵。看过了,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便又都散去,各自去钻各自的汽车。 

  清一色的小轿车,看不到一辆李芙蓉当年同几个县委领导共用的吉普车。为头的两辆闪闪发光,屁股上标着洋码字,其他的也都有个半新旧。车队“咝咝”响着(不像吉普车那样吓人地乱轰),很安静有序地迤逦驶出县委大院。 

  李芙蓉一个人留在县委老办公楼的门廊,浑身发瘫直想躺下去。那门廊高大宽阔,两根很粗的水泥柱子撑着一个三角形的拱顶。柱子上先前分别写着“四个伟大”;拱顶三角形的块面上,先前画着蓝色的海浪,托着一轮红日和四射的金光,现在都只剩了些依稀的痕迹。 

  长途汽车站在河东。李芙蓉不知怎样的捱到朝阳桥上,实在移不动脚了,便伏在桥栏上歇。刚才因为慌慌张张地找人,过桥时没有留心,现在可以好好看一下这多年不见的桥了。这桥曾经紧紧地跟她的名字连在一起。 

  秋深了。河水很枯瘦。春天的洪水把河面拓得很宽,桥的跨度因此就大,桥也就高。站在桥的中间向河面看下去,几只木船就像随水漂流的落叶,远远的,悬悬的,让人的脑壳一阵一阵发紧,眼睛一阵一阵发黑。李芙蓉想起很多年前向省革委主任请求建这座桥的情形,又想起当时许多人提议叫“芙蓉桥”、“怀恩桥”,她不同意。其实真的那样叫了,如今这些快快活活坐了小轿车过去过来的人又有哪个会记得什么。后来倒是有一种说法传得广泛:当初省革委主任所以给了李芙蓉一座桥,是因为李芙蓉给省革委主任做了一夜马。省革委主任向来胃口好,不分老少美丑。李芙蓉又有前科。事情说得有眉有眼不由人不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芙蓉想起一辈一辈人传了无数年的老话。 

  “是李镇长么?” 

  身后一个人突然惊动了她,把她吓醒。 

  李芙蓉眨了好久的眼睛,想不起对方是哪个。那个人却是牢牢记得她的。很多年前造屋,为了屋檐水的事打官司,这个人因为成分高,按李芙蓉的判决,他造的屋就只能比另一家矮一头,接受那一家的屋檐水。 

  李芙蓉心下“格登”一响,早年的事一旦提起话头,她桩桩又都记得格外清楚。 

  “我对你不住……”李芙蓉讷讷说。 

  “我不怪你。那年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那个人宽解地说。他后来把镇上那幢屋檐比邻家矮一头的屋卖了,到县城来做小生意,赚了钱,在县城造了新屋开店铺,把一家人都搬来了。他现在老了,是儿子在管店铺。他请李芙蓉到家里去。李芙蓉说,不了不了。他迟疑着不走。他觉得李芙蓉脸色很难看,担心李芙蓉会出什么事。 

  李芙蓉很艰难地笑一笑说:“没有什么事的,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 

  李芙蓉也确实在想,我为什么要寻短呢。还有许多人记得我。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情的。 

  “你们说,是这样么?”李芙蓉间小丁他们。 

  小丁深沉地看着她,不知怎样回答。当年的李芙蓉是怎样的风采,虽精瘦,但火爆。如今走路说话,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干枯。手像拆断了多年的枯树枝,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桔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 

  小丁觉得自己不忍卒看,很动情地说:“你老多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就礼貌地抽出被李芙蓉忘情地紧握住的手。李芙蓉把他的手抓得很重、很紧,仿佛那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希望。 

  小丁走出很远,又回头。李芙蓉仍旧失神地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仍旧保留着刚才握他时的姿势,只是两个合抱的掌心里已经空无一物。她身后是一只用锈铁丝扎了脚的竹凉床。再后面是她的老屋。那老屋仿佛是她的形象的放大:门窗都干裂了,土坯墙被风化的地方已经剥落;受潮的地方满是青苔;一只墙角被牛、猪、狗蹭得塌了角,倾斜了,靠一堆松松垮垮的柴草挤着。屋顶上盖的茅草已经腐烂而灰白了,有的地方偶尔伸出一两茎高挑脆弱的嫩草,都早早夭折了。惨淡的夕阳不明不白地映照着那一切,看上去像一张积压多年已经模糊昏黄的照片。只有那张残破的凉床上,李芙蓉敬给小丁的一碗茶,还在冒着一缕青气。 

  小丁转了身,再也不敢回头。 






  小丁这回到镇上来,想见而没有见到的一个让人注目的人是殷道严。 

  殷道严不久前由省里的农业部门组织出国考察去了。来了电话说是已经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再有几天就回来了。 

  这次出国考察,经费都是由参加人员所在的单位负担。一个泥脚杆子出国,而且还是“考察”,这在李八碗是旷古未有的。经费上可以自主,又是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荣誉,上上下下也就格外振奋。县、镇、村三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欢送队伍。去的头天,摆了几十桌庆贺酒席、第二天一早出发,李八碗和将军镇十几里路上,爆竹震耳,鼓乐喧天。先行到达省城的人,事先用红包给机场的管制人员打好了招呼,车队一直开进停机坪。然后,人下来,在飞机舷梯下面站成一个夹道,殷道严昂首挺胸穿过夹道跟欢迎的人一一握手。一边,由郑风指挥的农民铜管乐队在太阳底下吹得满头满脸油汗横流。到了登机口那儿,殷道严又回过身来,向下面的人挥手。 

  所有这整个程序,是由老董设计并且导演彩排过的。但殷道严到底上了年纪,怎么也学不精到,他挥手挥得很难看,像是赶鸭轰鸡的架式。 

  他们是在其他乘客已经登机后才进行这仪式的。先上飞机的乘客又好笑又好气,就提意见,说这又不是乡下人的专机。空姐也就不得不收敛起职业性的笑容和温柔,严肃地“请”殷道严尽快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头一次出国的殷道严临行前的夜晚一直没有睡好,心里总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早上起来怔怔地在院子里站了好久。 

  院子很大。整个院子的格局包括全部建筑,都仍是出自他的设计:一前一后两幢三层楼,仍是五大三粗,雄浑古朴像座城堡。两幢楼之间用露天楼梯连接。同样的为求牢靠,建得像火车站的天桥。天桥上面原来只用石棉瓦盖了天棚,因为挡不住斜风雨,还是做了墙,结果使天桥成了工厂的运料管道。楼房之外,还有很大的空地。很多人出主意,劝他,像外国人一样敷成草坪,可以采购那种进口的丝茸草,或者照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种上竹子,堆个假山等等。 

  对前一种意见,殷道严马上就断然否定,说: 

  “操。” 

  这“操”是有来由的。一年前,殷道严参观过北方那个“中国第一村”。那里村头们的房子就是一律的外国式建筑,院子里就一律铺的是这种“鸡巴毛草”。殷道严当时就私下前咕,很不以为然。参观完了小结的时候,殷道严不肯发言,问了半天,他说:千个师傅千个法,做得好我都佩服,不过不见得就要事事依样画葫芦。我们早先就是吃了一刀切”的亏。回来他对李八碗的人讲这次参观的观感时说:那样搞跟外国资产阶级有什么两样?不保持中国劳动人民本色,迟早要死卵(完蛋)的。 

  他从不知什么地方翻出了早已废弃的犁,到别的乡去借了一头牛来,把自己院子的空地耕了个底朝天,种上了好几个品种的瓜果菜蔬。儿子们群起反对:菜地一上粪,太阳一晒,屎臭尿骚。 

  “怕臭你们莫来,我又不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屎尿里爬大的。到如今,城不城,乡不乡,土不土,洋不洋,不像个鸟样。” 

  殷道严骂。依旧很利落优美地挥舞着粪瓢子。 

  好在院子外面,一边是马路,一边是将军山庄的树林,没有外人来干预。院子的围墙又高又厚。在北京开会时,殷道严特地留意了紫金城的围墙,心里默下了尺寸。 

  殷道严喜欢这个院子。这之前,他盖了好几回屋,按顺序,分别留给了儿子。到这一回,他才是真正给自己造了养老的。 

  他是真老了。一盆火烧得再旺,也总有熄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年轻时候他喜欢寻相好。那时候虽说是大队的天王老子,也多少要动些心思,打点些小恩小惠。如今将军山庄做桑拿按摩的细妹子水葱一样,个个都等于是他园里的菜,他想掐就掐。他却力不从心。弄得那些没有顾忌的细妹子在背后笑他是“送信的”,才到门口就完事了。他有些伤感。上了车往省城的机场去的路上,他把手机贴在腮帮子上,不停地跟家里人打电话,问老太婆喂猪了没有,喂鸡了没有;问几个孙子过早了没有,拉屎了没有,拉了,是干是稀,是多是少,是长是短……”问得一边开车的司机哈哈笑起来,差一点撞人。 

  殷道严结束考察回到北京给家里人打头一个电话,一开口就大叫大喊:“这回是受足洋罪了。” 

  使他受罪的其实是他自己脚上的鞋子。他是打赤脚长大的,经年累月光着一双脚板子,地上晒得滚烫也好,结着冰雪也好,都一样。最早是因为穷,后来就成了习惯。一双脚板又黑又硬,竟比牛皮鞋扎实。再后来当了干部,当了劳模,常要出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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