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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她是故意给自己设计陷阱了？”我说。
“开始会是这样的。可是到了后来，她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事实，于是她相信了这个莫须有的事实。”
“可你说过，她小时候特别受到娇纵，没有人会件送她的意愿。如果不让她自幼就那么随心所欲，也许她长大后会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
“可芦苇不一样。”林阿姨说，“他还不到一周岁。”
“可他却知道拒绝他本能该接受的东西。他那时是多么饿呀，他想吃奶，可是奶送来得稍稍迟了，他就会动手打翻奶瓶，这无论如何不是好兆头。”我忧心忡忡地说。
林阿姨一时语塞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脸的轮廓，但是从她的不均匀的呼吸声中我能感觉出她的激动。
“你不用担心——”林阿姨说，“我不会把芦苇的事情说出去。他其实已经是你们的孩子了，你不要往别处想。”林阿姨迟疑了一下接着说，“于伟对你太好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体贴妻子的丈夫，他要是话说重了。你别计较了，何况他也认错了。”
我没有回答她什么，林阿姨起身离开了。我陷在黑暗中觉得头昏脑涨。我打芦苇这还是第一次，我打他时是那么心安理得，其实我已经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了。我下手是否重了一些？他明天是否会拒绝我抱他？
天还没亮我就悄悄离开家。冬天太阳出来得很晚，街面上的路灯惨淡地亮着。很少有行人，车辆也稀稀落落，我朝长途汽车站走去。我很想一个人去鱼塔镇苍茫的原野上走上一刻，也许那上面奔跑的羊群会给我信心和温暖。
只有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才路过鱼塔镇，而那班汽车要八点以后才能发车。我瑟瑟发抖地钻进汽车站旁一家私人餐馆。里面光线黯淡，桌和椅都不干净，几个早起的民工正在喝热气腾腾的豆腐脑。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婆娘，因为起了大早，她面色疲惫，呵欠连天。她见了我并没有现出很热情的样子，仿佛她的生意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我坐下来，问她有没有豆浆和油条，她肿着眼泡无精打采地回答说： “没有。”
“那有米粥和酥饼呢？”我说，“鸡蛋羹也可以。”
“没——有——”她拉长了声调说。
“那有什么？”我接着问下去。
她懒得再和我说话，而是抬起浑圆的胳膊指了一下那几个吃饭的民工，意思是说他们吃的就是餐馆有的。
豆腐脑、馒头、花生米和威菜挺经典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恶作剧般地大声吆喝：“来碗豆腐脑！”
老板娘被吓得激灵一下，起身为我去端豆腐脑，待她转身的时候我又大喊一声： “外加一个白面馒头！”
几个民工发出窃窃的笑声。
老板娘端来了豆腐脑和白面馒头，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然后她歪着身子挑衅地看着我。
“再给我来碟花生米和咸菜！”我仍然大声说。
“我耳朵不聋。”她摇摆着身子说，“你一大早晨跟我喊什么呀？都是南来北往的客，大家客气一些不好吗？”
我装做浑然不觉地继续大声说：“我说话真有那么大的声音吗了！不会吧？！我怎么没觉得？！你们说我刚才的说话声吓着你们了吗？！”我转向那几个民工，他们笑得嘴中喷出白花花的豆腐脑。
老板娘终于被我给气精神了，对待下面进来的客人就不那么蔫头蔫脑的了。我心下想：这才像个老板娘的样子。而我自己也因为大声说了一通话神清气爽，我吃光了豆腐脑和馒头。花生米卤得时间过久，味道和颜色都不好，使我联想到死人的脚指头，所以全部剩下了。
吃过饭，天蒙蒙亮了。我走出餐馆，发现做小买卖的人已经出现在各个街角了。有人吆喝馅饼，也有人吆喝瓜果糖茶，还有人在卖热气腾腾的包子。我进售票处买了一张票，然后来到长途车前。司机正钻在车下用炭火烤车，跟车的女孩子因为穿着单薄而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人。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用指甲轻轻刮着霜花，不觉刮透出一个婴儿的轮廓。晨曦就透过晶莹的划痕朝我涌来，那婴儿呈现出金黄色，毛茸茸的，分外可爱。立时我想起芦苇，眼睛便湿了。
我到达鱼塔镇的时间是九点半左右。我是长途车上最早下来的乘客。汽车像甩一个弃儿似的将我丢在远离镇子的路口，就加大马力朝楚天坝去了。我像落了群的孤单的羊一样东张西望地朝鱼塔镇走去。天色寡白寡白的，太阳呈现着贫血的憔悴姿态，不远处的鱼塔镇在原野上像块补丁似的贴在那。我没有碰见任何行人和牲畜。当我走进镇子，也没有看见炊烟升起，只有老羊倌的家散发出烟火气息。那头牛仍然在厕所旁垂头站着，它的身上沾满霜雪。我一直朝那片静悄悄的原野走去，我太想在此时见到那个神秘的牧羊人了。
冬日的天空因为与大地苍茫的色调相近而没有太大的反差，所以天与地之间分野不明，天也就显得低了许多，这使得原野相对获得了一种视野上的开阔。我一眼便望见了原野上那缕炫目的黑色，他被周围翻涌的白色包围着。那便是羊群中的牧羊人了。
我一直朝他走去，朝羊群走去。我的到来使羊群一阵骚动，它们发出咩咩咩的叫声。
牧羊人消瘦了许多，他的神情似乎更为阴郁。他甩了一下鞭子，羊群便撒了欢似的朝前方奔跑。
“你一个人来的？”他沙哑地问。
我点点头。
“你们两个人生气了？”他又问。
我摇摇头。
“你在骗我。”牧羊人的神色有些紧张，“你们一定是生了气了，这我能看出来。你们为了什么生气？”
我只能如实说了：“为了孩子。”
他倒噎了一口气，睁大眼睛，焦急地等待下文。
“孩子睡醒后饿了，保姆为他沏奶，只是迟了一些，他便拍保姆的脸，并且把奶瓶打翻在地。”我盯着牧羊人的眼睛说，“我打了他。”
“你打了他？”牧羊人轻声说，“你打了他……”跟着他又问，“你打了他哪里？”
“屁股。”我说，“我知道不能打小孩子的脑袋。”
“这就对。”牧羊人艰涩地笑了，“不能打脑袋。”
“孩子他爸爸因为我打孩子跟我吵了起来。”我摊开双手，“他从来没和我吵过架，他太溺爱孩子了，昨晚我们吵得很凶。”
“小孩子不能太惯着了。”牧羊人看了一眼说，“不能不承认棍棒出孝子，可也不能从这么小就体罚他。”
“我想从小时就注意对他教育。”我说。
“你们都没有错。”半晌，他才说出一句总结式的话，然后问我，“你是偷偷溜出来的？”
“是的。”我说，“我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坐的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
“你男人一会准来接你。”他说。
“不会的。”我说，“他根本不知道我来这。”
“他会猜到的。”牧羊人咧嘴笑笑。
我和他在原野上散着步，他的目光追寻着前方的羊群，而我的目光则放在脚下的白雪上。我问他上个礼拜为什么没有来？他叹口气说：“我家姑娘病了，病得不轻，我不能来。”
“她得的什么病？”我问。
“她不吃东西，连水都不想喝。”牧羊人忽然蹲下身子，扔下羊鞭子，用双手抱住脑袋。“大夫说她得了厌食症，她瘦得不成人样，恐怕活不长了！”他抽泣起来。
“她几岁了？”
“刚过六岁。”他呜咽着说，“她生日小，其实还不到六整岁。”
“她怎么会得了厌食症？”我想起了得这种病早逝的美国乡村女歌手卡伦·卡彭特。
“她想事……”他号陶一声道，“她想——”
“这么小的孩子就有心事？”我有些不信地说，“这怎么可能？”
“她想……”他只能悲伤地吐出这两个字。
“厌食症不是不可以治的。”我说，“带她进城看过了吗？”
“该看的都看了，就是不行，她就是不吃东西，连水也不想喝。大夫只能给她推葡萄糖维持着。”他忽然分开双手，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她老是想……”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我说可以想办法为他引荐一位城里的医生，我还可以到他家去看看那个孩子，问她究竟想要什么，尽量满足她。
“谁也满足不了她，”他又重复说，“她想——”
“她不至于想要天上的月亮吧？”
“她想——”他只能喃喃说出这两个字。
他的悲伤使我觉得天气分外寒冷。羊群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视野。一股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他哭过后倒显得平静多了，他呆呆地看着前方，说：“你看——你看——”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车声。吉普车正经过鱼塔镇朝原野驶来。
“我没说错。”他喃喃地说，“我得去看看羊群了。”
牧羊人告别我，有气无力地朝鱼塔镇走去。
吉普车一摇一晃地向我驶来，车轮搅起的雪粉纷纷扬扬，我对自己说，芦苇他爸爸来接我回家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于伟停下车，打开车门，他歪着头笑望着我：“嗨，一夜不同床就委屈了？” 说着，朝我伸出一双温暖的手。
寂静
芦苇能扶着墙壁磕磕绊绊地走几步路了。每当他能多走几步而不至于摔倒时，他就得意洋洋地别过头来冲我们咿哇叫着，仿佛在欢呼他的胜利。而当他不慎摇晃着跌倒时，这小男子汉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他会马上撇着嘴放声大哭，直到大人把他扶起为止。过了春节，天气一天天转暖，不知不觉之中，大地上封存的积雪开始消融，一些小巷子就泥泞不堪了。天色转蓝，云彩也开始洁白地呈现，树木的枝条变得舒展柔软，总之春天正在无声地来临。
林阿姨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从家里带回了桑桑的死讯。她回去取换季的衣服，发现邮筒里有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林阿姨一看陌生的字体便明白是有人在报告桑桑的死讯了。她战战兢兢地打开信，是桑桑的一位华人朋友写来的，她告知桑桑死于一个礼拜日的傍晚，死时极其平静，脸上还挂着笑意。现在桑桑已经被安葬了。她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喝一大口甘美的红葡萄酒，结果她如愿以偿了。
“临死还恶习不改，还要喝酒！”林阿姨颤抖地说。
“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言？”我问。
“没有。”林阿姨说，“她只是托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死讯，她连一个字都不给我留。”
“桑桑是很彻底的人。”我说，“她大概是不想让你为她难过。”
“她死了对她也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无牵无挂了。”
“别这么说，林阿姨。”我说，“还有芦苇呢。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林阿姨没有说什么，她转身进了厨房。我悄悄地跟过去，发现她一边给芦苇沏奶一边悄悄垂泪。
“等于伟忙过这一段，天气转暖了，我们一起到鱼塔镇的原野上写生。”我说， “我们还带上芦苇。”
她在点头的一瞬我的眼前忽然现出一朵苍老的浮云，那是林阿姨满头灰白的头发，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她的衰老。
四月末的一个礼拜日，天清气朗，我们一大早就驱车从城里出发了。林阿姨抱着芦苇，芦苇的怀中则抱着牧羊人为他做的木头熊。芦苇穿着一套雪白的毛衣毛裤，神情活泼，像只淘气的小羊羔。
出城以后太阳升得高了一些，雪亮的阳光照耀着起伏的原野，由于百草萌发，那种生机勃勃广阔的绿色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我不由哼起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昔日重来》。这首充满伤感怀旧情绪的歌常常把我打动。它的歌唱者卡伦·卡彭特就是那个因为得了厌食症而离去的天才歌唱家。唱完歌，我蓦然想起了牧羊人，我们已有一个多月没来鱼塔镇了，不知他的女儿的病怎样了？
“也许已经好了。”于伟试图打消我的担忧，“说不定一会便能见到羊群、牧羊人和他的女儿。”
“但愿如此。”我说。
芦苇因为在居室里蜷缩了一冬，所以他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不停变幻的景色兴奋得咿呀乱叫，活泼得像只兔子。他已经长了四颗雪亮的白牙，他能喝粥和吃鱼片了。他的头发在二月二被剪了之后，的确再发出的头发就密实和黑亮了许多。他在林阿姨怀中蹦跳着，林阿姨将双手捺在他的腋下，由着他蹦跳欢叫。
春忙时节了。鱼塔镇却没有播种的迹象。我们进入小镇时感觉到的是无与伦比的寂静。炊烟疏淡，少见人影，只有一些窗前经冬而变得发脆破烂的塑料布在春风中飘动着。
“农民不在地里，而在屋里猫着，还能富起来吗？”林阿姨说。
我觉得心情有些压抑。鱼塔镇颓败的气象与周围滚滚而来的春色是那么不谐调。
我们经过老羊倌的家门口一直把车开到原野上。
春天的原野袒露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大人都为它的美而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只有芦苇一下了车踏上毛茸茸的草地，便扯着林阿姨的手叫个不休。草已经长出一寸多高了，最早知春的小黄花已经点点簇簇地绽开了。远方靠近江水的那一侧，羊群在缓缓移动，它们的毛发一定干净了许多，因为它们是雪白的羊群了。只是没有看到牧羊人的影子，这使我有些失落和担忧。
“看来他的女儿还没有好。”我对于伟说。
“也许好了。”于伟安慰我，“今天他遇到了别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来。”
羊群在初春的原野上像朵巨大的云彩优雅地拂动着。
林阿姨神色分外开朗，当她发现芦苇因为急着朝前走而摔倒在地做出要哭的样子时， 她并不像以往一样迅疾地扶他， 而是也“唉哟”一声故意摔倒在地，并且 “哎哟”叫着，做出痛苦不已的表情，芦苇便忘却了自己的处境，咯咯地嬉笑起来。
我们关照林阿姨让她先带着芦苇在这玩，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牧羊人的近况，于伟陪我返回鱼塔镇的老羊倌家。
老人的孙媳妇正领着孩子在园子里翻地，见了我们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将我们迎进屋里端水递烟。
老羊倌穿上了夹袄，正盘腿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烟。他边抽边咬着，他抱怨他的气管炎犯了。
“那就少抽两袋烟。”于伟说。
老人一撇嘴，咽了口唾沫：“犯了瘾就忍不住。”
“这跟赌钱是一回事。”我开了句玩笑。老人一抖肩膀，没有做声。
“您孙子呢？”于伟问。
“一大早就进城买水壶去了。”老人的孙媳妇殷勤地代为答复，“家里的水壶烧了十几年了，烧漏了。”
我们又问老人他的干儿子怎么没来？他的女儿的厌食症好了没有？老人抬起头哀怨地看了我们一眼，拼命吸了一口烟，颇为踌躇地看着我们。
我有些紧张了。
老人的孙媳妇扯着孩子又去翻地了。
“他以后不会再来这放羊了。”老人平静地说，“你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他出了事还是他女儿出了事？”我心急如焚地问。
“他那丫头死了。”老人又吧嗒一口烟，“才六岁的孩子，多让人心疼。”
“什么时候死的？”于伟问。
“半个月前吧。”老人说，“那会儿草才发出小芽。”
“这么快！ ” 我说，“他一定很伤心。”我想起了牧羊人那双忧郁的眼睛， “他说他女儿老是想着什么事，她究竟是想什么做下了病？”
老人扔下烟袋锅，呆呆地看着我们，颤抖着嗓音说：“她想她的小弟弟，她喜欢她的小弟弟，可她小弟弟七个月时就让人给抱走了。从那天起她就不跟爸妈说话，她也不吃饭，她就想要她的小弟弟。”老人的眼里涌上泪花。
我和于伟大惊失色地互相对望着许久说不出话来。
“你们应该能想到，我那干儿子就是八方台镇的王吉成。”老人泪眼婆娑地望着我们说，“你们去抱孩子时，他躲在外面悄悄记住了你们的车号。他想你们永远不会去八方台镇了，他便来找我，说是你们礼拜天喜欢开车出来玩，离城里最近的两个镇子除了八方台，就是鱼塔镇了。他料定你们会来鱼塔镇，就把你们的车号给了我，让我帮着认一认。”
我想起了第一次来鱼塔镇时老人和他的孙子察看车牌号的怪异举止。
“我最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