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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吹摹！薄�
“好的。代我亲亲她，伙计。”
“没问题。”
我把追光牌汽车留在活动房屋集中地了。我现在的POV（军队里私人汽车的代号）是一辆福特牌小吨位运货卡车。实际上，它是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准备的，里面全是放枪的架子，装饰着狗毛，后面放着一双流行的军用防水靴。
就这样，我驾车驶过了基地中心，几分钟就到了步兵训练大队的地盘。这里随处可见二战时期建的一些长长的木头营房，大都荒废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战已经结束，部队虽没解散，但规模显然是缩小了。步兵、装甲兵和部队赖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战部队削减得最厉害。但专与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调查处却日益壮大起来。
好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二等兵，先从哈德雷堡的高级步兵培训学校毕业，后来又分别在离这儿不远的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和骑兵学校上过学，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空降兵和骑手——一件终极武器、一台杀人机器、一个地位低下，瘦弱，将要在空中丧命的人。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了，在犯罪调查处工作很合适。
时间又到了军队中称为破晓的时候了。佐治亚的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空气非常潮湿，不难想象，又是一个90华氏度的大热天。我可以闻到潮湿的泥土味、松树的清香和附近军队餐厅飘出的咖啡香。
我把车停在旧军营指挥部前面的草坪上，看见肯特从他的草绿色小车里钻出来，便也从小货车里走出来。
肯特50岁左右，个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脸上长着亮而蓝的大眼睛。我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个人有时候很死板，不是太聪明，但工作效率相当高，也很卖力。他在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地方的警长，指挥整个哈德雷堡的宪兵。因为他执行规定和章程太严，所以大家虽然不讨厌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宪兵司令的军装，头戴白色钢盔，腰间挂着白色手枪套，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靴子。他告诉我：“我安排了6个宪兵守护现场，什么也没动过。”
“这样很好。”我和肯特相识大约有10年之久了。尽管我来哈德雷堡办案只能一次见面一次，但我们的工作关系不错。肯特级别比我高，但只要我来这儿办案，就能接近他，实际上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我曾经看过他在军事法庭作证的情景。作为一名证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质：可信、符合逻辑、客观而有条理。但他也有处理不好的地方。他总感到原告会很高兴让他离开证人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军事法庭开庭时，通常让人都会对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点关心；而肯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只关心谁是谁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当众辱骂过他。实际上我见他笑过一次，那是当一个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烧了一个废弃的营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时候。法律毕竟是法律，像肯特这样冷漠无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早晨发生的奸杀竟能使他震动，令我有些吃惊。我问他：“你通知坎贝尔将军了吗？”
“没有。”
“你最好亲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我猜想他已经到过现场了。我又一次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将军肯定饶不了你。”
他赶紧解释：“唉，直到我亲眼看见尸体，死者身份才被确认。我是说，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诉他，他的女儿——”
“是谁认出死者的？”
“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可你连杯咖啡都没给我喝。”
他狞笑了一下说：“咖啡？见鬼，我还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这个案子办好了你可以得到晋升。”
“如果你说降级，那倒可能；要说升级，我已经没地方可升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制度太不合理。”
我问他：“你会再升一级吗？”
“也许吧。”他看上去有点忧虑，好像梦中见到的闪闪发光的将军星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又问：“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调查处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啊……反正本案不会由他们处理……天哪，我是说，受害者是基地指挥官的女儿，而且犯罪调查处的头头鲍尔斯少校又认识她，在这儿人人都认识她，所以我们必须让将军知道，我们是找了福尔斯彻奇最有才能的人来——”
“你想用的词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诉我在福尔斯彻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个特级侦查员，但我本人现在还不知愿不愿干呢。”
“我们去看看尸体，然后你再决定。”
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我们听到基地的炮声（实际是放的录音），便停下脚步，转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营房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行了礼。站在晨曦里的两位战士以军队的传统仪式行了礼。
从十字军时期沿用至今的号声激昂高亢，回荡在兵营的各个角落。顷刻间，街道、营地、草地训练场，还有战旗升起的广场都被这号声唤醒了。
号声渐渐消失了，我和肯特继续向汽车走去。他对我说：“哈德雷堡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战士却再也看不到它了。”
第三章
我和肯特上车，向南部的军事基地疾驰而去。
肯特对我说：“安·坎贝尔上尉当时正和哈罗德·圣·约翰中士在基地总部值勤。坎贝尔是值勤军官，约翰是值勤中士。”
“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肯特耸了耸肩说：“认识倒有可能，只是不会太熟悉，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车集中调度场工作，而她在心理训练学校当教官，所以他们只有在一起执行任务时才会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课？”
“心理学。”他又补充道，“她曾是心理学硕士。”
“她现在仍然是。”我说。人们在谈论死者时总不可避免地犯时态上的错误。我问肯特：“教官们经常有值勤任务吗？”
“一般没有。但安·坎贝尔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册上，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要给大家树立个榜样。”
“明白了。”军队确实为所有的男女军官准备了一些名册，这些名册都是由军官们自己填写，不过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值勤，为军队尽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时间，巡逻这类任务的名册上曾经取消了女军官的名字。可是后来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年轻女军官深夜巡逻要冒险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男人的野性难改，为了发泄，他们可以置军规于不顾。我问：“她带武器了吗？”
“当然带了。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枪。”
“说下去。”
“哦，大约在清晨1点，坎贝尔对圣·约翰说她要开吉普车去查看哨所——”
“为什么？难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军官和中士的职责吗？值勤军官的任务只是守着电话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约翰说，哨所的指挥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上尉，乳臭未干。坎贝尔上尉又是那么热情，作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亲自去查看哨所。另外，来回的暗号她也知道。”肯特把车开上了步枪射击场的道路，接着说，“圣·约翰说，大约3点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档的是个女人——也许他认为她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并因此而吃醋，也许他急着上厕所，但又不能离开电话机。”
“圣·约翰多大年纪了？”
“56岁左右吧。已婚，夫妻关系很好。”
“他现在在哪儿？”
“被我软禁在宪宾司令部的大楼里。”
我们的车驶过了4个步枪射击场，它们都位于一条弯曲的土路右边，地势很开阔。我已经大约20年没来过这儿了，但对这儿的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肯特上校接着说：“后来，圣·约翰给哨所打了电话，坎贝尔不在那儿。他又让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联系，看是否有人见过坎贝尔，可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回话，都说没见过她。圣·约翰只好让哨所的中士派了一个人到总部替他守着电话，他自己开着卡车找遍了所有哨所，还去士兵俱乐部、军官俱乐部等地方找过，就是不见坎贝尔上尉的踪影。4点钟的时候，他把车开向最后一个哨所所在地——一个弹药库。终于，他在第6步枪射击场看到了她的吉普车……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果然，前方不远处，在这条狭窄的小路的右边停着一辆吉普车，据估计它就是安·坎贝尔生前开的那辆。吉普车旁停着一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
我问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
“和这儿隔着一个路口。哨兵是一个叫罗宾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车前灯的亮光，但什么也没听到。”
“你审问过他吗？”
“应该是她。她叫玛丽·罗宾斯。”肯特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也不能怪你，保罗。因为‘一等兵’这个词并不显示性别。”
“谢谢。罗宾斯现在在哪儿？”
“也被软禁在宪兵司令部的大楼里。”
“这么说宪兵司令部大楼现在还挺拥挤呢。不过，这办法不错。”
肯特把车停在吉普车和红色野马牌汽车之间。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我看到了守卫现场的6个宪兵——4男2女，分站在各个角上，把现场包围起来。路的左边是一个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着步枪射击场。军队上前线之前就是在这里操练的。在左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风衣的女人，她正在一个小本子上急速地写着什么。我和肯特下了车，他对我说：“那是森希尔小姐。”他把“小姐”说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别上的错误。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问肯特：“她怎么会在这儿？”
“是我打电话把她叫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办强奸案的律师。”
“可被害人已经死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
“是这样，”肯特解释说，“森希尔小姐也负责调查强奸案。”
“是吗？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么？”
“你听说过一个叫尼利的女护士的事吗？”
“只在报纸上见过。难道这两个案子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联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网了。”
“昨天什么时间？”
“大约下午4点，是森希尔小姐将罪犯捉拿归案的。5点钟我们就审出了口供。”
肯特又补充说：“本来森希尔今天还有别的任务，但她自愿留下来办这个案子。”
“我们很幸运。”
“是的，这类案子需要女人参加。况且森希尔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
我留心观察了那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可能是辛西娅的，车牌和我的私人汽车一样，也挂着弗吉尼亚的牌照。由此可以断定，她也是在福尔斯彻奇供职，和我一样，现在也是在外边办案。然而，命运并没安排我们在家乡见面，却让我们在异地他乡，而且是在这种场合下相见了。既然是命运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枪射击场扫视了眼。现在还是清晨，射击场的上空笼罩着一层薄雾，土路边上有许多靶子，都是些用纤维板制成的假人。这些假人个个身挎步枪，面容丑陋不堪。这种生动的靶子取代了那种古老的轮廓靶。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要给射手们提供一种真切的临敌感。但就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只有真正上了战场并开始杀人后才能真正产生这种临敌感。靶子毕竟是靶子，第一排士兵开始射击前，假人身上经常落满鸟儿，这就影响了它们的真实感。
当年我在步兵营训练的时候，射击场还是光秃秃的一片，什么植物也没有，看上去跟沙漠差不多。而现在这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草木，使射击场绿意盎然，几乎看不到战火的痕迹了。我对面大约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像靶，周围长满了杂草。它的两边分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宪兵。在人像靶脚下躺着一具尸体。
肯特上校说：“这家伙准是有毛病。”他怕我不明白，补充道：“他单单选择了这个地点作案，好让那个丑陋的人像一直低头看着她。”
要是这个人像能说话就好了。我转身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在指挥塔和看台之间有一个厕所。我对肯特上校说：“你们没搜索一下附近有没有别的受害者？”
“没有……嗯……我们只是不想破坏现场。”
“可能还有别的人遇害，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正需要抢救。手册里不是讲过吗？救人第一，证据第二。”
“是的……”他四周环视了一下，命令一个宪兵中士：“马上吹号叫富勒姆中尉带全排士兵和警犬来。”
中士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看台上有人说道：“我已经通知过了。”
我抬头看了看森希尔，对她说：“谢谢。”
“不必客气。”
看来不理她是不可能了。我转身向射击场走去，肯特在后面跟着。
走了一会儿，肯特的步子越来越慢，渐渐落在后边。两位宪兵此时正稍息，眼睛不再盯着安·坎贝尔躺着的地方，开始向四周观望。
我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死者仰面躺在地上。肯特说得不错。她全身赤裸，只在左腕上戴着一只运动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件颇时髦的内衣——她的乳罩。她的军装不在现场，靴子、头盔、枪和枪套都不在现场。更有意思的是，安·坎贝尔被四肢分开地固定在地上，手腕和脚踝都被绑在桩子上。用来捆绑的绳子是绿色的尼龙绳，桩子是绿色的乙烯塑料棒，都是军队用的。
安·坎贝尔30岁左右，身材很好。尽管她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认出了她。她的脸很漂亮，轮廓分明。一头浓浓的棕色秀发披在肩上，头发的长度可能比军队规定的要多出几英寸，但现在这已不算是什么问题了。
缠在她脖子上的尼龙绳跟手上和脚上的尼龙绳同样粗细，但脖子上的绳子没有勒进肉里。罪犯把她短裤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