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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义兴寨金矿0号脉”被承包和“繁峙矿难”的调查中，人们可以想象山西省“义兴寨金矿”矿长杨林河如何拿了殷三等人的钱财，胆大妄为地把国有金矿承包给了私人，也可以想象繁峙县某些领导如何得了承包人的好处积极做主支持殷三等人对国有金矿的承包，不幸的是人们的想象和我在后来的采访中证实了的情况一点不走样地重合到了一起，让人忍不住嗟叹：“哼，事情不如此才怪呢！”
过去中国有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繁峙矿难”中我听到了一个新的说法：“有钱能使‘人’推磨”。殷三等人手里有钱，“义兴寨金矿”矿长和繁峙县政府领导手里有权，一个简单的钱权交换，一些人就成了给殷三等人“推磨”的人，道理就是这么浅显。
也许殷三等人已经被公安和检察机关录下了口供，在回答我为了承包究竟给什么人送过好处的问题时一点都没有回避。
采访中我先问殷三：“为了‘拿下’杨林河你们给他送了多少钱？”
殷三回答：“送了10万。”
“给繁峙县政府的什么人送过吗？”
殷三说：“送过。给县长王彦平20万，县黄金中心主任韩跃伟5万，义兴寨金矿管理站站长郭富恩2万。”
殷三的话在杨海龙和王建勇的嘴里随后我也得到了证实，而且给县长王彦平具体送20万的感谢费的“经手人”就是杨、王二人。
2002年4月2日当王彦平在山西省“义兴寨金矿”和“繁峙县黄金开发服务中心”联合给县政府递交的《关于共同管理省金矿划定区内孙涧沟0号脉的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上做了“县长批示”以后，殷三等人对山西省“义兴寨金矿”的承包很快办成。4月15日，为了对县长大人表示感谢，杨海龙和王建勇在繁峙县最高级的金龙宾馆摆了一桌宴席请县长赏光。王彦平领情到场。席间杨海龙和王建勇并没有当着其他陪客的面拿出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20万现金，酒席快散的时候，杨、王二人把王彦平的司机叫了出去，给了司机一包东西并说：“麻烦你了，一会儿请把这个包交给王县长。”
杨、王二人交给司机的那个普通的包里就装着送县长的那20万，此时司机并不知道，王彦平本人“也没想到”。宴会结束，司机把王彦平送回家，告诉他“车上有包东西是杨海龙和王建勇让我交给您的”，王彦平说：“哦，先放车里吧。”第二天司机如约开着车送王彦平去北京，王彦平在车上打开包，司机这时看见包里装的都是一沓一沓的人民币。
到了北京，王彦平什么也没说，二人住进北四环安徽大厦，王彦平叫司机在大厦里等他，自己就将车开走，三天以后再露面司机发现那个装钱的提包已不知去向，从此他和王彦平谁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记得在看守所，我想让王彦平亲口向我叙述一遍围绕着这20万后来发生的故事，王彦平承认：“那笔钱我的确是收到了的，”但他同时很激动地告诉我：“可那笔钱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我是要还的，后来我也还了！”
不错，这个20万王彦平后来的确还给了王建勇，但是这个“后来”不是王彦平收到20万后的第二天，也不是第三天直至2个月内，这笔钱是在“繁峙矿难”发生后的第五天，6月27日还的，彼时“繁峙矿难”风声已紧，殷三等人要么已经畏罪潜逃，要么准备逃跑，王彦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还钱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如果要还钱为什么不早点呢？”我是很平和地问王彦平的。
王彦平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那一段我工作太忙，打了几次电话让王建勇来取，他都没来。”
我说：“那你不会让司机给送回去，反正一开始钱也是司机转给你的？”
王彦平愣了一下：“咳，我觉得这么大的事，还是自己办比较好。”
“可是工作忙，‘6·22’以后你不是更忙，那时候怎么倒有时间还了呢？”
王彦平不语。
说实在的，也许是过去我采访的贪官太多，对于王彦平我真愿意相信他确实是不想收殷三等人为了“感谢”他而给他送上的这20万。用20万换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但是我听办案人员讲（王彦平在卷宗中有这样的交代）：4月16日王彦平拿到了20万，当下在北京就花掉了2万，其余的18万他是于4月17日以“王山”的化名到太原将钱存入了太原市商业银行并州北路办事处。
王彦平既然要还钱，王建勇就在繁峙，他干嘛要把钱存到太原？既然要存钱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目的为什么要用“化名”？2002年中国早已实行了实名制存款，“王山”是谁的名字，何许人也？
我继续问王彦平：“你存款时用的是一个叫‘王山’的身份证，对吗？”
王彦平说：“对。”
“那上面贴着的照片是谁？”
王彦平：“是我。”
“这么说，你一个人有两个名字？两个身份证？”
王彦平又不说话，我也无话可问，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再问什么也是“白开水”，继续追问又让他往哪里躲呢？
2002年5月，第四次去山西以后，公安和检察机关已经对“义兴寨金矿0号脉”被承包以及“繁峙矿难”所涉案的四五十名犯罪嫌疑人准备提起公诉，这些人所涉及的犯罪罪种有“渎职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采矿罪”、“重大事故责任罪”以及“帮助毁灭证据罪”，王彦平在里面会占上几样？
血淋淋的“原始积累”
平心而论，无论是“富源矿难”，还是“繁峙矿难”，围绕这两个矿背后发生的黑色“故事”都没有什么太大惊人之处，相反有人说，任何一个国家、地方、个人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会与野蛮生产、不择手段、无视生命，甚至权钱交易相伴生，这倒引起了我的注视与思考。
1978年中国放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吹响了发展经济的进军号角，整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大搞经济建设的热潮便风起云涌，而当十几亿中国人在“发财致富奔小康”新的生活目标的鼓舞下人人心头被点燃了追求物质生活的强烈欲望，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划时代局面也就从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人要发展经济这样的选择有没有错？没有，当然没有。
中国人当然不能永远用羸弱的身体支撑着一个硕大的政治脑袋一代人一代人地把穷日子过下去。
中国人要改变经济上的窘迫，快速赶上发达国家这是民众的要求、历史的期盼。只是当我们抓经济、奔小康的时候，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也就是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有没有汲取？有没有研究透？我们在“能不能避免”的问题上究竟动过多少脑筋？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这个“血淋淋”在一切无序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自然状况完全可以理解并无法控制。那么回想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凡是有矿山的地方几乎都存在“私开滥采”的问题，凡是有森林的地方也都有“乱砍滥伐”的情况。人们要迅速致富，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林吃林，靠草原吃草原，靠廉价劳动力吃廉价劳动力；官员们没有东西可靠，就靠权吃“权”，事实上这十几二十年我们看到的情形不就是如此？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的矿山都是由国家专有，由国家开采经营，守在矿山的老百姓找不到生财之道，疯狂的“私开滥采”就很快呈现出燎原之势，而既然是“私开滥采”，哪里会有健全的安全保证？老板要捞钱，不在乎或者根本无视矿工的生命，反正肯下矿的农民在农村成堆成片，这样矿山事故就不断发生，死人也就成为政府不愿意看到又不得不经常看到的一桩桩事实。
再看看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的职业病危害已经夺去了多少来自中、小城市特别是全国各地农村进城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的性命。什么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你的国家穷，不得不用资源、人力去和有技术、有财力的国家进行交换。
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人文财产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这方面我们是世界富有的一族，但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像一把斧头在一下下砍断自己穷根的同时也非得把自己砍得遍体鳞伤不可？也许我们不能怪罪“原始积累”，也不能漠视我们的肌体正在为金钱卖命的自觉自愿中一次次地受伤、流血，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在“富源矿难”发生后，当地煤炭局的一位原局长即跳楼自尽，他是不是在“富源矿难”或者是在富源煤矿非法生产的过程中有自己“说不清”的地方，不然为什么要走上这样一条绝路？
“繁峙矿难”发生后，被公安和检查部门立案侦查的相关违纪、违法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就上升到几十位，繁峙县原县长王彦平收下了杨海龙和王建勇送来的20万现金我相信他后来一定后悔，他连一天安定的日子也没有过过。
近年来中国不断地在发生官员腐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许多“要钱不要命”的人在金钱的面前自觉自愿地做着奴隶直到锒铛入狱或丢掉了性命才幡然醒悟。已经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付出过惨痛代价的发达国家的后来人此时也许在笑我们，上帝在笑我们，而我们自己在身体力行着某种荒唐，有时不惜以名义和生命为代价却不去思考财富与生命真正的关系和意义，长此下去中国人的“聪明和才智”将要被物欲的洪水猛兽所吞没，今天，难道我们不该暂时停住脚步来好好想一想？
经过了一段时间坚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已经以快速发展的趋势令整个世界瞩目，我们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否已经完成？如果说尚未完成，我们的国力较从前明显地有了很大的增强，社会上可以看到的富人越来越很多；但是如果说这个阶段已经完成，眼下下岗职工有增无减，他们的生活和富人相比越来艰难；城乡差别没有消灭，8亿以上的农民还有些人在为温饱和生存而发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是否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还必须在“原始积累”的“血腥”中苦苦挣扎并继续付出从生命到精神的巨大代价？
站在法制的制高点，“资本的原始积累”惟有立法能够避免在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血淋淋”场面，我不反对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法的问题吗？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们国家制定了多少法律？我们党和政府什么时候鼓励过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我们的法律什么时候规定过“私开滥采”、“私砍滥伐”、“走私”、“偷猎”、“贩毒”、“贩卖人口”以及“商业诈骗”、“假冒伪劣”、“抢劫”、“偷盗”等等行为是合法的？
2002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的“矿难如麻”让人心惊胆战，可是2003年“矿难”还是不绝于耳，我们《新闻调查》在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实际上是采访纪实）还没有写出来以前就已经开始又忙着做“矿难”的另一期节目。
法律和人的欲望是一组矛盾的对立。
法律可以制约人们的各种不良企图并对不良行为进行制裁，但是当人们的欲望不减少，“以身试法”者，“以卵击石”者还会出现。
“立法”的空间可以让人们看到朗朗晴空，但是“执法”的环节如果软弱，这样的“晴空”于我们的用处也就等于不存在。
人类能够从根本上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吗？
中国人能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即发展了经济又保持住一份头脑的清醒？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住自己的物欲，如果我们的法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今后等待着我们的灾难也许还有许多。
十周岁
程 青
程青，女，1963年生于江苏。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作协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新华社《望》周刊。有《恋爱课》、《美女作家》、《今晚吃烧烤》等作品。
1
上早读课的时候唐冬青偶尔一回头看见宣传队的陈老师正从窗口往里看，她的心咚咚咚地跳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和激动。
唐冬青想上宣传队，已经想了整整两年了。她对唱歌跳舞的兴趣比读书大多了，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登台表演，涂着红脸蛋，穿着花裙子，一边唱一边跳，吸引着台下许许多多人的眼光，她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美的了。不过这个心愿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她知道说出来也没有用，反而落个笑柄。因为宣传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只有被陈老师挑中的人才能去，所以她一直盼望着陈老师的目光能幸运地落在自己的头上。在唐冬青的眼睛里陈老师是最最可亲的一个老师，每次在学校里遇见陈老师，她都很慌乱，脸会莫名其妙地红起来，等到看不见陈老师的身影之后，她的心里才会回甘一般涌过一阵甜丝丝的感觉。陈老师个子不高，嗓音哑哑的，留着不太讲究的半长头发，耳朵两边一边一个卡子别着，长相和打扮跟漂亮都沾不上边，但是唐冬青却非同一般地爱戴和崇拜她。因为这位陈老师，她喜欢所有小个子、哑嗓子和头发半长不长的女人。现在陈老师就站在窗外，离她不过两三步远，但她却一眼也不敢朝陈老师看，心里模模糊糊地企盼着有好事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陈老师的身影从窗口移到了门口，走进了教室，和班主任陆老师窃窃私语。三（1）班的读书声凌乱和低落下来，唐冬青却没有跟着停下来，相反她读得更起劲更卖力了，直到教室里只剩她一个人的声音。她一边读书一边悄悄抬眼去瞄陈老师，恰好陈老师也正朝她看过来。不过陈老师并没有选中她，她挑出来三个人，王芳、陈伊琴、李小蕾，都是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细胳膊细腿。唐冬青跟她们长得正相反，她是小小的眼睛大大的嘴，胳膊和腿都是肉乎乎圆滚滚的，身体上下一般粗，同学给她起个外号叫“唐冬瓜”。她看着陈老师把她们三个领出去，鼻子一酸，差点儿哇地一声哭出来。
下午一节课后是宣传队的排练时间，宣传队员都去排节目，演出任务紧的时候他们下午的课就不上了。唐冬青看着教室里三个空着的位子，就像用舌头舔着自己掉了牙齿的牙床，心里空落落的。她多么希望空着的是自己的位子，而自己正跟着陈老师在排练室里学唱歌和练跳舞。一到下午唐冬青的耳朵就格外地好使，她能听到很远处的音乐声，陈老师“咪—依—依，吗—啊—啊”地领着大家吊嗓子，一声高过一声，听得她心里怅怅的，而近处老师讲的什么她却一句也听不见。
陈伊琴很快成了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在台下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尖尖的一张狐狸脸，面颊上还星星点点生了不少的雀斑，可是她化了妆一登台，立马变得光彩照人，人见人爱。一大群小姑娘表演唱或者跳群舞，谁都看得出来最显眼的就是她。一晚上陈伊琴要表演好几个节目，经常是一个节目刚下来来不及换好衣服又要上下一个节目了，每晚的压轴戏也都少不了她。
陈伊琴晚上演出很辛苦，白天上学迟到是常事。早读课上根本就看不见她，常常第一节课上了一大半她才提着书包匆匆跑进来。课间操她也是懒洋洋的，一边伸懒腰一边打哈欠，大家都做下一节了，她上一节拖拖拉拉还没做完呢，陆老师看了也从来不说她。
唐冬青最羡慕的人就是陈伊琴了，陈伊琴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吸引着她，让她喜欢得说不出话。陈伊琴耳鬓留着没有洗尽的残妆，唐冬青一下子懂得了什么叫妩媚；陈伊琴演出时说错了台词，唐冬青在下面又急又爱；陈伊琴课间喜欢坐在课桌上叽叽喳喳说话，唐冬青是她最最忠心的听众，常常连厕所都顾不得去上，尿憋得肚子快要胀破了。如果陈伊琴用她做点什么事，她会觉得那是最大的看得起她。她前前后后跟着陈伊琴，别人笑话她也不在乎。陈伊琴起先对她是确实有点瞧不起，唐冬青越巴结她，她越是想躲开她。后来看看她并没有坏心眼，对自己真的是一心一意，渐渐对她有了好脸色，不想做的作业就交给她，唐冬青即使自己的作业完不成，也会替她把作业先做好。陈伊琴演出让唐冬青跟着拿衣服，唐冬青很负责，每晚从头到尾陪着她。
连续一段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