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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们教会的利益。因为喜爱虚荣的人留在教会中，会给教会带来无穷的祸患。
我教导圣徒注重信仰，我同样教导圣徒注重生活。我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要道，我同样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教训。因为各地教会中有许多信徒很明白圣经中的要道，在生活中却多有骄傲、好名、虚伪、说谎、贪婪、污秽、嫉妒、仇恨、毁谤、谗言、失信、背约、自私、自利、结党、分争、舞弊、营私、不孝、不忠，等等的罪恶，因此我便特别注重基督徒的生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圣徒，要在生活中表彰神，荣耀神，要藉着圣洁的人生和高尚的品德见证基督的救恩。有些人批评我注重行为、不注重信心和恩典。他们批评得不对。我十分注重信心和恩典，正是因为我注重信心和恩典，所以我才注重行为。正如经上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彼后一5…7）。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四1）。我不希奇许多传道的人不注重生活与行为，他们自己的人生使他们不能讲生活与行为，也使他们不敢讲这些。我感谢神，这些教训确实没有白讲，有些圣徒因着常听这种教训，在生活上实在有了美好的见证。这种教训不只帮助了许多圣徒，也深深的帮助了我。我从十四岁悔改信主以后，就十分注重基督徒的德行；我从起初作工，就注重讲基督徒的德行，像注重讲基督徒的信仰一样。我现在还是这样，我也觉得我需要注重这个，直到我在主面前交账的日子。一个没有好品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神作工，一个为神作工的人若不教导信徒注重品德，他的工作就绝不会稳固坚实。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谆谆的教导教会，今日为神作工的人岂可忽略这件事呢？
我在十四岁信主以后，受一位益友的督责管教，得了极大的益处，建立了一生作人的基础，因此我现今也是这样对待神所交付我、使我照顾的这些圣徒。我每逢看见圣徒作了不合真理的事，说了不合真理的话，就绝不轻轻放过，一定要指责他的过失，劝他悔改。不但在大事上这样，就连微小的罪我也不愿意放过。因为我深深知道许多极大的罪都是由微小的罪所引起来的。我也深知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最要紧的责任，就是引导圣徒远离罪恶，走圣洁公义的道路，这比给他们一些圣经中的知识更为重要。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如果看见圣徒犯罪，却不责备警戒他们，他就在他们的罪恶上有分。我不敢辜负神的托付，我更不愿意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因着我在讲道的时候注重基督徒的生活，对於犯了罪的圣徒又加以指责劝戒，不少的圣徒确是在生活上有了良好的见证，同时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极大的益处。因为我越教导别人，劝戒别人，自己也就越需要谨慎检点。不这样，我便没有权柄、也没有颜面再去教导别人，劝戒别人。我每逢读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中对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便满心羡慕，愿意勉励作一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也深知道这样的传道人才能有权柄、有能力，才能作圣徒的模范。没有高尚的人生的传道人无论怎样能讲道、能号召、能活动、能交际，他们的工作只能有短时期的兴旺发达，绝不能存留得长久。因为那些因他们的工作得了帮助的人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品行与真理不合，便被他们绊倒；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拆毁了自己所建造的工程。
因为我不容忍罪恶，我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许多仇敌。那些接受我的劝戒的人因为得了我的帮助，便用真挚的心爱我，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便惧怕我，恨恶我。我们中间的圣徒如果犯了罪，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认罪悔改，再一条便是远远的离开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赶逐他，他自己就把自己赶出去了。
关於牧养教会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在教会中作领袖的对於正与邪、是与非、务必认得清楚，看得明白，并且绝不有丝毫的妥协让步。一切合乎真理的都积极的去作，一切违反真理的都严厉的拒绝。为贯彻这种主张，必须不怕一切的误会、反对、攻击、逼迫。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顾全情面，怕得罪人，怕受误会和反对，怕遭逼迫和危险，因而与不合真理的事妥协，对背道的事让步屈服，他们一定要失去能力和权柄，教会也就要开始堕落腐化。神的工人对付教会内部的问题，或应付教会外面的困难，都必须有这种坚决勇敢的精神。要作神忠心的仆人不但不可顾惜财利，也不可顾惜名誉甚至不可顾惜性命，不然，就必要因此胆怯懦弱，畏首畏尾，与撒但妥协，同罪恶屈服。教会的领袖必须敬虔，也必须勇敢。教会的领袖如同军队里的元帅，元帅如果畏缩胆怯，临阵脱逃，或是倒戈降敌，全军绝不会有胜利奏凯的希望。我是一个生性怯儒的人，但神的话临到了我，祂的能力复庇了我，使我在这点上没有辜负祂的托付与期望。祂的作为真是奇妙，祂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牧养教会一向就主张不徇情面。有人向我请求什么事，能允诺的便允诺，不能允诺的便推却。「人情」，「面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有一对夫妻来请求受浸，我发现他们二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受浸，我只能允诺那一个人，却不能因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缘故便同时允诺。如果有朋友二人同时来求我作保证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我深认识的，我便只允许保证他一个人，却不能因为「情面难却」便为那个不深认识的人作保。如果有一对未婚夫妇来请我为他们证婚，在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认为不可为他（或她）证婚的，我绝不看一方的情面便答应这件事。我坚决主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五37）。若要我对一件事心中反对、口里却表示赞成，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神绝不允许祂的仆人去敷衍人，去讨人的喜欢。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教会的领袖一顾「人情」与「面子」，纵使不完全违背真理，也需要将真理打一个七折八扣，教会又焉能不腐败呢！
1942年我们的教会经过一次严重的考验。1941年12月8日，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14日（星期日）全城大多数的礼拜堂都不能照常聚会，这是从1900年义和团乱事后第一次各大礼拜堂停止礼拜。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发公函给全市各教会。我在12月17日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说，
「启者，今拟於月之十八日（星期四）午后新三时，假东堂子胡同内务总署大礼堂，特开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讨论进行一切事宜。千祈届时惠临为荷。专此顺颂
台祺 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谨启 十二月十五日」
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便感觉到各教会这种作法与古时以色列人下埃及求帮助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一向日方求援助，便给了日方利用的机会。他们实在应当只仰望神，而不请求世人的协助。因为无论什么事、一向人求帮助，对方如果提出什么条件来便不能不允诺。不过我与各教会的领袖素日没有来往，他们所定的路又与我所定的不同，我也无从帮助他们。我们的教会既未曾和西国差会有连系，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自然更没有谈到「维持」的必要，所以根本用不着出席。以后虽然零星听见一点「基督教维持会」开会的消息，也未曾多加注意。及至次年（1942）1月16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信。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大家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14）。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赞美，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神不叫我和不信的同负一轭。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还有许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传道人，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许多教会中的领袖所讲的道不但不造就人，而且败坏人的信心；许多教会中充满了背道的事，与世界连合，成了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巢穴；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我又清楚看出来这次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政治的背景，受日方的操纵，神更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及至我们祷告完毕，我问他们四个人的意思。那日晚间我们五个人异口同声的说「不参加」。於是当晚我们便答复那位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我们决定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次日我的一位同工（那日晚间前往答复的那一位）告诉我说，根据昨晚的谈话，对方表示似乎是说加入联合促进会是必须的。（那就是说，无论是否愿意加入，也必须加入。不容许人随意选择，不然，便不能再存在。）那时我深觉得我和我的几位同工正像一只轮船上的船长与大副、二副，这只轮船遇见了狂风巨浪，全船（全教会）的安危都系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责任真重大无比，偶一错误，就会使全船沉入海底。十八日我自己又见了那位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说，我们的教会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三月上旬我到天津去作工的时候，得一位同工的信说，那位先前来与我们接洽的人又来和他谈话，还是劝诱我们参加，他回答说，「王先生不在家，我不能作主。」3月7日我由津归来，恰好有一位由安徽来到北京的姊妹来看我，谈话中知道她当校长的那个女学校被日方接收，日方劝诱她仍当校长，帮助他们办学。她回答说她不能与不信的人合作，日方屡次利诱威胁，她始终拒绝不肯合作，最後他们传她到宪兵队去，她还是坚持到底，未曾屈服，他们竟没有向她再作甚麽。我听了她的见证，更激发我的信心和决志，我想她是个女子，还能这样向神尽忠，勇敢不屈，我是一个男子，又领导着一个教会，且蒙了神重大的委托，如何能屈服在恶势力之下？我们那天的谈话使我得了不少的坚固，我更决心无论如何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4月18日我到西城去参加马路加先生的丧事聚会，在会中遇见日本牧师织田金雄，会后他竭力劝我加入联合促进会，并说兴亚院联络部的调查官武田熙很想与我见面谈话。他又说，「联合促进会亟需要像你这样意志坚强的人参加。」我回答他说，「正是因为我意志坚强，所以找才绝不参加。」那天我们两个人站在大街上谈话有几十分钟之久。4月29日我在会堂讲道，题目是「经过火窖与狮穴的四位圣徒」。那些日子我深感觉已经有危险摆在我的面前，我讲这个题目一面是勉励别人，一面是勉励自己。
4月30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进晚餐的时侯，妻交给我一封信，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因时局之演变，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於4月18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应设分会。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於5月1日上午新十时出席，共讨进行，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
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约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并说明「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在别人都睡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那天是阴历3月16日，月光把全院照得极明亮。我回想已往十几年之久，神怎样引导我，从我家中三两个人的小聚会开始。逐渐发展而增到几十人，一二百人，后来怎样在前炒面胡同租房聚会，再後怎样在这冒购地建堂，聚会的人增到四五百人。今日有了这样适宜的会堂，不再感到以前人多地窄、聚会艰难的苦况。我又想到近几年教会蒙神眷顾，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全教会和几位同工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可是今日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闭，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果听见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惊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我清楚知道在日本军部的威势之下如果有人表示不肯服从，结果是绝无幸理。我又想到他们也许占了这座会堂作某种用途，几百个信徒再不能每周在这里快乐聚会、一同敬拜神。牧人被捕，羊群也就分散。想到这些事，我的心中起了极大的战争，我不能再想下去，也不忍再想下去。我也曾想到如果要避免这种种凄惨的结果，只有降服，只有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但那样作，我必须与那些我素日所斥责的人们坐在一处，彼此虚与委蛇，作着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讨论与合作，我必须与一些「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同工，我必须与别人一样，心中以为非、口里却要说是，我必须认黑作白，指鹿为马，我必须把我的信仰和主张都收在柜子里，终日去敷衍那些支配者、操纵者，我必须把我从前所写的那些刊物书籍都付之一炬，因为在那些刊物书籍中，我严格主张不畏强权、不顾情面、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我又想到如果我加入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势必推翻了我以前将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各地所作的见证，那样不知道将要有多少信徒因我而跌倒，神的名因着我要受多大的羞辱！我不能这样作，我不忍这样作，我不敢出卖我多年所事奉的主，我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那夜却是大声祷告，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那夜祂扶助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和勇气，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我写了一封信，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信上说：
「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敝会堂自创立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再者，贵会系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会所组成，敝会堂为保守纯一之信仰起见，碍难与信仰不同之教会联合。所属派遣代表参加聚会一事，不克从命，幸希鉴谅为盼。此复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市分会大鉴
基督徒会堂敬复。五月一日。」
那天午间有一位信徒来看我，他是代表本市一个教会去参加联合促进会的聚会的。他告诉我说，他们正在会场的时候，工友将我的信送进去，大家看过后，认为像我这样倔强的人，谁也无法劝导，只好交给日本人办理。以后日本人河野静士进来，他们便把那信交给他，他看过以后便收在衣袋中，散会以后那位河野先生向北走去，那位信徒揣测他大约是到日军司令部去。那位信徒劝我赶快挽救这种严重的局面，切不可触怒日本军人，因为那是万分危险的事。他劝我赶快加入联合促进会，事情还可转圜。我回答他说，我已经定了心志，绝不参加。我感谢他的善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劝告。他看我心意坚定，便说，「各人有各人的恩赐，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你既下了决心，我自然不再劝你加入，不过你不妨与那位河野先生见面谈谈，免得发生其他误会。」他又把河野的地址与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