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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十四
第十九章
化上访告状平敛钱茬子
抓防汛抗旱现不吉征兆
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工作，由于上访闹事连连发生，所以任务虽小却最艰巨。尽管是老鼠尾巴——没有多少血可放了，我们却丝毫不敢懈怠，仍然采取“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办法，文武夹攻，就好像《乌龙山剿匪记》那样，不断进行战斗。看似都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战役，却都带有攻坚性质。所以，各条山沟在后半个多月里，依然枪炮不断，到处弥散着政治经济的火药味。尽管没有多少捷报可言，每天都有多多少少的收获。一到下午，镇包村干部们就会三人一组、五人一群，带着酒意，带着疲惫，带回千儿八百块钱上缴。农经站每天给我们看的报表，必然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就好像大网已经撒过，大鱼已经逮了出来，我们这些辛勤而贪婪的“渔夫”，一点也不放过那些泥鳅、蚂虾和鱼娃儿，一遍一遍地下水，在泥沟里摸，在石缝里掏，力求一点不剩搞上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农村工作吃不得夹生饭，任何一项工作一旦留下茬子，就会后患无穷。上访老户苏国华的一笔糊涂“红薯账”，就能够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有一旱必有一涝”，这一年汛期来得早，来得猛。也不知是因为我们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搞得狠，还是乡镇企业相继垮塌带来的负面效应，群众倒没有怎么抱怨，我们却得罪了老天爷，大暴雨就劈头盖脸、接二连三地下了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间间歇歇，不住溜儿地下大雨。我们严肃认真地分析，老天爷不知怎么搞的，一年之内，“下雨指标”分配得如此不合理，反正一年就那么多的降雨量，你不该糊里糊涂地旱了一冬一春，却在这几个月里，毫无责任心地一下子倒下来。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形势，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而是严阵以待的。在山区，洪涝灾害是最容易发生的。征收统筹提留尾欠款，那是中层以下干部们的事情，安排下去就是了。这期间，我们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抗洪抢险上头。
在灌河镇这个小小的“夜郎国”里，有山必有沟，沟多形成河，一条条河流，上下的落差很大。大自然给人们开玩笑，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平时温柔多情的小河，细流潺潺，清澈见底，小鱼苗苗游来游去，悠然自得，两岸杨柳依依，苍翠欲滴，一派诗情画意，徜徉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遇上一场倾盆大雨，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奔腾咆哮的巨龙，洪水又急、又湍、又猛、又浑。主线灌河和其他几个河流的河堤，只要没有经过加固治理，就会自觉地遵从洪水的意愿，想怎么改道就怎么改道，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给。
除了河流以外，还有几个必须关注的防汛焦点。一是山沟沟里的三百多个贫困户，住房都不怎么坚固，日子本来就过得懒散。这些农户恨不能生出几个姑娘，长大后只要有一个能够出去，到大城市里当当坐台小姐，就能够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搂钱，别说盖房子，就是买台拖拉机、彩电什么的，也实在算不得了不起的事情！梦想当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现实是他们连媳妇也娶不起，夜里连个娱乐的对象都没有，这日子就过得一定更加懒散，哪里有余钱起房盖屋？自古道“救急不救穷”，政府不能够也不可能把他们包揽起来，只能年年救济，年年扶贫，年年输血，就把少数人养成了懒汉，他们种在地里的庄稼没有荒草多，每天干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一到了雨季，他们的房屋就像要开展一场垮塌的友谊比赛，看哪一处倒得早、倒得快。好在这些群众都在洪水的肆虐中得到了锻炼，适者生存，积累了丰富老到的应急经验，倒没有听说过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二是在全镇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十八座水库，还有一些没有计数的堰坝。这些用泥土堆起来的水利设施，都是在大集体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展人民战争，拼死拼活，历经数十年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出来的，有的还是速成品。它们当然没有三峡大坝那样坚不可摧，一劳永逸，但它们无疑都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象征、历任领导智慧的结晶和人民群众流血流汗的成果，来之不易，捍卫更为不易。这就给我们这些接过红旗肩上扛的后任制造了繁重的工作任务。
时下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当汛期到来之前，县里就召开了一个党委书记必须参加的“抗旱防汛工作会”。把“防汛”和“抗旱”放在一起，是一个发明，听起来好像有点滑稽，其实必须使用这么个提法才算牢靠。因为，古往今来，除了《三国演义》小说里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会算，能够呼风唤雨，气死造物主以外，现今社会上最精明的领导人，再也没有诸葛之“亮”、关云之“长”了，谁也揣摩不透老天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对于“天有不测风云”，各级领导有的是对策：你旱了，我就抗。有水源的地方，用上所有的抽水设备，再加上车拉人担；没有水源的地方，临渴掘井，只要保住了庄稼苗，就有苗不愁长。总之，只要办法用尽，“不信天公不低头！”——你不低头我低头。你涝了，我就防，效法古人尧舜禹汤，要么“围堵”，加固堤防；要么“疏导”，排除渍水，“活活气死老天爷！”——上下几千年，只见老天爷发怒，跟人过不去，从来没有气死过。
会后，我们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责任，分工负责。诸如乡镇企业的防汛，就由纪委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企业办负责清查隐患，及时防范；镇直部门，由组织书记负责，党政办配合，各部门自查自纠；社会上的困难户，由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民政所和村两委班子配合，统计出来，早修早补，力争让这些家庭顺利度过汛期；各级各类学校，当然是抓教育的副镇长牵头，以教办室为主，把各个学校里的危房、险房普查出来，通知各村负责修理；河塘堰坝，就是我和镇长负总责了，全镇人民配合，水利站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因为历来山区乡镇就是县里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所以分管农业战线的孙县长来了，带上水利局长丁雷，以及随从人员一大群，马不停蹄地转了老青山水库、青石沟水库、卧牛坡水库。
带“水”字的单位下来视察，不吃鱼怎么行？于是，在招待所吃饭，以鱼为主，兼顾其他。灌河的鱼类产品特别丰富，所以大家就吃得特别畅快。“瓜儿离不开刀，鱼儿离不开酒”，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也能喝他个“万马战犹酣”。一喝得高一点，大家的聪明才智就怎么也掩盖不住，无不得以尽情地发挥，同时起到挥发酒精的作用。
孙县长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他这个人比较随和，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呷了一口输过的酒，对着丁局长莫测高深地说：“老弟呀，以后我们就有福了哇。”
丁局长不解：“有啥福？”
四十五
“我们才这么大年纪，晚辈都当上县长了，还算没福？”
孙县长拍我一巴掌：“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继续编派他：“有两个瞎子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煮熟了的驴毬，二人一替一口地吃，你吃一口递给我，我吃一口递给你，谁知传来传去不知什么人接走了，一个瞎子等不着，就向另一个瞎子要，这个瞎子说给你了呀。两人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要找人评评理。于是，他们闹到了县里，正好碰上孙县长值班接待信访。孙县长一听是个鸡巴大的事也闹到了县里，非常生气，不由分说，把自己的鸡巴弄硬，照两个瞎子的头上每人打了一下，边打边说：‘他妈的，屁大的小事也来告状，真他妈的吃饱了撑的！’两个瞎子才知道告的状并不对路。两个人边跑边说：‘我哩妈呀，县长的指头那么粗，就是没有长指甲！’另一个瞎子说：‘你知道个毬！县长打咱的家伙就是咱俩吃的那个驴毬！早知道是县长拿走了，咱还告他妈的×状哩！’”
孙县长听了这个笑话，反咬一口，编派了一个“驴外传”，说一头毛驴啃了邻居家的庄稼，邻居不依不饶，惹得主人打这头毛驴说：“你以为你是党委书记，想吃啥吃啥？”转弯抹角骂我这个党委书记。就这样，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口头文学往往比书面文学更精彩，一时间，黄段子从大家的嘴里喷到整个酒席上，满屋子到处都是臊腾腾的。
吃酒中间，招待所管房间的那个叫春英的小媳妇，红着个白生生的俊脸蛋儿，探头探脑地到我们这个雅间喊道：“刘镇长，有人找你！”春亭就急忙出去了，许久才回来。送走客人后，我回镇机关休息，忽然发现经常和我一起走的刘春亭镇长进了招待所的一个房间休息，没有在意，就自己回去了。后来，凡是在招待所吃饭时，春英只要叫一回春亭，散场后他就推说喝高了，要留在招待所休息。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下大暴雨也不例外。一次，我从县里回来，走到分水岭上，依照惯例当然是要撒尿。在车上只知道天阴得像水碗一样，一下车，霎时间雷公电母抖起了威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放眼望去，整个灌河镇的全境都淹没在茫茫雨海之中。往北边看看，虽然黑风斗暗，浓云密布，但几十米以外并没有落雨，倒见得大风卷起的尘土飞扬。听附近群众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经常出现的。由此可见，分水岭果然名不虚传，自有其神奇之处。由于雨水过多，山石早已被冲刷干净，地面也早已被浸泡得肿胀而不再吸水了，所以，不大工夫，满山上下，就见巨石上飞瀑横流，哗哗作响，气势雄浑，好一派壮丽景象！真是平时难以看到的奇观。
我正要诗兴大发，司机小勇说：“贺书记，不敢停了，再等一会儿，恐怕就过不去河了！”我真舍不得上车，心想，要不是有急事，一定要在这里长时间地大饱眼福，吟出一首什么诗或者词来，不然实在辜负了这难得一见的大好景色。下到山南，果然灌河水已经暴涨，过不去了。我们只得来到长胜寺村支部书记程国明家里坐了一会儿。好在这雨下得并不太久，还没有等他摆好酒场，河水变小，能够过河了。因为有重要工作任务，所以，这一次叫支书程国明一直遗憾了好多年。
大雨造成的洪水，更多的是在作恶。集镇北边就是灌河，河的南岸经过前几任书记努力，已经砌上了七百多米长的防浪墙，一度保护了南岸的镇区所在地。这道防浪墙，底下一丈多深，上边高出河岸二尺多，河面也有二百多米宽，这年的洪水竟然有两次差一点冲出堤岸。朝下一点的部位，有一次出现了险情，村里把情况报过来以后，我穿着背心、大裤头，打着雨伞赶到现场抢险。
那是难得一见的景象。只见洪水卷着上游的大树，还有麦垛什么的，波浪翻卷，气势汹汹，不屈不挠地往岸上冲，眼看就要漫过这一段较低的河堤。干部群众自发地拥来，用蛇皮袋装上泥沙，一个一个地往河堤上垛，很快制服了险情，保住了旁边的几户民房和一个小滑石粉厂。
在这期间，镇电视台的小赵拿上新买的摄像机跟踪录影。我这个瘦身子历来不耐寒冷，在大伏天里竟然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哆嗦嗦，他还拿着机器只管朝我身上晃来晃去，把我晃得心里起火，就把他嗔怪了几句，让他更多地对准干活的干部群众。小赵很听话，马上转移镜头，去录别的图像了。我心里说，小伙子真是不懂事，就我这泥猴猴一般的狼狈模样，又不干活，只在一旁冷眼观看副镇长华秋实和水利站站长现场指挥，真是把这些镜头放给了全镇人民，岂不有损我的“光辉”形象？
到了秋天，雨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还是说下就下。一个夜晚的后半夜，又下起了小雨。我在后半夜睡不着时，好开灯看书，风声雨声，读书无声，忽然听到前院一声闷响。我急忙起来到前边的楼外查看动静，这座楼上的人也纷纷起来了。原来是机关前边的整个院墙塌了，墙皮塌到了大街上。更巧的是，也不知是因为墙猛然倒塌时带来的风的影响，或是什么其他原因，院东南角墙内的一棵古柏树上，有一个碗口粗细向东南方向伸展的侧枝，一下子折成了两截，掉在了倒塌了的院墙上。
正是：一波洪水未平，一股潜流又起。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十六
第二十章
机关出怪事传风凉闲话
酒桌擦屁股化矛盾纠葛
翌日大早，我们几个住在机关的书记、镇长就起来察看院墙是怎么塌下来的，很快院内的干部们和一些起得早的群众也都聚了过来，一下子，站满了一院子人。我想，这院墙幸亏是晚上塌的，要不然，砸伤人可不得了。因为院墙外就是大街，大白天人来人往，这道墙东西长又有六七十米，人们即使看得见也跑不及。我们分析了垮塌的原因，原来这院墙是从地面上直接垒起来的，根本没有扎根脚。院内地势高，院外地势低，下了一年雨，竟然坚持到现在才塌，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我很生气，问大家这是谁干的好事，连个根脚都不下？同志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肯说出原委。见大家都不吭声，我就知道肯定是前任们留下来的茬子，大家怎么好意思说出来？也就不再穷追猛问。我缓口气对大家说，这院墙塌了实际是个好事儿，就这号糊弄人的垒法，迟早也是祸害。正好，我们好好设计一下，搞坚固一些，同时把车库也盖起来，大家表示同意。
于是，我叫人去把建筑队的头头“精英”安双辰喊来，带他看前边的院墙，尽快拿出重建的方案。私下里，老安给我说明了没有扎根脚的原因。他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溜低矮的门面房，曲广远书记来了以后，觉得随着事业逐步扩大，车辆增多，人员增加，咱们这个机关院本来就小，再留下门面房没有多大意义，也很不雅观，就把我们找来，让我们把门面给扒了，只修一道院墙。这样一来，就伤了包用这几间房子的一些机关干部的感情，他们明里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唆使镇里姓江的几户群众出面干涉。
原来这个院子解放前叫做“江家大院”，是早年从山西过来做丝绸生意的江家老祖宗置下的产业，一度非常红火。可是，没临到解放，咱们的南下部队路过这里，就把它占了。当时，中原省政府的省长就在这里办过公，以后又当过鄂北县政府。再后来就一直驻扎的是领导机关。五十多年来，领导们一任一任地改造重建，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处若是农村地主老财的，早就给没收了，可人家属于个体工商企业，政策界限不一样，1954年城镇工商业改造时就确过权，有证据是人家的。
由于这里已经成为政府机关所在地，这一家人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他家的老人已经谢世，几个儿子还是搬出政策，找来依据，不依不饶，想把房产要回去，说他们的爹爹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儿。在任的党委、政府领导没有一个不觉得这样给他们太丢面子，就一直没有答应。因为“迁都”是一件大事，咱这灌河街范围内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气的地方，尽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况搬一次要花上大笔的钱？于是产权之争就由不断上访演变成了马拉松官司。眼看政府要败诉，当时的领导不得已就和江家达成了妥协，答应赔人家一部分钱，法院就按时价，给他们判了一万多块钱，可到现在也没有给人家一分钱，一直拖到了现在。
上次垒院墙时，广远书记一有动作，人家就找上门来，也不知他们是咋协商的，反正安排我们不扎根脚就垒了院墙。领导定了，我们只得照办。
听了这些曲曲折折的经历，我心里好笑，我们有些干部，动不动就说群众是“刁民”，其实，政府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众耍赖皮。但我还是安排安双辰，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个一劳永逸的。
仔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