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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武士道的女性理想中却没有神秘之处，其矛盾也只是表面上的。我说过它是勇妇的，但这不过是真理的一半。表示妻子的汉字〃妇〃这个字，是意味着手持笤帚的女人——不过，这当然不是为了对她的配偶进行攻击，或为了防卫而挥舞它，也不是为了施妖术，而只是为了笤帚最初发明出来时的那个无害的用途—这样，它所包含的意思，是同英语的从纺织者（weaver）这个语原发展来的妻（wife）这个词，以及从挤牛奶者（duhitar）这个语原发展来的女儿（daughter）这个词一样，都是家庭性的。德国皇帝说妇女的活动范围是厨房（Küche）、教堂（Kirche）和孩子（Kinder），而武士道的女性理想虽未限于这三者，却非常有家庭性的。这个乍一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家庭性的与勇妇的性格，在武士道看来并非是不可调和的，下面我们就来论证一下。
武士道本来是为男性而制定的教条，它所看重的妇女的德行，当然是远远脱离女性的。温克尔曼＇1＇说：〃希腊艺术的最高的美，与其说是女性的，毋宁说是男性的。〃莱基对此加上一句说，这一点，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方面来看，也如同在艺术方面一样，是千真万确的。同样，武士道所最赞赏的妇女乃是〃从性的脆弱性中解放了自己，发挥出足以同最刚强而且最勇敢的男子相媲美的刚毅不屈。〃＇2＇因此，少女受到抑制其感情、强化其神经、遇到意外事变时，用武器——特别是使用长柄刀来维护自身尊严的训练。不过，练习这种武艺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在战场上使用，而是出于为了自身和家庭这两个动机。女子并没有自己的主君，而是维护自己的身体。女子用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身体的圣洁，其热忱有如丈夫维护其主君的身体一样。她的武艺在家庭上的用途，有如下面所说，在于孩子的教育。
女子的剑术及其他武艺，即使付之实用是很少的，却在健康上对习惯跪坐的妇女具有辅助效用。然而这些武艺并非只是出于健康的目的而进行练习的，在有事的时候是能够实际上使用的。女孩子一达到成年，便授给她短刀（怀剑），用它来刺进袭击自己的人的胸膛，或者根据情况得以刺进自己的胸膛。后者的情况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并不想严酷地批评她们。如果看到即使厌恶自杀的基督徒的良心，也因为佩拉基娅＇3＇和多明尼娜这两个自杀的妇女的纯洁和虔诚而将她们列为圣徒的话，那末对她们就不会苛责了吧。当日本的维吉尼亚＇4＇看到自己的贞操濒临危险时，她并不等待她父亲的剑，她自己的武器已经常放在怀里。不知道自戕的作法乃是她的耻辱，比如说，她虽然并没有学过解剖学，但却必须知道哪里是刺咽喉的正确部位。死的痛苦如何剧烈，为了死时肢体的姿势不致走样，表现最大的谨慎，必须知道用带子缚好自己的膝盖。这样地注意仪容，难道不应与基督徒珀佩图亚，或者圣童贞女科妮莉亚＇5＇相媲美吗？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直率的质问是有原因的。因为看到了一些人根据洗澡的习惯及其他一些琐事而抱有误解，说我国国民之间不知道贞操观念。＇6＇完全相反。贞操是武士妇女的主要的德行，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一个妙龄的妇女被敌人俘虏了，在粗暴的军人手中面临暴行的危险时，她请求如果允许她先给因战争而失散的姐妹们写几行字的话，她将顺从他们为所欲为。她写完信之后便走向附近的水井，纵身跳下挽救了她的名誉。遗书的开头是一首诗：
世路艰难，乌云漫天，
山巅之月，胡不入山！
给读者留下唯有男人的大事是我国女性的最高理想的观念，并不公平。远不是这样！她们需要艺术和雅致的生活。她们没有忽视音乐、舞蹈和文学。我国文学上若干最优美的诗歌就是女性的感情表现。事实上，妇女在日本的纯文学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教给她们舞蹈（我说的是武士的女儿而不是艺妓），是为了使生硬动作变得轻柔起来。音乐是为了在她们的父亲或丈夫郁闷时，用来慰藉他们。因此，学习音乐并不是为了技巧，即为艺术本身。它的最终目的是净化心灵，有道是心地不平静，音调自然不谐和。我们在前面谈到青年的教育时，曾说艺术对于道德价值经常处于从属地位，对于女子也有同样的想法。音乐、舞蹈只是用来增加生活的雅致和明快就足够了，绝不是为了培养虚荣、奢侈的风习。波斯王在伦敦被领到一个舞会上，当请他参加跳舞时，他率直生硬地回答说，在他们国家里，干这行工作的，是特别准备有一群女子表演给人看，我同情这位国王。
我国妇女的技艺，并不是为了表演给人看、或扬名社会而学习的。它是家度的娱乐。即使在社交的宴席上表演这种技艺，那也是作为主妇的任务，换句话说，是作为家人款待客人方法的一部分罢了。她们受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家务。旧日本妇女学习技艺的目的，不论是武艺还是文艺，可以说主要就是为了家庭。她们无论离得多么远，决不会忘记炉灶。她们为了保持家庭的名誉和体面，而辛勤劳动，捐弃生命。她们日日夜夜以刚强而又温柔、勇敢而又哀婉的音调，歌唱自己的小家庭。她们作为女儿为了父亲，作为妻子为了丈夫，作为母亲为了儿女而牺牲自己。这样，从幼年时起，她们就被教导要否定自己。她的一生并不是独立的一生，而是从属的奉献的一生。作为男子的助手，她的存在有用的话，就同丈夫一道站在前台，如果妨碍丈夫工作的话，就退到幕后。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少女，少女也以同样的热恋来回报他的爱，但看到青年迷恋了她以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时，少女为了减损自己的魅力而毁伤自己的美貌，像这样的事并不稀罕。武士的女儿们所向往的理想的妻子——吾妻，发现自己被丈夫的仇敌爱慕上了，她便伪装参与其罪恶计划，趁着黑暗充当丈夫的替身，用自己贞洁的头颅来接受那爱慕她的刺客的剑。一位年青的大名＇木村重成＇7＇＇的妻子在自杀前写下了如下的信，大概不需要什么注释吧：
〃我听说共一树之荫，共饮一河之水，都是前生的缘分，自从前年结下偕老之盟，我便想如影随形地追随左右。近来听说你要最后决一死战，我暗中喜不自胜。听说中国有个项王，是盖世的勇猛武士，却因虞姬而依依不舍，木曾义仲＇8＇与松殿诀别时也难分难舍，因此，就让活着已经绝望的我至少向现还活着的您致以最后的问候吧，我在黄泉路上等候您。但愿您千万别忘了秀赖公＇9＇多年来的山高、海深的鸿恩。〃
女子为其夫、家庭以及家族而舍弃自身，有如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舍弃自身一样，是欢欣地而且堂堂正正地去死的。自我否定——没有它，什么样的人生之谜也无法解决——和男子的忠义一样，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础。女子并不是男子的奴隶，正如她的丈夫并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隶一样。女子所起的作用是内助，即〃在内侧的帮助〃。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子为了男人而舍弃自己'男子由此得以为主君而舍弃自己，主君也由此而顺从天命。我知道这个教诲的缺点，也知道基督教的优点最好地表现在要求所有活着的人们各自直接向造物主负责甚至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服务于高出于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上。尽管如此，仅就奉献的教义而言甚至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服务于高出于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导中最大的、构成他的使命的神圣基础的奉献的教义——仅就这一点而言，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
读者大概不会责备我是个抱有在意志上赞扬奴隶般的服从的、不正当的偏见的人吧。我大体上接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黑格尔所主张和辩护的、历史乃是自由的展开和实现的见解。我想要说明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诲是用自我牺牲精神完全浸润起来的，不仅对女子是这样要求，对男子也是这样要求。因此，直到武士道的熏陶完全消失之前，那位美国提倡女权者所呼吁的〃所有日本女子都将起来背叛旧习惯〃的轻率见解，我国社会大概是不会接受的。这样的背叛能够成功吗？它能改善女性的地位吗？通过这样的轻举妄动她们所获得的权利，能够补偿她们今天所继承的柔和的性格、温存的举止的损失吗？罗马的主妇由于丧失了家庭性而导致道德的沦丧，不是用言语难以表达吗？那位美国改革家能够肯定我国女子的背叛果真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吗？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变化必须不待背叛而来，并且是会来的。现在暂且要来看看，在武士道制度下的女性的地位果真是否实际上恶劣到应该肯定背叛哪种程度呢？
关于欧洲骑士献给〃上帝和淑女〃许多表面上的尊敬，我们听到了许多。——这两个词的不协调曾使得吉本为之脸红，此外，哈勒姆论述过，骑士道的道德是粗野的，它对妇女的殷勤包含着邪恶的爱。骑士道带给女性的影响，给哲学家提供了思维的食粮。与基佐先生所论证的封建制度及骑士道给予了健康的影响相反，斯宾塞先生则说在军事社会中（而封建社会不是军事的又会是什么呢？）妇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它只有伴随着社会的产业化才能得到改善。那么，就日本而言，基佐先生的说法和斯宾塞先生的说法，哪一个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说，两者都正确。日本的军人阶层只限于人数约200万人的武士。其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身分高贵、安闲舒适的贵族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武人而已。在武士之下则是平民大众——农、工、商，这些人的生活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因此，赫伯特·斯宾塞作为军事型社会的特点而指出的，仅仅限于武士阶级，与此相反，产业型社会的特点则可以通用于武士阶级之上和之下的阶级。这件事可以通过妇女的地位而得到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在武士中间，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会阶级越低下——例如在手艺人中间——夫妇的地位则是平等的。在身分高的贵族中间，两性之间的差别也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有闲的贵族已经名符其实地女性化了，所以突出性别上差别的机会也就少了的缘故。这样，斯宾塞的说法在旧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证。至于基佐的说法，读过他的封建社会观的读者大概会记得，他是特别以身分高的贵族为考察对象的。因此，他的议论可以适用于大名及公卿。
如果我的话使人们就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抱有很低的评价的话，那我就对历史真理犯下了极大的不公正。我毫不犹豫地论述女子并未受到与男子同等的待遇。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学会差别与不平等的区别之前，关于这个问题会经常免不了误解的。
如果想到男子之间的相互平等只不过是在法庭，或者是在选举投票等极少数情况时的话，那么，用有关男女之间的平等的辩论来烦扰我们自己，看来是徒劳的。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说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这并不是指任何精神的或肉体的能力。它只不过重复了古代阿尔平＇10＇说过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罢了。在这种场合，法律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说法律是测量妇女在社会上地位的唯一天平的话，那末告诉其地位的高下，就如同用磅、盎斯来告诉她的体重一样容易了。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什么是衡量男女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的正确标准呢？当把女子的地位同男子的地位相比较时，就像把银子的价值同金子的价值相比较那样，用数字算出它的比率来，是正确的吗？这样就足够了吗？这样的计算方法是把人类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放到考察之外了。如果考虑到男女各自为了完成其在世上的使命所必需的资格是各种各样的话，那么用来测量两者的相对地位的尺度就必须是复合性的东西。即，如果借用一下经济学的术语的话，必须是复本位的。武士道就有它自己的本位。那是双本位。即女子的价值要通过战场及炉灶来测量。在前者女子所得的评价是极轻微的，但在后者却是完善的。给予女子的待遇适应了这个双重评价作为社会的、政治的单位，对她们的评价并不高，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则受到了最高的尊敬与最深的爱戴，在像罗马人那样的军事性国民中间，妇女凭什么受到了高度的尊敬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是Matronae即母亲吗？不是作为战士或立法者，而是作为母亲，使罗马人在妇女面前低下了头。就我国国民来说也是这样。当父亲和丈夫走上战场不在家的时候，操持家务就完全委托结母亲或妻子了。孩子的教育，连对他们的保护，都托付给她们了。我在前面所说的妇女的武艺等，也主要是为了能够贤明地指导子女的教育。
在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中间，看到日本人通常称自己的妻子为〃荆妻〃等等，便流行着日本人轻视、不尊重妻子的肤浅见解。如果告诉他还有〃愚父〃、〃犬子〃、〃拙者〃等等日常使用的词语，于是回答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我认为，我国国民的婚姻观在某些方面要比所谓基督教徒更深一层。〃男女应合为一体。〃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从未摆脱夫与妻是两个人格的观念。所以，他们在失和时，就承认各自有各自的权利，而在和好时，则用尽了各种各样无聊的相爱的暱称和毫无意义的阿谀的言词，夫或妻对别人说他的另一半——好一些的一半或坏一些的一半姑且不论——是可爱啦、聪明啦、亲切啦、这个那个啦，在我国国民听来极不近情理。把自己本身说成〃聪明的我〃啦，〃我的可爱的性格〃啦等等，是善良的趣味吗？我们认为夸奖自己的妻子就是夸奖自己本身的某一部分，而在我国国民中间，认为自我赞赏至少是一种坏的趣味——而且我也希望，在基督教国民中间也应该这样！因为合乎礼貌地贬称自己的配偶，在武士中间是通行的习惯，所以我才离开正题来论述一番。
条顿种族是以对女性的迷信般的敬畏而开始其种族生活的（这点在德国实际上正在消灭中！），而美国人则是在痛感妇女人口不足的情况下开始其社会生活的＇11＇（我担心，美国的妇女人口现在增加了，殖民时代的母性所享有的特权是否在迅速丧失呢？）。因此，在西方文明中，男子对女子表示尊敬，就成了道德的主要标准。然而，在武士道的武士伦理中，区分善恶的主要分水岭是在其他方面探求的。它存在于沿着人同自己神圣的灵魂相联结的义务线上，然后（我在本书开始部分所论述过的）在五伦中与别人的灵魂相联结的义务线上。在这五伦中，我说过了忠义，即臣下与主君的关系，关于其他方面，只不过是偶尔附带说了一下，因为这些并不是武士通所特有的东西。它们作为基于自然的爱情的东西，当然是全人类所共同的。但是在两三个特殊地方，由于是从武士道的教导中导出的关系，因而有的可能强调了一下。与此相关联，我想起了男子相互间的友谊的特殊的力与美。它们常常给结拜为兄弟的盟约增加罗曼谛克的爱慕之情，而这种爱慕之情，由于青年时代的男女隔绝的习惯，毫无疑间地得到了增强。因为这种隔绝，堵塞了像在西方的骑士道、或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自由交际中那种爱情的自然流露的通道。用日本版的第蒙与皮西厄斯＇12＇或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罗斯＇13＇的故事来填塞篇幅并不困难。或者，也可以在武士道的故事中来叙述不亚于大卫与约纳丹＇14＇结交那样深厚的友谊。
然而，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诲，并不仅仅限于武士阶级，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个事实就便我们要赶紧考察一下武士道对整个国民的熏陶。
1。 温克尔曼（1717一1768）德国考古学家，美术史家。著有《古代美术史》。
2。 莱基：《欧洲的道德史》，第2卷，第383页。—作者
3。 基督教的殉教者。4世纪初，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年仅15岁的佩拉基娅为保持其贞洁自房顶跳下自杀。
4。 传说古罗马的政治家阿彼乌斯·克劳狄乌斯（前五世纪人，十二铜表立法者十人团成员之一）想霸占美丽的少女维吉尼亚，指使他的随从声称维吉尼亚是他的家婢。也不听少女的父亲维吉尼乌斯的请求，维吉尼乌斯便当着他和民众的面前，刺杀了女儿，维护了她的贞操。据信此事后来成为群众推翻十人团专制统治的原因。
5。 珀佩图亚，生于非洲的基督徒妇女。因受迫害被捕，在罗马被命与猛兽搏斗而殉教；科妮莉亚，进入罗马女神维斯塔宫殿作奉献的6名童贞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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