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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上午她和忆严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饭和全分队的人都见了面。下午别人进行工作，让她自由活动，她就走遍了文工团的各个角落，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她跟村里的男孩子们一起玩起攻碉堡来，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领袖。到晚点名时，忆严一看那身军装又成了泥猴。晚上忆严和俞洁还要学一点提琴，叫她先睡。她点着灯一看，可着草铺上铺了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当枕头用的小包袱上也盖上了条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条连水带泥的腿，赶紧把毛巾被叠到另一边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并且轻声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间：“有情况？”
“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作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间：“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她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1941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火，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像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像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式坐下去。
有一个长辈说：“这是急惊疯迷住心窍了，别打扰她，让她慢慢缓醒过来就能好。扰动了还怕作下病。”
有人给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给她手里塞上块熟地瓜，大家叹着气、擦着泪走开了。
她就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月亮高过树顶，三星半晌午。她刚刚感觉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战，远处传来一只狗压抑着发出的呜呜声，仿佛有一团灰白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问了过去。
“老黄？”她下意识地说了句，就轻声喊了起来“黄！”随着这声叫喊，那团灰色从黑地里箭似地朝她扑了进来。那狗呜咽着，摇着尾巴，把两个前爪搭在她肩上，把头拱到她胸前，“呜呜，呜呜”嗅她、舔她，像有说不完的话。她一把搂住它，哇哇大哭起来：“老黄、老黄，就剩下咱们俩了吗？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搂着狗，一边叨念着，一边掏出剩下的半个饼子，掰着喂进它嘴里。
“老黄啊，这些天你藏到哪儿了？瞧把你饿的，肚子都瘪了！”
她伸手抚摸它的肚子，触到一件光滑坚硬的东西，打了个寒战，立即清醒、警觉起来了。那是个小竹筒，用丝绳拴在黄狗腰上的。去年扫荡时，鬼子来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进竹筒里，拴在老黄身上，把老黄打出门去，逃过了鬼子兵的检查。这竹筒怎么又拴在老黄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发硬的东西塞在里边。这一定是爹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犹豫，站起来，唤着老黄就往下个交通站所在的村庄走去。路过村西头，地主吴善人正骑着大骡子，由扛活的跟着从城里回来，看见高柿儿，叹了口气，对扛活的说：“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闪下个小丫头孤苦伶仃，可怜！”
“放屁！”柿儿一腔子怒火，轰的一声爆发了出来。“给鬼子汉奸出钱粮，舔屁股才可怜！”
吴善人吃了一惊，看看柿儿，摇着头走了。柿儿冲着他后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运河边上另一个交通站墙外，扔进一块砖头，学了几声猫叫，门吱的一声就开了。这站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柿儿叫她婶子，早和柿儿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见，把眼睁得老大，像是不认识柿儿了。她摩挲着两手站在一边发愣，眼泪却顺着腮边往下滚。柿儿进了院子，等她拴上门，连忙从老黄身上解下竹筒来交给她。她从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马上把柿儿抱到了怀里。
在这里，柿儿才知道上级已经找她好几天了。因为叛徒出卖，日本鬼子扫荡的第一天就包围了她家。那时她父亲已经带着文件离开了。只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动。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双手倒绑吊在梁上，房上浇了汽油，点起火来。
她爹已经跑出了合围圈，可是叛徒领着鬼子骑兵追上来了。他负伤之后匆忙把文件塞进竹筒，拴好在老黄身上，自己跳进了还没冻硬实的运河汉子里。
组织上知道了两个老同志光荣殉国的消息，鬼子刚撤走，找到他们的遗体埋葬了。要把柿儿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可是不知柿儿在什么地方。
现在柿儿自己找来了，婶子要带她上根据地学校。可是柿儿说：“打鬼子报仇要紧，上哪门子学？你跟上边说说，叫我也当交通员吧，带上我的老黄一块。我爹以前这么答应过的！”
不久在组织部门的登记册上，原先写着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贴了一块白纸，郑重写上：“姓名，高柿儿；性别，女；年龄，八岁半；职务，交通员。”何婶子家的户口册上也加了名字：“养子，四儿；性别，男。”婶子的丈夫，在别人没见她之前就给她剃光了头发。从此人们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满身野气，无论冬夏地往返在运河两岸官道上，身后跟着一条狗。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去，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八厢情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发了出来。
到文工团头一天，就碰上这么个娇小姐，就听见她说屁话，高柿儿一肚子不高兴，以后就越看俞洁越不顺眼，成了她的反对派。
六
只剩下俞洁和忆严两人时，空气就不像忆严和小高在一起时那么轻松和谐了。忆严一直感到俞洁对自己有些不满意，可始终弄不清隔阂出在哪里。现在情况紧张，不是慢条斯理交换意见的时候，忆严开门见山，对俞洁说：“现在就咱们三个人并肩战斗，过去有什么意见，咱们先放一放。大敌当前，咱们生死摽在一起，一直坚持到胜利吧，再别闹什么小心眼了，好吗？”
俞洁用抱住忆严的肩膀作为回答。
“你放心吧！”俞洁过了会儿说，“咱们掉队这两天，我心里有好多好多想法。可现在不是谈的时候，我保证听从你指挥，跟着你前进。我参加革命晚，有许多旧思想，你们不要嫌弃我，多帮助我吧！我自己也要主动想清一些问题。”
她说的是实话。这两天，她改变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另有一些事情她还有保留意见。
这些事大半是和亿严有关的。
俞洁和亿严的意见，就从忆严肩上那把提琴引起。
俞洁参加文工团，文工团开了个欢迎会。大家欢迎她提琴独奏。团里只有三把小提琴，让她自选一把。按旧艺术团体的惯例，俞洁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业务上对她考试，所以准备得很认真。三把琴都试过了，最后选中忆严使用的那一把。
文工团的同志们，大部分是农村的孩子，没有谁受过正规的业务教育。相形之下，俞洁就是专家了。她拉完一个曲子后，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再拉一个。节目演完一进后台，忆严就高兴地对她说：“拉得真好，你编几个战斗的曲子，下部队给战士们拉去吧。”第二天团部把俞洁找去，拿着亿严那把琴说：“以后这只琴就交给你保管和使用了，希望你作出更好的成绩来。”
俞洁一听，犯了犹疑。她听说过，几年来周忆严都用一个土造的提琴练弓法指法。大反攻时缴获了这把琴，全团一致赞成交给她使用，以奖励她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
“不，琴是分队长用的！”俞洁说，“我不能接受。”
“是你们分队长提出来的。她要求把琴交给你，让琴发挥更大的作用。”团长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作得对，我们在支部要表扬她。”
俞洁把琴收下后，心里仍不安定。在艺术的竞赛场上，亲姐妹相遇也是当仁不让的。在旧剧团里，谁要主动向你让步，那就要当心背后有什么鬼！革命部队里当然不会这样，可她不相信这是出于周忆严自己的本意。可能是从表演效果出发，团部动员她把琴让出来。为了保全她的面子，又说成她自己的请求。谁担保周忆严今后不会找碴报复呢？
她挟着琴回到班里，一见忆严，就笑着说：“分队长，你好不好帮我求个情？”
忆严问：“什么事？”
“你看，团长非要把这只琴给我用，我怎么能要？”
“组织决定，你就服从吧！”忆严说完，忙自己的事去了。本来忆严说的是老实话，俞洁却越琢磨越觉得是对自己很冷淡，这以后她就对忆严格外警惕起来。
小高调来了。俞洁发现小高对忆严有种说不出来的好感，别人说她不听的事，一经忆严张嘴，小高就乖乖地收兵。可这个小高，只要开生活会，总要给俞洁提几条意见，就连俞洁爱清洁这一点也说是小姐作风。尽管忆严也批评小高有片面性，可是她怀疑小高对她的反感，正是背后从忆严那儿传染来的。
讨论《血泪仇》的角色时，小栓妈有两个候选人，一是俞洁，一是周忆严。俞洁为了避免和亿严撞车，再三表示不能胜任。可是忆严带头举手，最后还是选定了她。俞洁总担心会又引来什么不愉快，果然，在连排后来的讨论会上，大伙都对她扮演的角色不满意：感情虚假呀，知识分子腔呀，没有农民的气质呀，光小高一个人就讲了二十分钟！哪里是提意见，简直就是在众人面前寒碜她，她作了好几年演员，还头一次出这个丑。自己申明演不了，退出来吧！又批评她不虚心，听到点意见就使性子。也有人说她不坚强，连一点克服困难的决心都没有。她硬着头皮把戏演下来了。演到十几场上，有一天临上台忽然犯了胃病，疼得她在地上滚，团长决定临时改换节目，突然周忆严站出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临时换节目哪来得及。俞沾上不了场，我代她一下好了。”大家问她有把握吗？她说：“好歹能完成任务！” 人们帮俞洁把服装脱下来穿到忆严身上，忆严前边化妆，后边别人忙给她梳头。锣鼓一响，正式开戏了。
从忆严一上台，边幕两旁就有人低声喊好，一段河南梆子唱下来，后台就议论成了一片。有人说表演得真像农村妇女，有人说这么唱才有地方戏曲味……台下的掌声像打雷。
俞洁不知道忆严什么时候作的准备，看来是用心良苦，蓄谋已久了。她在上海那个小剧团时，见过这套手法，有人暗地准备了一个角色，抓住扮演人因病请假的机会，取而代之，一举成名。可自己曾让周忆严演，她不肯呀！是专门为了使自己难堪，她才这么做呀！这太过分了。她觉得像是当着众人，被周忆严啪啪打了两个嘴巴。尽管她坐在舞台后边背阴处，没有人看得见她，可是她脸烧得火热，眼泪湿润了两腮。
祸由自取，谁让自己一走进这个团体，就锋芒毕露，夺走了周忆严的提琴呢？俞洁怀着敌意与忆严保持着距离，并且想找机会离开这个团体。她后悔得罪了这个有革命资历的对手。
她几次带着眼泪想起了这一切，可是两天来的掉队生活中，忆严对她的照顾出乎意外，亲姐妹碰到生死关头，还免不掉有个私心呢，忆严却连一点私心都没有。这次掉队是由自己引起的，又因为自己没有行军经验，磨坏了脚，拖慢了大家的进程。如果没有自己累坠着，人家两个是早可以追上部队的。如果没有她两个帮助自己，自己早不知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过去的纠纷，还值得一提吗？
现在惟一还没想通的，是忆严这么一个人怎么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两重性格？这两天对自己的关怀，看得出百分之百出于赤诚；可以前那些小动作，也算得上用尽心机！她想起团长经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不容易”这句话，脱口而出：“是困难啊！”
忆严见她半天不吭声，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就说道：“坚持住吧！一到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就想，我们是为四万万人民在受苦受难，你就有力量了。这是我试过多次的灵药，这个世界不公正，很不公正！总有一些人靠了剥削人、凌辱人享福；另一些人受剥削、受凌辱一直到死。这个不合理劲儿，早有人看出来了，有多少戏就是演的这个。可真正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的是马克思，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