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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月里，蔡智明看了不少法事，觉得好玩极了。
听别人说，还有一种白教（噶举派）喇嘛也很不错。因为他们不使用文字、只用口头传法，所以特别能说会唱，这让蔡智明十分神往。
可惜，蔡智明并没有遇见穿白袍子的噶举派喇嘛。
一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了。
更正与说明
在网络上写字有个好处，就是能够随时得到网友的评论与指导。发现不正确、不恰当的地方可以及时纠正，对提高自己的知识有帮助。
比如马甲我在《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九》中写到：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但萨迦派毕竟是威风过的，所以依然在藏区保持着相当的势力，“法王”的称号始终是他们的专有职称，其他教派是不能称“法王”的。
有网友随即指出：“红黄花白都有法王……法王是称号，一般是佛法精深到一定程度才能称，而且必须在法上有绝大的传承，与皇帝等或王公含义还是不一样的”。
我赶紧查找资料，真是这样——不仅花教有“法王”，其他教派也有，而且还是皇帝御封的。
看来我先前的知识有错误，以讹传讹了。所以现在立刻改正：
删掉那段不正确的话，向各位朋友说声“不好意思”，并且向提醒我的网友表示感谢。
这位网友还指出：喇嘛教“不论前后期佛理都注重，不过后来的黄教主要是加强了行持（戒律）”。
这话没错，我在文章中也说“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
我大概知道，藏传佛教在前弘期比较重“显学”，只可惜被灭了，后弘期的密宗特点就很明显，一直到黄教出现，才又把显学摆到比较高的地位。
我还知道，黄教虽然主张“先显后密”，但现实中的许多黄教僧还是直接选修密宗。其原因是这些穷喇嘛没有足够的学费，而密宗的修行比较快，学了一些皮毛就可以出去做法事赚钱，这是很实际的考虑。
网友还告诉我：“四派都有你说的那些很有战斗力的技术，不好说谁战斗力更强”。谢谢提醒。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佛爷的手段当然比妖怪丰富。只可惜我这是在讲某个人的故事，无法把喇嘛教的各种武艺都介绍出来，只好以点代面了。
每个教派都有厉害的招数。但是，据我所知，在收费相同的情况下，大寺院的僧人通常选择比较省事的方法，而小寺庙或者“走方喇嘛”则会使用比较动感的场面。我觉得，这不是本事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勤快与否的问题，这是生意经、是由市场决定的。
说到市场，马甲我在文章中还有一段话：“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这段文字显然引起了一位“智悟法师”网友的不满。
马甲我赶紧登门瞧一眼，“法师”朋友还真是位比丘，呵呵。
与比丘谈佛，有些人的态度很恭敬，好象与和尚说话就拣了大便宜。但是，我不。
和尚有嗔戒，我没有；他不怕生气，我更不怕。我又不想转世投胎（想了也白想），何必假装恭敬。
我讲和尚、喇嘛“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并没有胡说。
喇嘛教中含有苯教（黑教）的特点、藏传佛教中有许多西藏本地的守护神，这是明摆着的事。莲花生把藏族神话中的元素移植到佛教中来、达赖要请求“载末尔”护法神的帮助——这不是为了开发市场是什么？
内地佛教就更不用说。儒、释、道相互影响，关公像和观音像摆在一起，和尚在玉皇大帝跟前念“阿弥托佛”——还不都是被市场给逼的？
和尚、喇嘛都离不开市场，为了生存做一点变通，没必要不好意思。
当初，释迦耶尼也要讨好施主，大款“给孤独”送他别墅（精舍），他挺高兴；妓女“庵摩罗”给他买花园，他也没觉得不合适；释迦耶尼认为尼姑会减短佛教的寿命（参见《五分律》），可他还是收了比丘尼——说到底，这都是为了开发市场。
所以说，和尚这行业有两个“上帝”，一个是菩萨、一个是施主。你要迎合施主，就得适应市场，你想支配施主，就得学习西藏喇嘛、把“政教合一”搞成功。
“智悟法师”告诉王外马甲：“我们出家人！不是你说的那样心胸狭窄；我们见到比自己修行好的出家人；我们是随喜赞叹！而不是妒忌；更别说看不起了！”，还说“阿弥托佛”。
王外马甲很高兴。因为和尚的觉悟高，对创建和谐社会有帮助。
（向菩萨保证，马甲我真的见过一位喇嘛学者写的文章——论活佛转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唵嘛呢叭咪吽，I真服了YOU）。
可是，王外马甲又难免怀疑。
因为有些得道高僧讲起话来线索千条、云山雾罩、玄妙高深，可拿事实一照镜子，立马就露了馅。
我这里不是影射“智悟法师”网友，我是说以前的和尚。翻开中国佛教史看一看，内地和尚的禅林教派之争还少么？还不够残酷么？他们确实没有做到你所说的“随喜赞叹，不妒忌”呀。
我不怀疑“智悟法师”网友，但我还想说唐玄奘。唐僧西天取经、无比伟大，他回来的时候，有个叫“那提”的印度高僧也同时来到大唐，可唐玄奘却没有说“见到比自己修行好的出家人，我们是随喜赞叹！而不是妒忌，更别说看不起了”——而是想办法把人家赶出了京城，还把别人的经书也抢走了。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那时候，玄奘和唐太宗的关系很亲密，他不愿意被“那提”和尚抢了风头。
这件事，《西游记》上没有。可“智悟法师”网友是佛学科班的毕业生（僧），应该读过《续高僧传》、应该知道作者是怎么感叹的——“代有斯踪，知人难哉！”
那么，和尚与喇嘛有没有“不随喜赞叹，反而妒忌”（马甲在文章中的表述是：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呢？
当然有，从一开始就有。
印度佛教传到西藏之前，汉传佛教就已经对吐蕃王朝产生了一定影响，汉人和尚还把赞普的几个王妃都鼓动得出了家（不得了不得了，这事情挺难办到的）。
792年，藏喇嘛（“渐门巴”）从尼泊尔请来了“莲花戒”大师，两年时间里，藏喇嘛和汉和尚（“顿门巴”）辩论了好几次，结果是和尚输了。可是，汉和尚并没有得到“随喜赞叹”的机会，而是被莲花戒直接赶出了藏区。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这是小和尚。要是两个方丈碰了头，弄不好会打起来。信不信由你——反正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看看《西游记》就知道，那里面专跟唐僧过不去的，除了妖怪、就是方丈。
老实说，马甲不信佛，只是偶而也看一看佛经，并且时常对其中深刻的人生哲理拍案叫绝。
马甲认为，人是应该学一点佛理的，因为佛学中有高贵的人性。
在我的眼里，佛经是好书，菩萨不过是写书的人。至于写书的菩萨自己能不能达到书中的要求，天晓得。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关心的是书的内容、不是书的作者。
在我眼里，佛经就是本书。至于和尚也好、喇嘛也罢，无非是卖书的人。书贩子愿意介绍书的内容，我也愿意听一听。
但是，如果您一定要冒充是书里的主人公。马甲只好说：“佛爷，省省吧，别以为凡人就没长眼”。
九世班禅在“龙西寺”闭关修炼，蔡智明在结古镇东游西逛，专使行署的官员们则在等待与西藏谈判的结果。
拉萨方面提出：“蒙藏委员会”的藏事处长罗桑坚赞是班禅的属下（罗桑坚赞原为九世班禅的堪布），不愿意以他为谈判对手——南京政府随即调整人事：由吴忠信（安徽人，时任贵州省主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孔庆宗任藏事处长。
拉萨发来电文。抬头“汉政府”、落款“藏政府”，开口“西藏乃大悲观音教化之领域，佛法昌明、系于白昼”，闭口“汉政府五族同一法规，我僧众无法承认”，还说“西藏政教，与汉政府无涉。最好将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悉数交与藏政府管理，如是则顾全佛法……”
这些话，其他人都看不下去，而孔庆宗处长却不反驳。
新上任的孔处长是四川长寿人，北大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博士、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有名的好好先生。因为前任“蒙藏委员长”（黄慕松）和藏事处长是得罪了拉萨被撤职的，所以他拿定主意，决不和西藏的噶伦吵架。
拉萨当局对自己的定位很奇特。他们认为西藏与内地是“檀越关系”，自己是菩萨、内地是施主，施主只能够努力供奉佛爷争取光荣、却不允许冒犯神界的权威——这真是喇嘛的思维方式。
拉萨的代表号召南京政府向满清皇帝和蒙古王爷学习，“尊崇佛教、信仰达赖之心不变，以盛大之意顾念西藏”，要把西藏当做“圣地”看待。更有甚者，他们以仪仗队的问题要挟青海、西康的驻军，提出“东北青藏为佛教之地，西宁不得派兵威胁；藏川交界处（西康），汉人不得派兵设官……”
对此，南京的孔庆宗处长仍然哼哼哈哈。可是，玉树的赵守钰专使和高长柱参军却按捺不住了。俩人丘八脾气发作，当即回复电文：
“噶伦言必称西藏为佛国，但外界皆知拉萨有三多，即喇嘛多、乞丐多、野犬多是也，盖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
西藏之无告贫民鹄立街市，鸠形菜色、悲惨可怜。而今中央提倡五族共和、僧俗一体待遇，何其磊落光明！
满清既已灭亡，溥仪伪政权实为日本人压迫所致。民国旗下，满蒙无不服从中央命令。惜外蒙受人牢笼、堕入地狱，而今外蒙之佛教安在？贵族安在？喇嘛安在？谁为佛教保护者、谁为王公贵族保护者，明眼人不难知之。
应请拉萨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一家？如为一家，则问题不难解决；如非一家，则康、青军队之击藏军，直击外国耳！”
此通电文一出，拉萨的噶伦立刻不那么罗嗦了。
西藏当局心里明白：溥仪皇帝做不了主，满洲国没打算请活佛去当大法师；外蒙受苏联控制，昔日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被抓的抓、杀的杀，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也知道，英国人更不在乎佛教，八个达赖大活佛也不是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对手。相对而言，南京政府是对他们最客气的。
当时的拉萨政权，地位最高的“摄政王”（僧）是从二品官（达赖是正二品）；其次是“司伦”（俗），正三品，总领藏区行政、有点总理大臣的意思；“司伦”下面还有四个“噶伦”，一僧三俗（僧为“首席”），从三品，既象副总理又象是部长。
37年，西藏的这一帮二品官和三品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有的是“拉让巴格西”（喇嘛教最高学位）、有的是印度留学生、还有英国的博士。虽然有学问，却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卤莽冲动，彼此之间也不团结。
这时候，西藏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亲英派、亲汉派和维持派。
“亲英派”是从英国和印度回来的留学生，支持者是藏军的军官。这帮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电灯厂、造币厂和兵工厂，引进工业、训练军队，政治上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将藏区的边界扩展到青海和川边。
“亲汉派”大多是僧官，拉萨三大寺的“堪布”是其中坚力量。这伙喇嘛畏惧英国传教士的力量，担心“洋教”的渗透会动摇寺院的权威，所以主张接受内地的扶持、恢复旧有的从属关系、维护藏教的传统势力。
噶厦府的执政官员大多属于“维持派”。领袖人物是“司伦”贡嘎旺秋，他是十三世达赖的大哥的儿子，当时32岁。
西藏的政治采取贵族专政，高级僧俗官员（包括军官）全部出自一百七十五个“世家”（成为“世家”的途径，一是有功劳的土司，二是大活佛的亲属）。世家子弟长成之后，选僧得称“资仲”、选俗得称“仲科”，而各级官员必须从“资仲”和“仲科”中产生。平民若想“跳龙门”，除非被选中当活佛，否则不大可能。
当其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鉴于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民主”；同时，他们也担心内地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权。所以，当权的世家子弟们普遍希望维持现状，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利用两边的矛盾保护自身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噶厦政府的政策首鼠两端。如果内地软弱，他们就嚣张，如果中央的态度强硬，他们就退让。
果然，接到赵守钰的一通电报，拉萨的噶伦再不敢说什么“尊崇佛国”之类的废话，表示同意仪仗队进入西藏。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仪仗队的纪律约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退出西藏的线路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伦”们还提出一个要求：班禅进藏，必须经过拉萨三大寺的担保——拉萨三大寺是“亲汉”的，中央政府当然没意见。
可是，九世班禅却不干了。
“蒙藏委员会”和拉萨谈判，九世班禅也在谈。
替班禅传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个四品俗官，号称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萨政府转达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准许班禅在后藏征兵，组建自己的军队；二、撤换现有的后藏官员，由班禅重新委派；三、后藏不向拉萨纳税，专为班禅供差。
这些意见是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拟定的。刘秘书长是个小学校长，政治上实在幼稚——组建私人武装、排除异己、划分势力范围，这都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现在九世班禅的人还没进西藏，先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的图谋嚷嚷出去，对方岂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萨方面随即回复：一、后藏可以征兵，但必须归属藏军统一指挥。班禅不但不能拥有军队，就连现有的卫队也必须解散；二、现任的后藏官员能力强、表现好，不能变更。今后，包括“扎什伦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萨指派，班禅没有任免的权力；三、后藏必须承担政府的差役，班禅由内地携带进藏的武器和物资设备也必须交给政府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求九世班禅就以上内容做出书面保证，交拉萨三大寺担保。
九世班禅顿时气炸了。
班禅是什么人物？伟大的活佛啊！平时发布命令都不用亲手自己签字、是由堪布代理签署的（因为他写的字是“圣物”，不能轻易使用）。可现在不仅说话不管用，还必须写亲笔保证书，交给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担保，这简直就是侮辱神灵嘛！
班禅大发雷霆、通电斥责噶厦政府，声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绝无通融的余地。
拉萨的噶伦回答的也挺干脆：不仅要写保证书，还要加上一条——班禅承认，进藏以后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以武力拦阻其进藏。
这下子，班禅终于明白，藏区的僧俗官员并没有把他这个大活佛当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领导佛界”。
于是，班禅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他转而联络青海和西康，请求马步芳和刘文辉派军队协助他进藏——看样子，活佛真的急了。
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可是，蔡智明他们却并不知情。
因为怕动摇军心，行署方面对仪仗队封锁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是从过往的商人嘴里听说“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级询问，曾大队长总是回答：“华北事件，日军被我沉着击退。国际间对我深表同情，国势尚属乐观……”。
那个年月，中日双方的冲突屡有发生，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认为这次只是一场寻常的争端。
在那段日子里，官兵们更多考虑的是：“礼仪护送”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武装开道”。
班禅邀请青马、康军进藏，马步芳和刘文辉是有可能答应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属下的商业城镇，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时被藏军占领了。从那以后，昌都就成了西藏东扩的大本营，刘文辉深受其扰，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军事要塞夺回来；同样，那曲（当时叫“黑河”）草原是藏军的集结地、是西藏进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马步芳也很希望把这片优良的高原牧场据为己有。
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