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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1608—1661年）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名采，字若采，明以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少有才名，喜批书，他所批《水浒传》成书于崇祯末年，把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删掉，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情节以结束全书。只因这一腰斩，加上他评点此书所持奇谈怪论，金圣叹遂成一时风流，声满天下。是怪杰，还是人杰？是始作俑者，抑或是敢为天下先？是非功过自有评说。《传世名著百部》在此将《金圣叹评点《 水浒传》 》全文送呈广大读者，并稍加解读，希图抛砖引玉，引出无数个敢发奇谈怪论的金圣叹。
《水浒传》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书，因而“水浒”问世本身就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但尽管它是奇书，却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奇书，因为中国的奇书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儒家“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再就是充满道学气、儒家气的以“载道”、“传道”为宗旨的诗文词赋，小说不过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既然有存在的理由，也必然会去争取发展的权利。《水浒传》亦是这样，它既然敢于问世，就敢于让世人去接受他。从李卓吾拍案高呼“水浒”乃发愤之作，到叶昼的不同凡响的评点，再到金圣叹颇具真人气息的奇谈怪论，《水浒》这部野语村言真是越来越奇，越来越怪，怪到须由政府封杀，列为禁毁一类，且倡言“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毫无疑问，金圣叹读批《水浒》是中国文学史最具特色的评点之一，由此而招致的赞誉、诋毁也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其是非功过的争论丝毫不亚于高鹗续《红楼梦》。金圣叹读批《水浒》在以下几点令人赞叹不已。
首先是批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世骇俗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见解具有鲜明的近代甚至现代意义和特色，因而在暮气十足的晚明清初，不愧开风气之先，说他超越时代也毫不过分。金圣叹一生大半在晚明，这时是中国反理学的异端思潮泛滥时期，李卓吾、叶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生性好奇的金圣叹对李卓吾的学说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他的处世为人与李卓吾也颇有几分相似，说他们是同一道上的人，相信不会有什么疑义。基于此，金圣叹身处物换星移、改朝易代之际，饱尝家国不幸之痛，又遭遇文化的转轨重建，旧有的文化模式面对着怵目惊心的社会政治风暴，必然要接受严峻的挑战。
作为思想上的先驱者和文化上的敏感人，金圣叹与同时期的顾炎武、黄宗羲不约而同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病，倡言隐约朦胧的民主理想。他的思想与顾炎武的恢复清议、黄宗羲的学校议天子是非鼎足而立，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里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臣民”的家天下时代，这句“乱自上作”，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一支利箭，猛烈地射向道貌岸然的统治阶层。老百姓并非是祸乱天下的根源，而“居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们才是祸国殃民的始作俑者。
结合后面卢俊义惊恶梦，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的金氏式的结尾推理下去，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而后是被迫铤而走险的草民被始作俑者捕杀，这又何异于齐宣王念“无罪而就死地”而“以羊易之”。前后一联结就不难得出封建专制的家天下是“驱民之死”的万恶之源。金圣叹暗藏玄机的奇谈怪论，正是他思想敏锐、智慧超凡所在，这并非是那些说卢俊义惊梦是金圣叹认为造反的盗贼必然没有好下场所能明察的。不仅如此，金圣叹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层，乃至孤家寡人：“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即宋徽宗）。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第一回），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本身就是个小人集团，腐朽不堪，糜烂至极，上梁既已不正，下梁岂有不歪之理，故“欲民之不衅，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第五十一回类批），于此可以肯定，说金圣叹仇恨农民起义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
金圣叹思想上所散发出的异端色彩不仅仅在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祸乱之
根，万恶之首。更表现在他对虚伪的圣贤之道的挞伐，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金圣叹则抓住要害说这不是议与不议的问题，而是敢议不敢议的问题，他在《水浒传》第一回的总评中批道：“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也，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也”。封建专制压制群众言论自由，使百姓“道路以目”、缄口不语、而又大言不惭地谓之为“天下有道”。很明显金圣叹抨击圣人之道，主张“庶人之议”已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很相近，而且谓之为“史”，这就使得这一思想具备了鲜明的近代、现代意识和特色，也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早期萌芽。金圣叹在倡言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主张文人的创作自由，即“操笔政”。
他在读批《水浒传》中借司马迁作《史记》大发议论“……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将文人的创作自由与言论自由凌驾于君王将相之上，如此犀利的笔触，畅快淋漓的见解，从古至“金”，可谓绝无仅有。这
种非君非圣思想与同时期黄宗羲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论并驾
齐驱而当之无愧，说金圣叹是反专制斗士、民主先驱也并非言之过激。
金圣叹思想的离经叛道还在于他对通俗文学地位的尊重，他不认为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是圣贤至尊、天经地义，他把《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七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进行颇具真人气息式的评点，让人耳目一新，境界开阔，领略了一片新天地。这样做仅仅靠善于发表奇谈怪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勇气去冲破世俗的偏见和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金圣叹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就连归庄这样的狂狷之士尚且不与他同伍，攻击他“尝批《水浒传》名曰第五才子书……余见之曰：”是倡乱之书‘。未几又批评《西厢记》行世，名之曰第七才子书，余见曰：“是海淫之书’……以小说、传奇跻于经，史、子、集，固已失伦……”并主张将其作为“邪鬼”而诛之，“虽死而罪不彰”。由此可见金圣叹在当时各界舆论攻击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状，然而其孤军奋战而又孤掌难鸣的窘境又何尝不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金圣叹读批《水浒》除了其思想锋芒令人刮目相看外，其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贡献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圈可点的。
中国古代对小说的评点虽不始自金圣叹，在他之前已有李卓吾、叶昼畅发其端，并已有成就，但金圣叹对小说的评点超过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先行者，特别是他在小说创作上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大大提高了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特征和创作规律的认识、把握，其价值远远超过对《水浒》这部书的阐释、评论。
难怪清人冯镇峦在《读《 聊斋》 杂说》中说：“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确乎其然。
在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之后，即有毛宗岗父子读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金瓶梅》，且都能另辟蹊径，成一家之言。
金圣叹在小说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就是他比较周密、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文学特征，颇具先锋美学意味。由于中国的小说与史传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史传文学的发展，讲史、话本的繁荣促成了小说的产生发展。早期小说大都附着于历史，《三国演义》是据史而演，《水浒传》也是对大宋宣和遗事的生发，在前人的头脑中总是把小说当成历史的分支，名曰：“稗史”。金圣叹批《水浒传》于首尾两回的总评中，都着重说明探究是否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之实无必要，他说：“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无，此因从来著书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
他指出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在于：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谈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认为小说创作贵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必拘泥于事件的真实与否，一切细节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即使是《史记》这样的史传文学也不是对生活的照搬照抄，“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是“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史传文学尚且离不了简化、夸张、虚构，作为以塑造人物、揭示矛盾冲突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则更应该普遍采用这些手法，融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鉴赏性、娱乐性于一体，造就雄深博雅、四海流传的好作品。
金圣叹进一步强调小说既然不同于史传文学，那么就不能以纯叙述的笔法来写小说，为着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需要，恰到好处的描写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对《水浒传》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情节和细节，大都作了鉴赏性的评析，总括为一点就是作者体察入微，用笔至细，写得如真有其事，深切入理。如第十五回“智取生辰纲”一节，写挑酒汉子（白胜）走上岗来，装着“我自歇凉，并不卖酒”的样子，还与杨志发生了一段斗嘴，做出偏不肯的姿态，终于逗引得押生辰纲的众军汉上钩，金圣叹评之曰：“绝世奇文”，就是因为这段文字写得极为生动，如果直写白胜骎骎相就，惟恐不得卖的样子，那就显得白胜太笨拙，不似用心智取，文章就显得索然寡味了。正是从这等细节描写里，金圣叹揭示出了小说胜于“只为事计”之文的美学特征。他评第二十七回武松受施恩款待说：“凡此等事，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绘。尝言太史公酒肉帐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若韩昌黎《画记》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又评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上不断喝酒一节说：“此者是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但曰事而已矣，则施恩领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乎又烦施耐庵撰此一篇也哉！”这两则评论说明如果只限于干巴巴地叙事，而没有对“事”中的人物行为和与之有关的事物、景象的具体细致的描绘，写不出真切生动的生活之形色、意趣，那就不是小说，而成为史书和纪实之文了。
《水浒传》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金圣叹对此极为赞赏，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说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了两个也是一样”，“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知其所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难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第五十回总评）这些评点极为精当，虽然在金氏之前叶昼已有类似的评点，但金氏与叶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十分注意人物刻画的共性与个性的水乳交融，使其栩栩如生，正所谓“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所以评论《水浒传》写人物的成就，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便成了金圣叹评点的重点内容。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触及到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诸多方面，如注重情节与性格的关系，小说语言的准确性及其表现力，创作的灵感与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很多有关小说理论的东西，金圣叹在批《水浒传》中已经涉及到了。
正因为金圣叹批《水浒传》所体现出来的上述思想艺术光芒，广大的普通读者自然要对其另眼相看，他的《贯华堂水浒传》一问世，就以所向披蘼的气势战胜了明代丛书关于“水浒”的一切本子，流行有清一代，在近300 年的时间里独占鳌头，成为广大读者案头必备的奇书之一。旷世怪杰金圣叹何以为怪，何以为奇，我们不想再三陈说，现将《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 水浒传》 》全文奉上，敬请广大读者细嚼慢咽、细解其中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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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崤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
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
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候，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