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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及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至此，汪曾祺的喜好和品性基本上形成了。名士的派头也出来了。“我在西南联大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一看，是我！”他没有捞上毕业文凭。一是他的英语和体育不及格，当一年后通过了补考，却有了新规定，即给美军当翻译，不去就不给毕业证书。他没有去。他的儿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写道：“爸爸……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
已是一个非常率性的人。汪曾祺才华横溢，唯美，崇尚自然，清朗，俊逸，超脱，潇洒，有时显得非常天真。有人说他的思想是接近道家的。汪曾祺本人却认为自己“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点。”他说，“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在《自报家门》、《我是一个中国人》、《西南联大中文系》、《我的创作生涯》中反复引用《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
汪曾祺说：“这写得实在非常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汪曾祺还说“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汪曾祺所引是儒家的吗？不是。儒家用仁义道德规划人、驯服人，是非常入世的。孔子生气、赌咒、发誓、骂人，与陶渊明是一类人吗？“吾与点”的例子之所以醒目，恰恰是它的悖儒，是儒家的羊圈里养着一只可爱的老庄的小狗而已。陶渊明悔恨入世，有诗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又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出世确实是他真实的思想，他当然不是儒家的。
汪曾祺是近道的，儒也有一点，佛也有一点。不过道呀儒呀佛呀不提亦罢。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他反正是比较出世的。他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时正是马铃薯花开，我每次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还说“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又说：“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林斤澜可完全不是这么一种人、这么一种人生态度。八十年代以后作品发挥的感情，是林斤澜内心真正的感情。他社会使命感很强，人民观念很强。林斤澜的精神和情感一直关注着社会和人生。这话是说大了，可是你细细读遍林斤澜的文章，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当然，你找不到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子来。汪曾祺给人感觉很温馨，他也“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但他仍然是属于“自我的”作家。林斤澜则迥然，他表面笑眯眯，像一尊弥勒，可以在平常日子里表现得什么都无所谓，样子似乎挺散淡；他可以在语言艺术上表现得“语不惊人誓不休”，在小说构思上表现得常人难以理喻的“惨淡经营”，可文章的“核”都是“入世”的。换句话说，他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他的“惨淡经营”，都是为了他的“核”。这个核，也就是作品的灵魂。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感情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不是在表面上作愤世嫉俗地叫喊，而是隐藏在艺术的深处。世像混沌，世间污浊，世人多舛，或者困惑，或者警觉，或者惊愕，或者悚惧，都是给世人或后人的长远钟声。他采用的不是诉苦、愤悱和怨谤的方式，他不动声色，所多是在艺术中把“血淋淋”撕给人看，叫人感叹。
汪曾祺逝世以后，他的子女写了一本很好的书：《老头儿汪曾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爸爸写东西习惯一次成型，最多改过一遍。但也有例外。他的《寂寞和温暖》文末就注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六稿。一篇小说写了六遍，在爸爸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主要是家人审查的结果。
《寂寞和温暖》并不是爸爸主动要写的，而是家里人的提议。当时描写反右的事情的小说很多，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影响都很大。妈妈对爸爸说：“你也当过右派，也应该把这段事情写写。”在家里，妈妈绝对是说话算话的一把手。爸爸想了想，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我们一看：怎么回事？和其他人写的右派的事都不太一样。没有大苦没有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小说里沈沅当了右派，居然没受什么罪。虽然整她的人也有，关心她的人更多。特别是新来所长挺有人情味，又让她回乡探亲，又送她虎耳草观赏（这盆虎耳草显然是从爸爸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搬过来的），还背诵《离骚》和龚自珍的诗勉励她。这样的领导，那个时代哪儿找去？纯粹是爸爸根据自己的理想标准生造出来的。不行，文章得改，向当时流行的右派题材看齐，苦一点，惨一点，要让人掉眼泪，号啕大哭更好。“老头儿”倒是没有公开反对，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写完通不过，再重写一遍，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大家都很疲惫，不想再“审”了，只好由他去了。
在这段很诙谐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人生修养对创作的影响。你在《温暖和寂寞》中，见不到作家把知识分子的痛楚昭示世人，见不到反右是一场民族的大劫难。他的子女解释道：“爸爸仍然觉得，人们以前受的苦受的罪已经不少，现在好不容易过得自在一点，实在没必要再把那些陈年老账翻腾出来，弄得大家心里憋屈难受。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因此，无论是写旧社会的社会生活，还是写解放后办的一些错事，爸爸都是虚化苦楚，渲染真情。‘美化’生活，就是他那个时期的‘创作主旨’。”
实际上，他写不来“苦楚”。他的人生品性和做文风格早已定型。面对苦楚，“随遇而安”，苦楚也变得美好起来，他能写出“让人掉眼泪，号啕大哭”的作品吗？不能。他是“自我”型的作家，自我把心里调节好了就可以了，他不会著文警示世人，更不会像巴金要建文革博物馆一样，提议建一个右派博物馆。根本上说，汪曾祺是唯美，他要表现美。
汪曾祺有一句名言：“小说就是回忆。”这句话好像是说小说是写一个人的遭遇经历，所见所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应该反映人生的甜蜜和痛苦，也反映人间的炎凉和险恶，世界的风风雨雨和沧海桑田。看他的创作，实际上“小说就是回忆”，是写“个人”的“生活沉淀”的“美”。这是他的优长，也是他的短处。因为“回忆”的“生活沉淀”的“美”毕竟有限，作家就是有千般才情，总有结束“回忆”的时候。“回忆”的开初总是最精彩，随后就是有限的美丽的内容，最后呢，就要枯竭。当初汪曾祺，《受戒》、《异秉》、《大淖记事》一出，可谓神州清凉，慢慢地，美文便少了，到了《聊斋新义》系列，就瘪了，不读也罢。终年有一篇《熟人》，当是“小说就是回忆”的哀歌，全文如下：
“您好哇？有日子没有见了。
“您遛弯儿？——这个‘弯儿’不错。有水，有树。
“今儿天气不错。挺好。不冷不热的。有点儿小风。舒服。
“您身体好？气色不错。红扑扑儿的。
“家里都好？
“老爷子身子骨还硬朗？有八十了吧？
“孩子都好？上大学了吧？
“您还在那儿住吗？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林斤澜的小说观迥然不同。
而且奇怪，林斤澜的小说风景，是越来越精彩。
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作品有一致的地方，都讲人性和人道。可从艺术的视觉来说，汪曾祺看到的是美，而林斤澜所见的是丑，那么，汪曾祺就“表现美”，是牧歌式的；林斤澜就“揭示丑”，是批判现实式的。
林斤澜有一篇随笔，《嫩绿淡黄》。写幻觉，以“玻璃杯，龙井茶”开篇，貌写汪曾祺和自己住院进水不同，实是写自己和汪曾祺写作路子的不同。引用汪曾祺的话：“我写得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林斤澜认为不应忘了创伤，说：“创伤，是昨天发生的真实。快乐，是今天应该的感情。”因此，林斤澜认为“兵分两路：求真和求美。求真的求深刻，求美的求和谐。”汪曾祺这杯茶“不是‘存在’，是‘需要’。要写得美，要人性，要健康，要诗意，要和谐……不是在在在，是要要要。”那么，“存在”，“在在在”，求深刻的这杯茶属于谁呢，两人中当然就属于林斤澜了。“汪曾祺把写作看成一种自娱和自我的升华，而林斤澜则在泼墨中承受着沉重。汪曾祺时常将心绪隐到文字的背后，用美丽驱走丑陋，而林斤澜往往直陈死灭，以坚毅的目光迎着苦难……”（孙郁）
有个事情很有趣，值得一提。汪曾祺人称美食家，林斤澜把自己叫做“食美家”。但两位的朋友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却写道：“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五十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艺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另一位二炮作家陶大钊在《海鲜》中写道：“林先生不仅会吃海鲜，还会烧一手好鱼，一条几斤重的大鱼在他手里，能做出一席鱼宴来。有人曾经把汪曾祺和林斤澜烧的鱼作过比较，结论是林斤澜技高一筹。”
实际上，两人都擅长家乡菜。汪曾祺被人称道的，除苏菜比如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芝麻酱拌腰片、塞馅回锅油条外，另外也就是一个川菜：东坡肘子。那么，为什么汪曾祺是“美食家”，而林斤澜只能是“食美家”呢？林斤澜写吃不如汪曾祺，写吃文眼不在吃，汪曾祺写吃就写吃，写得比烧得还要好。他的散文实在漂亮，叫人心动。如写《扦瓜皮》：
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盆。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满头，仍以所余料汁自满头顶淋下。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
请问海拉尔治过国宴的厨师，你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澜时刻不忘人间，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特别是他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撕裂丑恶，透出地狱冷光，同样也是美的。
林斤澜所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我以为是一把打开林汪匣子的很好的钥匙。匣子中一是飘香四溢的醇酒，一是锋利无比的斩凌剑。从林斤澜平和的笑脸上，你看不出他的经历、经验和经受有多么曲折竦人。好像没有那把剑。好像林斤澜没有经受过残酷的人生。当然是错了，林斤澜那声“”，内容丰富。他的平和实是炼狱后的通脱，是涅后的清明。——父亲死于非命，家人遭际悲苦，极聪明极可爱的弟弟解放前出航，七十年代末眼看即将回乡团聚，却又猝死香港。尊者死于敌方就不用说了，如刘英，如林夫。朋辈冤死于内部的就更叫人痛楚，或活埋，或刀捅，或绳勒。有的倾向革命，知情过多，即被追杀。有的无缘无故坐一辈子的牢。他自己呢，十几岁曾被党内诬为“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背上第一口黑锅。他回忆：当年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是另两个人。一是地下中共温州地委书记，一是地下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前者是贾宝玉，后者是西门庆，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结果前者得手。后者越过粟裕到上面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上面听信，结果把林斤澜也给？上啦，因为他比较接近前者。殃及池鱼，他是池中最小最小的鱼。
林斤澜在温台交界发展地下武装，差不多是把头拎在手上。他做交通员步行多日，把丁奎梅接到温州做地下浙江省省委书记刘英的妻子。当时懵懵不清，这不是好玩的事。他在台湾“２·２８”事件中坐牢一年多，共产党人被杀以万论，林斤澜侥幸释放，警察局刚一释放才发现错了，差一点又搜到躲在煤船暗仓中的林斤澜。这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我曾问他：“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是最可怕、最难受的？”他脱口而出：“烧火岛！火烧岛！在台湾监狱的时候，不枪毙我，多次说要把我送到火烧岛去，火烧岛没有人烟，到火烧岛等于是死。不是吓吓，真有人常常被送到火烧岛。”
林斤澜对当年的经历并不以为怎么怎么光荣，林斤澜只说这是当年的人生。解放后，有要人去信要北京的林斤澜回温任职，大约是要林斤澜当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杨沫在《自白——我的日记》（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０日）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多年同在北京市文联，杨沫居然不知道林斤澜是１９３７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林斤澜一般不谈自己的“革命经历”。
人的经历能抹掉吗？作家不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又写什么？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知识分子如作家尤其臭苦，林斤澜在五六十年代只能唱些欢歌，他成名了，１９６２年北京连续三天召开“林斤澜创作座谈会”，全由老舍主持。但，这时的作品艺术意义的确不大。他只是比旁的作家写得聪明一些、出色一些而已。直到１９７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