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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努尔哈赤的第五纵队此次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岂但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这一次发挥的根本就是反作用。
在以往的战争岁月里，努尔哈赤最为得心应手的战法是，每次开战之前，先将一批被俘的敌方军民放回城里去，里面掺杂着他的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和先期潜伏的人员会合，开战后，或策反，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城池。
努尔哈赤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先期潜伏人员和后来混在难民中进城的特工已经被袁崇焕全数拿下。袁崇焕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传递方式，给努尔哈赤发出了错误信息，使努尔哈赤误以为内应已经成功，大功即将告成，遂指挥部队轻身接近宁远内城，整个进入了袁崇焕预先设计好的、遍布地雷和红夷大炮有效覆盖范围内的诱敌之地。结果遭到地下埋置的地雷和城头设置的大炮的猛烈轰炸，致使后金汗国部队伤亡惨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原因是，此时的努尔哈赤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红夷大炮的威力，也完全不知道开战之前，袁崇焕对这些红夷大炮“视之如生命者也”。
事实上，宁远保卫战，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使用西方进口的红夷大炮所进行的第一场后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攻防战。这种大炮，射程约两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战争史家形容这种大炮，“一炮发出，即开出一条血渠”，其威力远远超出了冷兵器时代英雄努尔哈赤的想象。
有战争史学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土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与战马被炸上了天空。后金军大挫而退。
努尔哈赤率部从宁远城下撤退时，状极仓促，皇太极率其所部为中军，护送努尔哈赤所乘之辇车先退，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其所部，分别为左、右、后部护军，就连派往觉华岛即今日辽宁省兴城县海边之菊花岛的部队，都来不及通知，便连夜朝沈阳方向撤退。派往觉华岛的蒙古吴纳格部和满洲八旗一部，听说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在已有斩获的情况下，来不及扩大战果便也急速北去。这种情形显示，必是后金汗国军队内部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故，方才会在出动倾国之兵、对于山海关志在必得的时刻，如此草草收兵。以此推断，努尔哈赤受伤不轻的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退兵途中，袁崇焕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和信札前来为努尔哈赤送行。信中说：“老将军纵横天下已久，如今败在一个后生小子这儿，大约是气数使然吧。”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10）
努尔哈赤表现得也很有风度。他回赠给了袁崇焕一份礼物和一匹名马，相约再战。
古名将令人悠然神往之风采，着实令今人之阴毒猥琐不堪入目。
回到沈阳后，身经百战、从未如此惨败过的努尔哈赤，十分愤懑。
史书记载说，已经六十八岁的老汗王忧思重重，他时常问自己：“难道我的心已经倦怠，不再留意治国之道了吗？难道国家安危、百姓疾苦，我已经不能明察了吗？难道正直、有功劳之人没有受到正当对待吗？我的孩子中间真有人能够效仿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吗？大臣们真的能够勤奋稳健地对待政事吗？”
这是许多手握重权的人行将就木时都会发出的怀疑。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表明，提问者所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个问题多多的事业。
此役中，努尔哈赤本人身受炮伤的可能性很大。一般说来，一方最高统帅受伤，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影响巨大。届时，一个措置不当，弹指间就可能引发兵败如山倒的后果。假如不是身受重伤，努尔哈赤应该不会在倾国之兵而来的情况下，两天攻城不下便仓促退兵。很有可能因为他矫情镇物方面的超人功夫和保密工作的出色，方才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就凭这一点，努尔哈赤也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了。
努尔哈赤，这位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在这个时刻走进历史深处，应该算是恰到好处。
遗产与剑（1）
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不久，岳托和他的三弟萨哈廉，一起来到他们的父亲大贝勒代善府邸，谈起了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治形势。他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汗王之位不宜久虚，应该早定大计。这两位年轻人对父亲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受老汗王努尔哈赤器重，大家对他也都心悦诚服，应该由他速继大位。代善同意他们的看法，然后，亲自出面去和其他几位大贝勒沟通。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人对此发出不同声音的记载。第二天，后金汗国所有位高权重人士一起联袂推举。由此，汗王权位在一片安详平和中顺利转移到了皇太极身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清史稿》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岳托是镶红旗旗主，代善是正红旗旗主，萨哈廉则是议政贝勒，相当于今天的国务委员。当时，皇太极只是镶白旗旗主。论起实力，代善和岳托父子三人的力量显然比皇太极大，他们没有凭借实力争夺权位，却联合其他人，一起推举了皇太极。
他们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之间，他们已经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为辉煌的记录。一个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在众人的和平推举下，产生了一位最为优秀而称职的领袖，成为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了不起的一次权力转移。他们的名字理应载入丹青史册。
后来，这件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愣被涂抹得乌七八糟、七扭八歪。一部好经被歪嘴和尚念得不是个东西，在皇太极继位的话题上，表现得特别充分而又典型。
公元1626年，是为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对于后金政权来说，这一年，开年就不好。正月里，老汗王努尔哈赤亲自领兵西进，结果，在小小的宁远城下伤亡惨重，有传说，连老汗王本人都受了炮伤。
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烈的老人，如今，更加乖戾。这个横绝一世的人，变得有点儿像祥林嫂，时不时就要回忆自己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光荣历史，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败在宁远城下。有时，又会叹息自己身心倦怠，打不起精神，要不然就不停地咄咄自恨，觉得事事好像都无法顺心如意，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心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努尔哈赤的死讯。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王公贝勒们从四十里地以外的叆鸡堡，把老汗王的遗体抬回了沈阳城里的汗王宫。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大妃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是努尔哈赤众多妻妾之中的首席夫人。六年前，阿巴亥曾经受到了努尔哈赤下令离弃的严厉惩罚，后来，努尔哈赤又把她接回汗王宫，直到死后让她陪伴自己于地下。
大妃认为，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无奈，四位大贝勒众口一词，四位小贝勒包括大妃的三个儿子，二十二岁的阿济格、十五岁的多尔衮、十三岁的多铎也没有异议。须知，在当时，十四岁的女真人已经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后来，也是满清皇帝亲政的年龄。这表明，此时此刻，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可能确实听到过努尔哈赤有此遗命。于是，大妃只能在他们恭而敬之却又寸步不让的坚持之下，悬梁自尽。多年以后，多尔衮抱怨过皇太极夺了自己的汗位，却从未提到过皇太极逼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大妃阿巴亥的三个亲生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继承了正黄旗与镶黄旗的家产。过去，两黄旗一直由努尔哈赤自己亲自掌握。按照八旗制度，只要成为一旗之主，就不仅仅代表着崇高的地位，还意味着拥有了在其名下的土地、人民、军队、牛羊、财富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所能够支配的力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层面上，至少相当于后金全部国力的八分之一。这就使努尔哈赤的遗产继承变得颇为耐人寻味。
遗产与剑（2）
按照中国人的皇权制度与传统，国家权力的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皇帝名位的继承，谁继承了这个名位，谁就拥有了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得不到这个名位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一切。在那里，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权力与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这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继承权总是笼罩在血雨腥风中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死时的后金汗国，则不是这样。在那里，至少在理论和当时实际情况上看，汗王的名位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继承这个名位的人，需要由八旗旗主即八和硕贝勒推举产生，假如这位汗王的工作与为人得不到八位和硕贝勒的认可，他还有可能被轰下台去。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汗王的实际地位，与任何一个八旗旗主的地位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努尔哈赤临死时一直处于神志清醒状态，却始终没有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
女真人源于游牧渔猎生活的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差异极大，完全不可以用帝王政治和儒家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特别是对前清时代的情形。许多出自汉文化训练的文人，将这一段历史解释得牛唇不对马嘴，原因端在于此。
仔细考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女真人和世界上众多游牧渔猎部落一样，有过许多相同或类似的习俗——
譬如，他们习惯于迁徙，习惯于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多次移居迁徙，努尔哈赤多达五、六次迁移首都，便可以看成是这种习俗的遗风。这和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显有不同。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根据地定在关中，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元明之际，朱元璋的大本营扎在南京后，便牢牢地钉在那儿不动。
这些游猎部落习惯于以小核心家庭的方式分散生活，于是，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便由大家来推举那些勇敢、聪明、公正的人物，将人们召集并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由习俗而产生的约法简单而严厉，不能严守这种组织约束的人，常常要受到死刑的惩处。他们的司法制度看上去粗暴简单，却十分有效。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常设的监狱，或者即便有，里面也时常是空的。满清八旗制度——从牛录到甲喇到固山八旗再到后金汗国便是在这种培养基上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传说，即属此类。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那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的五大臣；但是，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它们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情事，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遗产与剑（3）
最后，与王族血统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从秦汉的单于时代起，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在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届时，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都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淳朴豪迈的牧人猎手，如今变成了极为勇敢又能干、凶狠而剽悍的战士，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不需要跨越任何障碍。这种军事冒险，常常能够给他们带来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得多的财富。于是，在不同的游牧渔猎部族中，这种同样的冒险行动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地地道道的孤注一掷式的赌命，在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远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无数倍的危险。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缺少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获取这些收益、抗拒这些风险；同样，没有了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游荡在山林草原上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够得到那些巨大的财富与收益。
这种收益与风险，对于他们的关系实在太过重大。
因此，当他们接受了首领家族成为王族的神圣地位时，王族和支持自己的那些凶猛战士之间，就必定要有一个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加上某种程度民主主义的妥协性考虑，那就是，推举肩负部族国家生死存亡重任的权力继承者，必须将那些体弱多病者、胆小鬼、懒虫、酒鬼、笨蛋、贪心不足的守财奴、心术不正的坏蛋、不孚众望者和年幼者排除出去，只有那些智勇双全，富有生命力、才干和王者风度的人，或者简单说，就是那种众望所归的人，才有希望成为继承最高权力的候选人，通过众人公正而挑剔的审视目光后，被推举为王，成为他们新的领袖。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首领，许多人常被冠以“勇猛”、“贤明”之类美名，在漫长的时代里，受到族众的热烈爱戴，这就是原因所在。
从大名鼎鼎的匈奴首领冒顿时代，一直延续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这种氏族长会议、部族长会议、大人推举会议和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呼拉尔泰——大会，直到努尔哈赤生前所定的八王议政、八贝勒推举汗王制度，全部贯穿着上述思想与原则。不但最高权力的传承需要靠这种会议推戴、认可，而且重大国是如战争与军事行动、大型宗教仪式、财富分配与赋税等等也要在这种会议上获得通过或决定。不幸的是，这种制度从来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以便防止不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