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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劾此书作者吕某“包藏祸心”，而郑贵妃的兄弟则气势汹汹反击，请求皇帝将参劾吕某的那位官员逮捕审查。万历知道此事如果闹大，对郑贵妃毕竟不利，因为她并非皇后，而这种“母仪天下”的工作，理应由皇后来做才是，轮不着她，于是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姿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病中发觉郑贵妃并不怎么忧虑焦急，对她的感情便有所变化，再加朝臣们多年来催促他“立储”的呼声，在他生病时显得更为有理和紧迫，于是病后便降旨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郑贵妃一方并不甘心，而且他们势力强大，太子方面反倒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历三十一年冬，京城里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们的府邸门外，一夜之间同时又出现了一份“妖书”，指斥皇帝立储是迫于臣下压力“不得已而立之”，责备皇帝并没有配备应有的侍奉太子的职官，说这就是为在适当时机改立太子埋下了伏笔。而郑妃在文武官僚之中则有众多党羽，传单将这些党羽的名字和职位一一公布，又大骂首辅沈一贯“为人阴贼”，最后说，现在的形势是“厝火于积薪之下”，万分危险，要求大家提高警惕。这份传单的出现使满朝震惊，东厂的特工将这份“妖书”上奏，万历勃然大怒，除了指令东厂“多布旗校，用心密访”，又严令各省巡抚和京城里的“五城兵马司”（警察总局）等衙门“通行严捕，务在必获”，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搜捕活动。首辅沈一贯则借此机会打击包括次辅在内的政敌，唆使几个御史“风闻言事”，捕风捉影造谣诬陷，连上奏章参劾他们的政敌和“妖书”有关，致使不少无辜者被捕下狱，一些官员遭到革职，另一些官员受到监视。一时间朝野汹汹。
最后，锦衣卫终于缉获了两次“妖书”的作者及其同伙：原来是顺天府（北京）一名革去功名的秀才及其儿子，以及一个刻字匠。皇帝不相信这三个下层百姓居然如此大胆而且熟知朝廷内情，于是又是会审又是用刑，“必欲得主使奸党以正国法”。可是怎么审怎么查，也找不出他们有什么后台，这个案子纯粹是案犯们的个人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冒灭门风险要这么干呢？原来，他们是受了“郑皇亲”即贵妃娘家人的迫害，因此立志要报仇雪恨。
“妖书”事件表明，普通士民们的政治同情属于太子一方，而对作威作福的郑贵妃一伙则强烈不满。他们这种政治态度，使他们在以后直接介入了东林党人进行的政治斗争，并且使明末的“党祸”具备了不同于汉、唐、宋代党争的规模和意义。而东林书院吸收一般士绅和“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们入院听讲议政，也是在有意识地向普通士民宣传他们的理念和主张，这种“唤起民众”的做法，也是前代党争中从未有过的事。
万历年间围绕着“立储”问题掀起了一系列斗争，东林党人称之谓“国本之争”，即皇位继承权之争，其实就是未来的领导权之争。东林党人都是信奉儒家学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在一个好皇帝、一个贤首辅、一群忠良朝臣的统治下，这个国家便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皇位继承问题，对他们来说便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立嫡立长”的原则不仅符合天命伦常的宗法观念，更有太祖皇帝规定的“祖宗成法”可据。如果破坏了这个规矩，那么任何一个皇子便都有权觊觎皇位，那就国无宁日了。所以“国本”问题关系到帝国治乱兴衰的根本大计，绝不是皇帝一人的家务事。他们本着这样的信念，一个个都不顾个人荣辱，一次又一次地激烈批评、指责、恳求皇帝，以尽到他们的忠君爱国之责。因此对于东林党人而言，他们在“国本之争”中争的是原则和信念问题，但对于另外一批朝臣来说，“立储”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可供他们用来达到个人目的而加以发挥的“题目”，是一团可供捏弄成方成圆或长或短的泥巴，是官场利害之争的一系列“关节”。他们比东林党人更“现实”更乖巧也更通权变之术，所以他们往往比东林党人更容易讨得皇帝的欢心而成为最终胜利者。
万历四十二年，一个手执枣木棍的汉子突然闯进太子的住处东宫，“第一门寂然无人，第二门止两阉守之，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汉子一棍便打倒了衰老的太监，冲上了内殿的台阶，这时才被人发觉，七八个太监赶来把此人抓住了。汉子供认：名叫张差，是两名太监指使自己这么干并给了枣木棍，叫他“打进（东宫）去，撞（见）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小爷（太子），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指使他的两名太监中有一人姓郑，是贵妃的本家〔１２〕。
这个谋害太子的案件本该追究这两名太监的后台，于是主张彻查此案后台的官员和主张“张差是疯魔之人”企图为两名太监开脱的官员，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皇帝担心此案追下去将涉及郑贵妃，便匆匆降旨将张差和两个太监处死、灭口。这件闹得朝野震动的“挺击案”便在留存着重大疑点的情况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那些主张彻查此案的官员，则被政敌扣上了“东林党”的帽子，此外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东宫（太子）叫“大东”，“东林党”叫“小东”，意指“东林党”为太子党，想借此挑动皇帝对东林党人的不满。果然，在万历一朝的末年，东林党人多半遭贬逐，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可能。也在这段时间里，东北的努尔哈赤叛明建国，攻占抚顺，并在万历四十七年大败三路围剿的明军，近逼辽沈，严重威胁着大明帝国的安全。
在外患加剧的背景下，万历四十八年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称泰昌皇帝。新皇帝的皇位，可以说是不知多少“东林党人”拼掉官爵和前程才换来的，所以他即位的第二天便降旨撤回外出征税扰民的太监，再拨发皇家内库一百万两银子供应辽沈前线，又大批起用“被逐旧臣”，即主要是一些东林党人，更将民间拖欠的钱粮一概豁免……这些顺应民心的措施，基本上都是东林党人多年来不畏贬逐而一再提出的主张。可是这位受到普遍欢迎的新皇帝登基不过一个多月，突然间却暴病身亡。追查死因，一是新皇帝曾“一夜御美女四人”，淫乐过度败坏了身体，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李可灼敬献的“红丸仙丹”两颗，第二颗“仙丹”吃下去不久就一命呜呼。四名美女是万历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新皇帝而敬献的。这事不便追查，能追查的只有“红丸仙丹”，因此此案叫做“红丸案”。主张彻查此案的仍然是东林党人，而变着法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仍然是东林党的那些政敌。最终新皇帝不明不白的死亡又成了一宗疑案。
泰昌皇帝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便暴病死亡。皇长子朱由校才十五岁，被泰昌宠幸的一个李姓“选侍”（地位低于妃子的宫嫔）和万历的郑贵妃合谋“守护”在乾清宫内作为人质，要求封郑贵妃为太皇太后，封李选侍为皇太后，这才肯放他去登基做皇帝。这消息随着泰昌驾崩的消息一道传出，朝臣们悲愤号哭要进宫去见皇长子，太监却持棍阻拦。给事中杨涟厉声呵斥，率先闯入，群臣们这才一齐把皇长子抬到宫外去即位登基。这便是天启皇帝。但这时李选侍一伙仍占据着只应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宫，杨涟、左光斗等人便赶快上疏要求李选侍她们搬走。天启降旨批准，李选侍一伙只得哭哭啼啼的“移宫”。政敌们便攻击杨涟等人威逼先帝宠爱的选侍，离间皇室骨肉之情。此事成了又一起聚讼纷纭的公案，是为“移宫案”，连同“挺击”、“红丸”二案，并称“三案”。东林人士主张彻查“三案”内情，弄清真相，明判是非，而他们那些和“三案”有利害关系甚至做过手脚的政敌们，则极力把“三案”化为礼仪问题、道德感情问题、动机用心问题等等，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就这些问题反复纠缠、争吵不休。
“三案”的焦点，起初是“谁该做皇帝”的问题，后来便演变为“皇帝属于谁”的问题了。东林党人尽心竭力拥戴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登基，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父子俩多么英明多么好，而是由于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这皇位理应由他俩去坐，东林党只是忠实于这条原则，所以才不畏贬逐，前仆后继。至于这父子俩坐上皇位以后，究竟是好是坏，东林党人便只能“尽人事以听天命”了。所谓“人事”，也就是尽到忠臣应尽的匡弼诤谏之责而已。皇帝不接受你的匡弼诤谏怎么办？那只有继续匡弼诤谏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便是儒家理念中的忠臣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能力都只能到此为止，越出界线的事，他们是不能也不愿干的。然而历史却和他们开着荒谬残酷的玩笑：他们奋不顾身地拥戴登基的泰昌、天启两朝皇帝，全都很不争气。泰昌执政不过四十天便淫乐而死，天启更糟：他懦弱而又昏愦，成了太监魏忠贤手中的傀儡，极其荒谬地虐杀了大批效忠于他的东林党人。
万历末年齐、楚、浙三党专权，大肆贬逐东林党人，史书上说是“善类为之一空”。到了泰昌登基，被逐的东林党人又大批起复回朝，所以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在朝中颇有实力。怎样对待这么多政敌？少数东林党人主张宽恕和争取部分可以争取的敌人，以利分化瓦解他们；多数东林党人则主张追究他们的罪责，明辨是非，严格划清“君子”和“小人”的界限，绝不和稀泥。于是，多数派占了上风，在天启三年的“京察”前后，便新账老账一起算，追论“三案”罪责，考核政绩人品，把齐、楚、浙三党的头面人物几乎贬逐一空。幸存的三党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便纷纷投靠野心勃勃的太监魏忠贤，汇集而成“阉党”。
明代的太监是一股自成系统、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清朝的康熙曾说：明末太监约有十万人〔１３〕，这个数字并非瞎估猜。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清理皇宫，“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走”〔１４〕，再加上南都、中都和上百个王府中的太监，十万人恐怕只多不少。而明末的在职官僚，全国不过二万人左右，在京的朝臣更只有三千左右，相形之下，就可见太监势力之盛了。打从篡位称帝的明成祖开始，太监就是皇帝亲自掌握的一股特务势力，东厂、诏狱、锦衣卫等等镇压机关，使全国臣民都谈虎色变。太监还奉派外出监军、监税、监贸易、监织造等，监控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像秉笔太监、司礼太监等等“大珰”，其权力几乎和内阁首辅相当。
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日子混得不如意，便自我阉割，找关系进宫做了太监。他勾搭上了天启的奶妈客氏，又抓住了天启耳根子软且又贪玩的特点，渐渐取得宠信做了司礼太监。天启爱干木工活，魏忠贤便凑他干得起劲的时候，捧一批奏章请他处理。皇帝不耐烦道：“这些事你们看着办罢！”于是魏忠贤便往往“矫旨”，即把自己的意志披上皇帝圣旨的外衣，爱整谁就可以惩罚谁。但他毕竟粗鄙、浅陋不知官场内情，要干预朝政，便需要在朝臣中培植党羽，而齐、楚、浙三党中的失势官僚尤其是一些贪污不法分子，也很想找到新的后台和保护伞，双方因此一拍即合。比如御史崔呈秀贪赃劣绩败露，左都御史高攀龙要参劾他，他就夜间找到魏忠贤长跪叩头，请求做魏的干儿子，魏便矫旨免他的罪，还升他的官，再把高攀龙贬逐回乡。再如人品卑污的内阁大学士魏广征，受到东林党人的参劾，他便投靠魏忠贤，自称“宗侄”，于是那些参劾他的官员便纷纷获罪。诸如此类奸邪卑劣之徒，这时纷纷呼朋引类拜倒在魏忠贤脚下，为魏出谋权划策，一个个都成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他们置国家危局于不顾，却以搏击残害东林党人为业。他们编制了一份黑名单，仿效《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一一对号入座，名之曰《东林点将录》。例如，“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天勇星左付都御史杨涟”，“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如此等等。应该说，这份黑名单比起四百年后美国人在伊拉克搞的“扑克牌名单”更狠毒，因为它将政敌比作梁山泊中叛逆的强盗，已在政治上预先将他们判处死刑。
列入黑名单的东林党人先遭贬逐，再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抓捕回京折磨致死。例如当初熊廷弼经略辽东，因不肯行贿得罪一些贪官，便被牵连进他人的过错，以“丧失封疆”罪论斩。杨涟曾上疏为熊说过一些公道话，他们便据此捏造杨涟受了熊廷弼多少万两银子的贿，把杨涟逮回北京受刑“追赃”。再如周顺昌为官清廉，因曾大骂魏忠贤及其干儿子毛某，便被捏造说他贪赃银货装了三大船，多得把船都压沉了，也逮回北京“追赃”。诸如此类胡说八道毫无影踪的“罪状”满天飞，反正他们爱怎么糟蹋你就怎么血口喷人，且以“圣旨”形式下达，派出锦衣卫缇骑分赴全国各地去抓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
在这以前，党争基本上是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双方也都遵守内部矛盾的“潜规则”：失败者一般并无身家性命之忧，无非遭贬逐，今后仍有机会“起复”，重新回朝执政，但现在阉党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已完全脱出了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的常规，变成了一场蓄谋陷害、无理可喻、荒谬残忍的集体大屠杀。而那些手捧“圣旨”奔赴各地捕人的缇骑，则变成了激起公愤，引发群众性救援、抗争、甚至暴动的导火索，致使斗争远远越出了官僚集团的范围，演化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浪潮。
在江南，奔赴桐城逮捕左光斗的缇骑，遇到的是“里人数千祈神，欲击缇骑”。奔赴常州逮捕李应升的缇骑，遇到的是“常民一时集者数千人……欲击官旗”。奔赴苏州逮捕周顺昌的缇骑，更是遇上“一郡罢市，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号怨之声上彻云霄”。缇骑威胁打骂请愿示威的群众，“众心愤极，即夺巨梃反击缇骑，瞬息间万声鼎沸，虽黄童白叟皆攘臂奋勇……缇骑毙者三人，余皆四下逃窜”。魏忠贤的干儿子、巡抚毛一鹭原是带领缇骑前来“弹压”群众的，这时吓得躲进茅厕逃命〔１５〕。奔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半路上敲诈勒索，百姓便“击者云集，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于河，“缇骑仓皇星散”，连随身携带的公文也丢失了。
在北方，囚押杨涟等人的“槛车”一路北上，一路都有士民群众“设案焚香祝祷”，为他们鸣冤、祝福。保定举人孙逢奇更在畿南各地“举旗击鼓，张榜设柜”，公开为蒙冤“追赃”的东林党人募捐“义助完赃”，等于在大张旗鼓地为东林党人鸣冤、求助。更有一位无名氏，人们称之为“燕客”，听说杨、左诸公被捕，便赶到北京，投宿在“诏狱”附近，换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狱卒、马夫们吃喝交朋友，设法混进狱中，终于见到了被捕的党人们，把他们惨遭酷刑被摧残致死的情形，以及他们的遗言、遗书、血书一一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说漏了嘴，被人发觉后，于是他赶快换上商人的服饰，跨马疾奔南方，一昼夜急驰三百里，这才逃脱虎口，为死难党人们的残酷遭遇留下了见证，也为他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血书和遗稿〔１６〕。
（三）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抗议浪潮中，东林党人不仅没有起来领导这场运动，反而向抗议的群众作揖打躬，恳求他们不要闹事。他们一个个都严守“君臣大义”，虽然明知这些缇骑“开读”的“圣旨”出自阉党，自己被捕后“决无生理”，但既然面对“圣旨”，他们便一个个都自觉地“囚服待罪”，束手就逮，蹲坐进槛车长途跋涉去北京面对屈辱和死亡。这些曾经在殿陛之间敢于不顾身家性命直言极谏、痛切批评皇帝的正直刚烈之士，此刻面对屈辱和枉死的命运，为什么全都采取逆来顺受死而无怨的姿态呢？
儒家学说认为皇权是上天所授，神圣不可违拗，但皇帝只是上天把神圣皇权授予他的那个肉胎凡人，所以皇帝并不一定圣明，需要臣下在拥戴的同时诤谏匡辅，以帮助皇帝更好地使用手中的神圣皇权。臣下若发现了皇帝的过失或国政的弊病却不加诤谏，那就是不忠，而那些谄媚迎逢、纵容或诱导皇帝犯错误以谋一己私利的家伙，才是奸臣，甚至是心怀叵测的乱臣贼子。传统儒学的这种忠奸观，意味着皇权专制需要自我完善，便应赋予臣下有批评皇帝的权利，因此东林党人在殿陛之间直言极谏、强项抗争，他们自己和同情他们的普通士民都认为这就是在尽忠报国。皇帝如果因此生你的气，把你贬逐、充军甚至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