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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２０００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１９０５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三
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天下治平，科举的作用非同小可：进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退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八国联军烧了北京贡院，癸卯年（１９０３年）顺天乡试、甲辰年（1904年）全国会试，都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心灰意冷，去上海开始反清革命，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位本想读书入仕、报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来，科举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证。朝廷以科举牢笼天下，尽收圣智豪杰。一旦科场失范，士人心怀怨恨，就可能酿成天下大乱，“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１３〕，翻却曹州天下反，差点断送了大唐江山；还有宋江，科场无路，酒醉之时，写下“心在山东身在吴……敢笑黄巢不丈夫”，最终上了梁山。所以，宋人看得很清楚：“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１４〕
“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或许这才是科举的真义。清末科举一废，天下大乱。因为社会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动，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出现流动阻塞现象，就可能积蓄起社会怨恨，最终酿成动乱甚至颠覆整个政权与秩序。真正摧毁清朝天下的，不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停科举。科举既废，朝廷失去了官僚体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间制度化的流通与平衡机制被破坏，有志之士仕进无门，穷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为革命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彷徨、怨愤、绝望，社会失序，人心离散，有登高一呼者，难免应者云集。人们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成功如此轻易，实际上废停科举已经抽去了清帝国大厦的拱顶石，革命只需轻轻一触，整个大厦便瞬间坍塌。
科举一废，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虽说将废除科举当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有些过激，但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却也是事实。旧科已废，新学正兴，读书未必出仕，道统与政统分离了，于是，朝廷失去了智辩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积蓄在民间，社会变得强大了，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势。废科举堵死文人的仕进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军人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职业军人与商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官不如绅，文不如武，士不如商。当然，最简捷的道路是从军。于是，毕业于新学堂的士子，不见用于朝廷，“士”不能成为维护皇权的“大夫”，就成了颠覆皇权的革命者。
１９０５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科举既废，青年才俊纷纷出国留学。天高皇帝远，加上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海外留学，就不是“留学科学”，而是“留学革命”。最初的同盟会员，绝大多数是“游学”的新式文人。因此，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又成为共和政治中活跃的政治家。废止科举从旧官僚体制中断了传统文人的仕进之路，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政治准备了现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废科举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晋升之道从“读书做官”转为“打仗做官”，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不再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那么就只有暴力与阴谋了。袁世凯的保定军校、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职业军事家，他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主宰了军阀混战与国内战争。有悲观者评论：“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学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无礼以防闲之，则天下尤易于乱。”〔１５〕
废除科举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废科举，立新学。当年袁世凯等人上书主张废科举，最主要的理由是科举不废，新学不兴。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科场改做学堂，各地新学堂数以每年一万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六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两百万。新学堂培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掌握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法。梁启超就曾经说过，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的灭亡。新式文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科学进步、民主自由新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冲击着传统儒家的观念与价值。
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的直接结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结果是五四运动。传统士绅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出路后，在官僚阶层与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文人更感到无所适从。废除科举与传统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其制度与个人的保证，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危机。与此同时，如果从同文馆设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改造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开始与传统儒家竞争意识形态领导权，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从晚清立宪到民国革命，新学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渐成了社会与国家的主导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酝酿着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现代文化从此开始。
“１９０５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１６〕废除科举，使传统国家失去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使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会中文人边缘化，也使文人的知识与价值儒学边缘化。科场改成学堂，孔子孟子也就让位给“德先生”、“赛先生”。废除科举是传统中国自我阉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与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现代中国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除科举，动摇并解体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种文明，一种政治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文明。废除科举，是传统儒家文化衰亡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也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或分水岭。辛亥革命发生了，五四运动即将到来。１９１６年，严复深有感慨地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１７〕。
四
１９０５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１８〕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即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人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废止科举之后，传统士大夫晋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但新颖却不强大。变废科举、兴立新学，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现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理性不强大，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样不强大。就专业知识分子而言，新学不新，旧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师一知半解，学生死记硬背，华而不实，几乎成了“科举之变相”。１９１５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发现当时北大的教学内容虽已是新学，但学生心理还是旧科的一套，以学业为举业，大学毕业等同于科举及第。１９１８年胡适回国，发现国内新学堂的学生高不攀、低不就，成为一种“无能的游民”。
科举使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一体化，废止科举，首先想仕学分途，但实际上许多学人仍不忘读书做官。所谓时下“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１９〕。废止科举后，士人仍有学以致仕的心理，但体制内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的同时，反制度的革命却提供了新的、更有戏剧性的致仕之途。职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又很容易成为职业革命家。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断裂中，进退维谷，专业知识分子守不住自己的专业理性，人文知识分子也难以发展其公共理性。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梁启超、胡适，都曾摇摆于以政治还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境地之间；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陈布雷，都曾投身于政治，结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的官绅二重身份转化出职业革命家、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也构成三个不同的群体。从新式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其政治组织关怀取代了知识与真理关怀，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身份，他们与传统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职业，不同的是现存体制的维护者与现存体制的叛逆者。人文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良心，遗世而独立的批判精神时常失落在现实政治的诱惑与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还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能摆脱社会政治的侵扰与压迫。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作为一种心理，却难以一朝一夕废除。一个世纪过去了，废除科举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纠葛是政治与学术的问题。五四运动的双重主题：启蒙与救亡运动，凸显并激化了后科举时代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如何影响政治。知识分子试图以启蒙为己任，以知识对抗权力拯救权力，创造“好人政府”，实现“学以致用”的古老理想。新时期改革开放，一度焕发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公共理性，但很快被九十年代的经济市场化、文化“计划化”的大潮冲垮了。在目前的学科评估、职称评定、津贴项目的体制化力量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批判精神，更是无从生长。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时代，后科举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当起这个民族的文化使命呢？
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该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却可能在社会文化，尤其是在社会无意识领域，经年历久地发挥影响。新式教育难进，学而优则仕观念不退。而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心理，就置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这不仅破坏了专业的私下理性，也破坏了公共理性。科举塑造的传统文人的政治技能，基本上是文学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技能，似乎也是文学的。那年在仙台决计要学习文艺之后，周树人就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与医学专业相关的事，他成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三十年后，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２０〕鲁迅的悲观从何而来？
五
１９０５年科举废止不久，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21〕这种“可惊可骇之奇效”，远不仅是一时之间清皇朝灭亡、现代政治与文化变革开始的。
当年废除科举的主要动机是发展现代教育，但遗留的科举心理却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年之后，渗透到现代教育体系中。废除科举并没有为现代教育清空场地，在科举废墟上建立的现代教育制度，总有科举阴魂的缠绕。废除科举打破儒学的一统天下，旧教育制度解体。但是，现代教育体系在制度上的确立，并不能保证心理上的纯粹。科举情结仍以“应试教育”的形式，置换性地表现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类升等考试及以重点中学、大学、重点大学、出国留学等构成的庞大的应试教育体系与等级教育网络，正在有条不紊地、尽可能地合理公正地提供社会晋升流动机会，犹如当年的科举制度。科举情结根深蒂固，废止一种制度，未必能废止一种心理。半年前消息传出，北京国子监孔庙，将把“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各省的“高考状元”的大名刻碑陈列在元、明、清三代进士碑旁！有人惊愕愤慨，不知今世何世。《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大呼：“百年之前科举制度已告废除，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２２〕其实根本没有必要错愕至此，因为应试教育大行其道，高考有类科举，早已让人见怪不怪。
为发展现代教育而废除科举，但严格说来，科举制并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选官制度。遗憾的是，科举废除之后，现代中国还没有建立一种全新的、规范合理、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科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它至少在原则上主张与实践让知识和道德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而后科举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暴力与阴谋外，没有什么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依据。民国时期的选官历史是一部“厚黑”历史，充满着暴力血腥与腐败阴谋。曾有人怀疑改良科举是否比废除科举更好。因为西方现代选举政治与官僚政治分立，官僚遴选的所谓“考选制”，最初也是在中国科举制影响下创立的〔２３〕。为什么现代西方借鉴的制度，我们自己要废除？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建立一种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并重、公平合理的社会精英的遴选制度，对于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权力的延续性至关重要。如何创立新的选官制度，借鉴西方政治体制，似乎仍有诸多难处，是否还有其他道路？有人想象“重建科举制度”〔２４〕。
废除科举制度，比具体的教育、行政制度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或道统的断裂。正如萧功秦先生指出：“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