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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韦伯也承认，这种“非此即彼”的办法，最终很难解决人类思想与道德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他认为，有勇气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们的开拓性成果还会保存下来。这也是施特劳斯那些理念的情形：“它们把先前业已存在的许多没解决的事情一扫而光，创造了一片透明景象。但是另一方面，从那以后，学问的发展走上了不同的轨道。与施特劳斯的期望相反，它不会把他的观点作为最终结论，而只是作为提出更深刻的新问题的刺激因素。”
所以，人们很容易就发现，施特劳斯的书没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问题，或者毋宁说，一大堆问题。“该书也没有清楚地显示那个主题的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们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一些概念。它们不同于施特劳斯用过的、或者可能会用的概念。”韦伯说。
（五）
１８８６年，韦伯在见习律师的工作之余，参加了戈德施密特和迈岑的研究生班。他献给戈德施密特的博士论文《论中世纪贸易公司史》，涉及法律和经济史之间的广阔领域。为此，他“不得不读了数百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法律汇编，开始我还不得不适当掌握这两种语言以便能够勉强读书”。这让他感到了“极度的辛苦”。最终，这篇文章发展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著作，韦伯甚至在他最后的学术著作中也吸收了它的成果。
曾参加了韦伯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的瓦尔特·洛茨回忆，在仪式上，特奥多尔·蒙森在与韦伯进行广泛地讨论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某一天走向坟墓的时候，可能除了极为可敬的马克斯·韦伯以外，我不会对任何人这样说：‘孩子，这是我的矛，它对于我的手臂来说过于沉重了。’”
阅读与思考，使韦伯也乐于帮助年少者获得思想的明晰性。二十三岁时，当他得知女友沉迷于席勒的《奥尔良的姑娘》时，感到很高兴。他说，醉心于文学的人们，由于过度专注地崇拜歌德而易丧失对席勒的鉴赏力。韦伯对于歌德驾驭形式的能力赞不绝口，但也承认，“尽管人们告诉我歌德的诗性概念多么地包罗万象，而且能够从中发现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如果我后来却发现它几乎没有触及某个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因为，在歌德那里，“最深刻的问题，所有的事物，即使最棘手的伦理问题”，都能从“幸福”推导出来——而这正是韦伯表示怀疑的。
但到了成年后，韦伯对歌德的态度有了改变，他认为歌德是个“包罗万象的天才”，认为“他的生活的主要决定因素并非对‘幸福’的需求，而是要不遗余力地为使自身的创造力和一种同宇宙法则合一的虔诚感达到极致而奋斗”。当然，他还是拒绝把歌德尊崇为一个可以摆脱道德评价的高不可攀的人物，认为歌德绝没有体现出“人的全貌”，而且他在歌德那里看不到“英雄的成分”。
不过，这没有妨碍韦伯在接下来的旅行中阅读《明希豪森》第二卷，“读起了亚麻色头发的莉斯贝特的故事”。他在给玛丽安妮的信中说：“我还应该给你倍倍尔的书吗？……我已经把鲍尔森的《哲学导论》给你准备好了。这是他送给我的，是本很出色而又不太难读的书，晚上入睡前我都要看几眼……”
（六）
在韦伯的这本传记里，对韦伯读书的描写，更多地集中在他的幼年、老年和病中，似乎这是适合思想者读书思考的黄金时期。对于手不释卷的韦伯来说，阅读甚至成了检验他神经衰弱症是否痊愈的标志。１９０１年，在罗马养病的韦伯身体复原了，那是因为海伦妮和玛丽安妮注意到，他开始阅读一部艺术史、读康拉德的年鉴还有齐美尔的《货币哲学》。而且，大病新愈的韦伯专注范围极广，包括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有关女修道院的组织与经济状况的论著，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卢梭的《爱弥儿》，伏尔泰、孟德斯鸠、泰纳全集，以及一些英国作家的作品。
１９１０年，韦伯夫妇搬进了海德堡的老宅。在这里，韦伯认识了诗人格奥尔格。事实上，十三年前，韦伯的朋友、格奥尔格的崇拜者李凯尔特，就曾试图使韦伯对格氏的作品产生兴趣——比如《颂歌》、《朝圣》、《牧人之歌》等。但韦伯对这些作品总是无动于衷。他在其中看到的是“技术的审美”。传记在这里有一句有趣的评价：“那些精巧地依赖于一种情绪的抒情诗，并不适合这个当时还很强壮的男人。”但是很久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患病的那些岁月使他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并且打开了他灵魂中那些从前一直关闭的秘密空间。他开始沉浸在里尔克和格奥尔格的作品中。
他对于里尔克的评价剀切中的：“里尔克是个神秘主义者，他的性格更接近于陶勃的、而不是那类迷狂的或者半是色情（贝尔纳）的神秘主义。……不是他在写诗，而是诗在他里面写成。这就是他的局限，但同样也是他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形式完美的诗歌的节奏完整性都会造成美感形式的大量损失，尽管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建立在这种扬弃基础上的。局限和限制，标志着对形式的把握。里尔克通过打破这种韵律法则，凭借一种当他的诗歌以恰到好处的抑扬顿挫朗读出来时产生的景致情绪，他想尽可能地表达出那些难以形容、不拘一格的潜在体验，可以说，就是赋予这种体验以形式来保存这种体验。在我看来，问题还在于他是否采用了一种不再是艺术手段的手段。但我不相信这不是‘有意为之’的蛊惑，不是一种姿态或者造作，而是一种对他来说必定独具一格的自然结果。”
在与格奥尔格结下私谊以前，有一段时间，韦伯沉溺在他的诗歌里。他被这些诗歌的伟大艺术性所打动，但他并没有从中看到被格氏的门徒归纳出的宗教启示，恰如韦伯拒绝任何在当代创造出来的个人崇拜、决绝把某个个人拔升到君临一切造物之上而“神化活人”的做法一样。另外，诗人对现代文化的形成力量所持的否定态度，在韦伯看来也是陌生而徒劳的，尽管韦伯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文化存在着哪些弊病。
（七）
１９１５年底，韦伯开始写作关于印度教和佛教的论文。从１９１６年秋天则开始研究古代犹太教。希伯来人对他来说，是个合适的题目。玛丽安妮回忆道：“马克斯现在几乎是‘皮包骨头’……他正在研究《旧约全书》，分析各种预言书、《诗篇》、《约伯书》……”然而，自从他在这之外写作政治文章并重新研读《经济与社会》的个别部分之后，尽管宗教社会学研究覆盖的范围扩大，但最后未能按计划完成读书写作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韦伯想分析《诗篇》和《约伯书》，然后再研究犹太教法典《塔尔木特》。战前，他已经为《经济与社会》中的宗教社会学部分做了些初步的研究。
终其一生，马克斯·韦伯都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做永久的徘徊，而对书卷的痴迷，则是他的一颗不变心。这份对书籍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情感，也让后人看到了一个思想巨子的心路历程。在他晚年的一天，有人问韦伯，他的学识对他自己有何意义，韦伯回答说：“我希望弄清楚我到底能坚持多久。”也许，承受生存的二律背反，或者更进一步，努力使自己最大限度地摆脱幻想，而又使自己的理想不受损害，并竭尽全力投身于理想，这就是他的使命。
（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传》，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
注释：
〔１〕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２〕见《科学与近代世界》。
舆论溯源
舆 论 溯 源
？ 石天河
“舆论”这个词，在现今生活中，是大家经常在谈论着的。但是，究竟什么是“舆论”的本意，由于这两个字过于古雅，字词的古义在历史的流传中，被不断地“添加”、“替补”、“涂写”、“播撒”，早已变得含糊不清。所以，我认为，有加以考证的必要。
“舆论”这个词，最初在中文里面出现，可能是在南北朝时候。公元５０２年，梁武帝萧衍在做皇帝之前被封为梁公时，写过一篇表文。那篇表文就提到了“舆论”。当时，他已经掌握了齐王朝的军政大权，为了篡齐称帝，对朝廷选用官员当然要提出自己的主张。所以，他特地向齐王朝的末代皇帝（齐和帝萧宝融）上表，申述关于“选士”的道理。《梁书·武帝纪》记载着这篇表文，里面有几句说：“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这表文写得很好，虽然梁武帝是能文能武的皇帝，我还是怀疑这表文有可能是沈约帮忙起草的）表文中的这几句，意思是说，选官要按规矩，对人员的家世、出身、才能、品行、升官或降职，可用或不可用，要么平素已经心中有数，要么从舆论中得到了对其人的评议。这样就免得想做官的人托人上门求情，难得扫门应付。这大概是现存中国古籍中“舆论”一词最早出现的一例。
这里的“舆论”一词，按字书上的解释，即是“众论”的意思，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差不多。但是，“众论”怎么会用上“舆”字的呢？可见这“舆”字的来源关涉“舆论”一词的语源，故还应该作进一步的考查。
比《梁书》略早一些的《晋书·王沈传》上记载着王沈的一件事。说王沈在做尚书的时候，出监豫州军事并任豫州刺史。到任后，他贴出了一张告示，征求政治改革的意见。告示上说：“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荛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民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这不但是“言者无罪”，而且是悬赏求“逆耳之言”。这就是说，无论是推荐贤才、检举坏人或评论长官与朝政的得失，都可以得到奖赏。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像这样“重赏求言”的封疆大吏是非常少见的。这告示里面，说“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就很清楚地说明了，所谓“舆论”，原本是指“舆人之论”。而且，他把“舆人之论”与“诽谤之言”连类对举，似乎很容易使人想到所谓“舆论”，大概是和“诽谤”同一类的东西。
那么，“舆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据《考工记》上说：“攻木之工凡七”，“其一曰舆人，主作车床者也。”车床也就是“舆”，指车上坐人的那个像轿子样的木板车厢。后来，轿子之所以叫“肩舆”，“轿夫”叫“舆夫”，大概就因为轿子是从“舆车”演变而来的。照《考工记》的说法，“舆人”就是做“舆”的木匠。但据《左传·昭公四年》申丰对季武子讲藏冰的那一段“舆人纳之，隶人藏之”之句所注：“舆隶皆贱官”，则似乎“舆人”并非专指木匠，也指做藏冰之类苦活的“贱官”。《左传·昭公七年》中还有一段关于“人有十等”的说辞，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这“十等”人中，自“士”以下的那几等人，我们现在有点说不清楚，但以意度之，大概皂是管事小官，舆是随从小吏，隶是吏卒，僚是公役，仆是家奴，台是力夫，都是一级管一级的吧。其中的“舆人”，只不过是比隶卒仆役地位略高的人，他的特殊地位，可能只是由于他跟随在主人身边，偶然有机会向主人说话，他的话，可以叫作“舆人之论”，也许就成了“舆论”一词的起源吧。
那么，“舆人之论”怎么能得到主子的重视，并居然会形成流传千古的一个词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一段残酷的战争故事：“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这里说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发兵去围攻曹国的都城，曹国人闭城抵抗，晋军被阻挡在城门口，死了很多人。曹人把捉到的晋军官兵一个个千刀万剐地杀了，把尸体从城头上丢下来示众。晋文公看了很着急（因为这样恐怖的杀戮示众，对晋军的士气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时，他听从了舆人的计谋，向曹人喊话：“你们杀人这样凶狠，我们要把他们埋葬到你们祖宗的坟墓里面去。”于是，晋军就开始把死者的尸体迁往曹人的墓地。曹人听说要挖他们的祖坟，哭哭嚷嚷地非常害怕，连忙把被杀死的晋军官兵用棺材装好送出来。晋军乘曹人极度恐惧的时候猛攻，于是，三月丙午这天，攻入了曹国的都城。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舆人之谋”一旦得到国君重视，就可以对付严重困难，化不利为有利，克敌制胜。于是，“舆人之谋”或“舆人之论”的重要性，就因为这件事而垂教千古了。
但是，后世一般把“舆人之论”解释为“众人之论”，而这个故事里的“舆人之谋”却不像是“众人之谋”的意思。因为在那样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晋文公不大可能去听取“众人”的意见。所以这里的“舆人”，很可能就是跟随在晋文公身边的某一个“舆人”，偶然地出了那么一个主意。仅仅因为他地位低下，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好称之为“舆人”。但虽然没名没姓地称之为“舆人”，《左传》上记下了这“舆人之谋”四个字，却分明已经承认他是为战争的胜利起了“参谋”作用的。这样的“参谋”还不值得重视么？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先弄清楚。因为这里的“舆人之谋”四个字，在《康熙字典》和《辞海》里面所引用的《左传》文字是作“舆人之诵”的。我是依据现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左传》通行本所载，确定它是“舆人之谋”的。因为，“诵”是古诗之一体，即用口传诵之诗。最著名的如《诗经·小雅·节南山》里面的“家父作诵”是一种即事抒情的口传讽刺诗，有点像现今的“顺口溜”。在晋文公攻曹那样激烈的战争中，现场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有闲心去作诵；晋文公正在为惨烈的战况着急，也不会有闲心去听诵。何况，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依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校订出版的，“宋刻本”显然比《康熙字典》、《辞海》所依据的其他别本更为可靠。故这里应该确定为“舆人之谋”。
可这里的“舆人之谋”为什么会和“舆人之诵”相混淆呢？究竟这两者谁是“舆论”一词的最初的“语源”呢？
“舆人之诵”在《国语·晋语》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所谓“惠公背赂而舆诵兴”的故事。说的是晋献公死后，晋国内乱，大夫里克、丕郑合谋杀死了晋献公宠幸的骊姬和她的两个小儿子（奚齐、卓子），商量着请秦国帮晋国另立一位国君。这时，晋献公的太子申生早已因骊姬谗害自杀了；另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出逃在狄人之地；公子夷吾，出逃在较近的梁国。夷吾为了要抢先回国去继位，便用黄金白玉贿赂秦国使臣，并许诺回国以后，要“赂田”、“赂地”：给里克汾阳之田一百万亩，给丕郑负蔡之田七十万亩，并许诺以“河外列城”五座，作为对秦国立他为国君的“赂地”。可是，在公子夷吾回国被立为国君（即晋惠公）以后，他完全背弃了自己许下的诺言。他一面叫丕郑去秦国，向秦穆公表示为“河外五城之赂”延缓而道歉，一面追究里克“杀二君（奚齐、卓子）”之罪，把里克杀了。而丕郑到秦国后，知道惠公不可信，便另打主意，劝说秦穆公假意用厚礼回报晋国，把晋国几位拥护惠公的大臣召到秦国来，将他们扣下，然后发兵送公子重耳回国。丕郑说：“由我和我的部下做内应，一定可以迫使国君出走。”秦穆公听了丕郑的话，便按他的计划行事。可是，丕郑的计谋被晋大夫冀芮识破了，后来，冀芮便劝说晋惠公把丕郑和他的党羽都杀了。就在晋惠公回国“背外内之赂”的时候，晋国的“舆人之诵”出现了。依据《国语·晋语》上的记载，这篇“舆人之诵”的原文是这样的：“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之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这篇“舆人之诵”如果译成现代语言，那就是：嘴巴甜遇到嘴巴甜，果然失去了许下的田；狡诈的遇到狡诈的，果然失去了许下的地；得到了好处便歪歪走，到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