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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部队还是休息。上午，王稼祥拄着棍子来到了毛泽东住的小民房。一进门便说：“泽东同志，恭喜呀，你我他，又有帽子戴了。”毛泽东没大听明白，以为是冬天来了，搞后勤的在哪里搞到了一批帽子。说：“有多少？部队能摊上吗？”王稼祥“哧”了一声，说：“对不起，部队轮不上。只一顶帽子，我们３个人合着戴。”毛泽东心头忽地紧了一下，说“怎么回事？”王稼祥说：“我以为他们真是被惨败的这一仗震懵了，脑子麻木了，开不动机器了；原来他们的脑子还在动着哩，动得蛮巧的哩！你和我，还有个张闻天，‘三人团’，中央的‘新三人团’！”毛泽东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２８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１９３１年３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３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接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
周恩来丢下几颗奎宁，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两天后，部队进入越城岭深处，一场大吵大闹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越城岭深处的风雨桥，苗族聚居的一个大村寨，几百户人家，总部和１、３军团军团部都驻在这里，是个吵架的好地方。起因是军委第２纵队奉命讨论两个干部的处分。军委第２纵队是由苏区政府机关和直属单位组成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高低不同意处分那两个干部，他找到毛泽东，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分那两个干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处分两个干部的事，反问道：“哪两个干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的是李德，博古赞同。但是，要博古现在就拿主意在中央领导层中拿掉“新三人团”，一来没那么大的胆量，二来有些不忍心。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李德在提出“新三人团”的问题时也说：“把王稼祥、洛甫拉过来，别让他们受毛泽东的影响，莫斯科回来的人是应该好好团结的”。要是只拿掉毛泽东，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博古也觉得不好办。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基础比谁都坚实，在军团以上干部中也广有人缘，闹不好要弄出大乱子来。李德说：“那也得想办法‘约束’他一下才行。”博古同意“约束约束”，可有什么约束的办法呢？这天行军途中，博古同他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凯丰（何克全）走在一起，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９军团代表的凯丰，说：“湘江战役后，部队情绪大，要考虑中央的威信，考虑‘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呀！”博古叹息道：“谁说不是呢。我正后悔，没有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是一个失策。”凯丰说：“我说的就是他！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可能利用目前部队的不满情绪的。其实，哼，他自己就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博古问：“怎么说？”凯丰说：“李德同志不是说了，湘江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拖累大，误了时间，没有按时赶到江边。毛泽东是管政府的，拖累大主要是政府机关的２纵队嘛！”博古大彻大悟，“对啊，这不是个好法子么！”两个人便叽叽咕咕，嘀咕出一个“处分两个干部”的办法来。耍点心眼，搞点诡计，这一点也许中国人胜过外国人。博古到宿营地给李德一说，李德开初还不大同意，“平白无故就处罚人？”经博古一番解说，日尔曼人才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的“精明”。拿到“三人团”上一碰头，周恩来也不同意：“带那么多东西上路，我们是知道的嘛！”博古说：“现在不是有些干部还在轻装问题上顶牛吗？不处分两个干部，解决不了问题。”周恩来忙里忙外，脑子里事多，没有深加考虑，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和博古几个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里，当毛泽东和罗迈来到阁楼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正在座。毛泽东一见面便说：“恩来同志，２纵队有两个干部要受处分，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找上门来，想起３天前的那次不能令人愉快的谈话。他打了个愣说：“泽东同志，请坐。这事我知道，我们中央几个同志碰过头。考虑到目前轻装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给两个干部一点小处分……”毛泽东一听周恩来又知道其事，心里的火气压不住了，说：“这是什么逻辑！？用处分干部的办法来解决部队轻装问题，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吧？”周恩来神色惶然，老毛近来一直“免开尊口”，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认真啊？他语调委婉地说：“泽东同志，不必动气，人是你管辖的，这件事情事前没有给你打招呼，似有不妥。你要觉得不该处分，那就不处分就是了。”博古说：“不行，有令必行。不仅要处分，而且要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对，要害就在这里！不通报全军，简直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毛泽东在这里用了“油水”这个词，足见他是成心要吵一架了。博古说：“什么叫捞油水，土腔土调！”毛泽东说：“当然喽，你们是洋腔洋调惯了！不过这一回，你们不是洋腔洋调，倒是鬼腔鬼调！”正吵着，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也来了。罗迈给３个刚到的说了为什么吵起来的事，朱德没吭声，彭德怀嘀咕道：“要杀鸡？”下半句“给猴看”他没说。叶剑英是军委１纵队的司令员。听说要处分搞后勤的，心里想，我１纵队是军委机关，也带了不少东西，岂不更该处分几个了？便说：“我们１纵队该受处分的，是不是就从我开始呀？”周恩来和博古面面相觑，不吭声。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实事求是了？不，不是不实事求是，是鬼腔鬼调，里面藏着鬼！你们是想一箭多雕嘞。处分了干部，又通报了全军，多好啊，打败仗的责任就全都推到下边去了，同总部的军事指挥毫无关系了，因为是下边带的东西太多，才拖延了时间，贻误过江的。第二，我毛泽东是管政府机关的，政府机关带的东西最多，所以这次湘江之败，完全是我毛泽东的责任了。机关算尽！”周恩来一听，恍然有悟，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再一想，这可是个有分量的问题啦，怎么办？博古和李德同毛泽东的隔阂，他们对毛泽东的戒备，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呢，戒备没有，戒心却是有些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是他接替毛泽东的，两个人之间能没有心理障碍？他很担心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进而旁及其他，闹得不可收拾。他神色不安地看了一眼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们‘三人团’再复议一下，事情既然提出来了，就在小范围里有所说明，以后有时间，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好么？”周恩来想暂且和事，博古却觉得触到了痛处，越发不干，说：“想得太多了嘛，干部有错误，给个处分，通报一下，也是为了大家受教育。再说，拖累大，误了渡江时间，使部队遭受损失，这总是事实吧？”罗迈憋不住了，说：“没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可是，突然通知转移，并且说，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算了。下边还以为是转移上三两天，顶多转到边界去，不就把能搬走的都扛上了？再说，部队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上路，走在路上，都是有眼珠可以看到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赶到湘江边吗？不是瞎指挥吗？”博古一看罗迈也加了进来，火道：“瞎指挥？你说是瞎指挥？你说这话要负责任！”叶剑英说：“不是瞎指挥，也是指挥瞎了！”彭德怀说：“说得有理！这个处分干部问题，不是个处分干部的问题，而是湘江之战到底败在哪里，该由谁负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讨论讨论！”正说着，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闻声赶来了。张闻天一看阵营不错，说道：“看来，‘新三人团’是藏不住了，是不是一起解决了？”周恩来、朱德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神情茫然。罗迈、彭德怀、叶剑英也不知道什么“新三人团”，便嚷嚷起来：“‘新三人团’？从上海赶来的？”张闻天又补了一句：“为首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茫然问道：“这是谁说的？没有的事情不能乱说。”张闻天指着博古：“他！他说的。”朱德问王稼祥：“是不是有我一个？”王稼祥说：“暂时没有你，有你便是‘四人团’了。”周恩来盯着博古，无可奈何地长长地叹息着。彭德怀火爆，愤然道：“打了这样大的败仗，还要这么整人，还是共产党人吗！”
“老彭！”毛泽东叫道。他一看人越聚越多，他正担心有人捅出个所谓“新三人团”来，把事情闹大，结果真还捅出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一经提了出来，就有可能震动现在的“最高三人团”，就会是党内的一颗炸弹。而这颗炸弹是不能随便爆炸的。刚才的情况表明，周恩来并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这更使毛泽东感到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他只好又把话接了过来，把话往一边拉一拉。他说：“老彭说的作战指挥问题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说到作战指挥，部队到达湘南郴、宜一线时，我曾提出过，湘南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都不错，地形条件也好，是不是暂时在那里站住脚，再寻找机动？不行，没有人听，非要不停顿地西进不可。后来，我又提出，不应当再向西，要改向湘中，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吴奇伟，湘军何键，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几十万军队都涌向湘桂边了，湘中空虚。由常宁、祁东向宝庆、新化一线，是完全可以穿越过去的；要说同２、６军团会合，这条路也近得多。可是有人怎么说？你毛泽东就是舍不得江西、湖南。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同志，这回又说是要舍得江西、湖南了。当然，去湘中也是要渡湘江的，湘中的湘江比全州的湘江还要宽一些，渡起来可能还要费事一点。可问题是可以摆脱敌人，从容渡江。结果好喽，在没有摆脱敌人的情况下，硬着头皮要在全州地段渡江，那怎么能不吃亏？不吃大亏？把责任推给下边，不只不合适，也推不下去嘛，是小孩子的把戏嘛。我们是共产党，革命的军队，办事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爱护干部，才能团结。同志们，我们需要团结。”他特意把话落到团结上，这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意思是说，紧张的不要紧张，气大的不要大发，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不是时候。这是突围以来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人说得最长的一段话。他的疟疾还没有全好，身上还有些时冷时热。说完，他转身走了。
毛泽东一走，一场争吵便结束了。周恩来像放下一付重担，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