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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前喻文化所下的定义中，前喻文化是一种缺乏变动的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必须借诸密切接触的老少三代方能予以说明的文化，该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无人加以精深邃密的分析，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是，尽管如此，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毕竟面临着由先前的两辈人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分享着它们的巨大价值。每一成人所具有的一切毋容置疑的信念都和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前喻文化一样令人难以理解。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中，重建一种严格、统一并具有舆论一律的秩序较为容易。但是，在当今这个盘根错节的社会中，即便凭借政治的铁幕也只能建立表面的一致。前喻文化的早期形态的消失，是当代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由于反复不断的尝试，重新萌生了统一的信念和坚定的忠诚；排外主义和革命的追随者们，乌托邦的信徒们，企图建立起封闭的社会，以作为他们通向渴慕已久的生活方式的坦阔通途。
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但是，从这一信念之中，并不能够得出代际之间的变化将产生新秩序的结论。许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哺育孩子的时候，都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外出谋生，学习新的语言，但又不失他们本身的文化自认感。在我们的文化以及其它许多文化中，哺育孩子的方式，也和上述民族极其相似，父母总希望孩子能够“以其不变应世界之万变。”单单承认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他们的长辈有所不同，就足以被人们看成是对他们父辈所具有的道德观念、爱国热情和宗教意识的威胁和挑战，而这些父辈或是怀着前喻文化中的盲目的热情，或是怀着现代的、但仍以前喻方式建立的防御性忠诚。
年长的一代认为，有关真、善、美的标准是既定的，而通过理解、思考、感受、行动健全人类本性的方式也是无法变更的。但是，这种愚顽的信念却被人类学的研究彻底地推翻了。人类学充分地证实，由于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制度的更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特质的改变。即使是那些通晓历史，深知历史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尽如人意的结构，还包括能够予以证明的事实的文化成员，在亲眼目睹了急剧变化的信念和亘古不变的信念的相互融合之后，也不能不为之震惊。
在当代有关人类困境，或者换句话说，有关人类前景的表述中，都没有做出与我们所熟识的前喻文化与并喻文化机制全然不同的文化变迁和文化传递的新机制即将出现的预测。但我深信，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正初露端倪；我将其称之为“后喻文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伴随着我们刻意求新的努力，伴随着因并喻文化而出现的代际变化（这一变化产生于那些稳固的、受长辈控制的、以父辈为楷模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吸收了许多前喻文化的成份），今天，年轻的一代正面对着一个因其深不可测而无从把握的未来。
第一代移民中的先驱者在开发蛮荒而杳无人烟的新大陆时，形成了一整套生活模式。我深信，如果将前辈开拓者们的方法应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定会做得更为出色。但是，如果说先驱者只是空间迁徙的象征（地理迁徙），我认为我们所建立的应该是一种新的象征，一种跨越时间的迁徙。
从4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20年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分裂的成功，原子弹、氢弹的发明，活细胞生化机理的发现，月球表面的探险，人口的急剧膨胀（人们开始意识到如不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城市组织的解体，自然环境的破坏，凭借着喷气式飞机和电视建立起的畅通无阻的世界性联系，人类已开始步入太空。为空间站的建立进行着准备，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能量和合成原料的应用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此外，在那些相对发达的国家中，人类由来已久的生产问题已为分配和消费问题所取代——所有这一切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的变化，都造成了代际之间彻底的无法挽救的决裂。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这就全为那些开拓者和他们的子孙们的不同经验所做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在40年代以前出生、成长的人象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一样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我们在被养育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技能和价值观只有一部分适应新的时代，但是我们老一代却仍旧掌握着政府和诸多的权力。和当年那些来自殖民国家的移民开拓者一样，我们也执拗地深信，孩子们终归有一天会和我们一样。但是，令人担忧的现实却和我们的希望相抵牾。在我们的眼中年轻一代变得越来越陌生，十七八岁的孩子们会聚在街头巷尾，使人感到象四处滋扰的侵略军的士兵一样可怕。
我们一次次地告慰自己：“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十分自信地告诉别人：“都因为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核心家庭太不稳定了，”“孩子们都是看了电视才学坏的。”我们将自己的孩子比作那刚刚成立就要求在世界各国的首都设立使馆、开辟航线的新的国家：“他们还年轻幼稚，他们需要学习，他们会长大的。”
过去，尽管存在着互相间的并喻学习，能够广泛地接受迅速变化的数代人，在各个国家的不同阶级、地区和特殊群体之间，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的经验之间，仍然存在着人所周知的极端差异。变化仍然显得较为缓慢，而且极不协调，某些国家中属于某些阶级群体的青年人可能比另外一些国家中属于另外一些阶级的成年人知道得还要多，但是，仅就经验而论，成年人仍然比青年人更为丰富。
今天，却几乎在顷刻间发生了骤然的变化，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置身于电子化的互相沟通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年轻人都能够共同分享长辈以往所没有的、今后也不会有的经验。与年轻人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代际之间的这次决裂是全新的、跨时代的：它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
今天的年轻一代生长在一个他们的长辈完全未知的世界中，但成年人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即使那些预感到后喻文化即将来临的人，对后喻文化的具体内容亦同样一无所知。
《文化与承诺》
玛格丽特·米德著
第三章 未来 后喻文化和前途未卜的晚辈
我们目前的危机大部可以归诸于时代的剧变，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没有灵魂的冷冰冰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的感情，所有传统都被抵押上了历史的拍卖台，这一切都导致了现存制度的全面崩溃。在这诸多原因的背后，还隐匿着另一更为根本的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现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现存的并喻文化的强化而已，在这一文化中，作为人们标准行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双亲；但另一种人则明确申明：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人类文化革命的又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
那些说长论短的批评家们，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仍然将未来看成是过去的延伸。他们认为，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会比成吉思汗的铁蹄对欧亚大陆的蹂躏可怕到哪里。举凡谈及人类目今的危机，道德学家们总将原因推诿于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败，而历史学家们则指出，人类文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帝国的崩溃中获得永存。
与此相似，批评家们将整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年轻人对现在和过去的全盘否定仅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此，马克斯·勒纳能够说：“每个年轻人都必须经历两个危机时期：其一发生在他与某一行为楷模——双亲、兄长、教师——取得认同之时，其二发生在他与这一楷摸脱离，反叛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价自我之时。”这一看法和戴维·李斯曼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李斯曼在对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认为，这种人是并没有和过去完全割裂的现实的产儿。
理论家们在解释代沟时总是强调过去和现在的平行，但却往往忽略了自工业革命发端以来一系列变革的必然性。尽管自当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以来，这一变革尤为显著，但人们却将其错误地等同于古代的某一文明从另一文明中吸收了农业、印刷、航海技术和劳工、法律等组织形式以后所产生的变化。
当然，人们可以根据缓慢或急剧的变化去讨论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不必涉及这一变化过程的本质。例如，当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子女首次进入工厂之际，即拉开了一场无以逆转的变革的序幕。但是，由于这种变化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调适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们征服并入罗马帝国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更为剧烈。所以，当我们热切地关注代际关系和传递文化的行为方式的类型时，完全可以将栖居陆地的人民学习捕鱼技术的古代情形同来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学习电子计算机的现代情形进行比较。
但是，只有当我们详尽说明变化过程的本质时，才能将以往的变化和目今的变化之间的区别拱托而出。我确信，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阐明当代世界的变化本质，包括变化的速度和变化的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变化和今天仍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的变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能够与之比拟、而在我们目今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代沟的产生。中国、英国、巴基斯坦、日本、美国、新几内亚，无论哪一国家所发生的特殊事件都无法充分地解释由世界各地的当代青年们所酿就的动荡。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由于科技落后而产生的种种困难，革命和对革命行动的镇压，原有的古老信仰的消失和对新的信仰的执著迷恋，凡此种种，都只能部分地解释不同国家中年轻人的独特的反抗行为。总之，变化的速度在工业极端落后和极端发达的国家要比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显著，也更易为人所察觉。但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的反抗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一切都不过是当代社会的旁枝末节，因为年轻一代的反抗从其范围来说是全球性的。
将注意力局限于特殊的事件之上，只会阻碍我们对根本原则的理解。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从每一个国家外在的、民族性的、即刻暂存的现象中摒弃那些偶然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渴慕，美国对“种族”平等的追求，日本对摆脱美国军事影响的向往，古巴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对北爱尔兰和罗得西亚极端保守派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特殊的事件。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事件来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
在种种迅速变迁的条件下，用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去描述前喻模式和各种并喻模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转机。我深信，伴随着我们对古老文化的研究而获得的深刻认识，我们对这些文化模式的描述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究竟是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叛？
所有这一切首先归诸子世界性社区的出现。整个人类第一次共同生活在一个能够相互沟通信息、交换反应的社会之中，分享着知识和忧虑。今天，我们无法肯定在历史上有哪一时期曾存在过由许多小型社会所组成的单一社区，那里的社会成员们彼此熟识，通过对各个小型社会之间存在着哪些区别的了解加强着各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据我所知，在考古学所能探知的历史长河中，尚未存在过这样一种单一的、相互交往的社会。那些较大的互动的人类群体对于一个更大的尚不可知的人类整体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一个强大的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新的地区，而他们却不了解那里人民的语言、习俗、乃至音容笑貌。在古代那十分有限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念往往都是些虚假的或神话般的信仰。人类能够设想上帝的父性，认为人人皆为兄弟，生物学家们也能够因人类的一元发生和多元发生问题争执不休；但是，关于什么是人类的共性问题，却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证和争辩的棘手问题。
近25年来发生的种种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上述状况。人类所进行的完备而详致的探查已经足以证实，在这个星球之上，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无其他类似人类的生物存在。高速的空中旅行能够将我们带往世界各地，而人类的环球电视通讯卫星能够将地球某处发生的事情迅速、同时地向世界各地传播。诸如领袖人物遭受暗杀、人类将旗帜插上月球等事件能够顷刻间使人人知晓，从而使艺术家和政治家们丧失了对事件真象加以歪曲和删改的可能。今日世界是一统一的社会共同体，尽管它至今仍然缺乏能够从政治上加以统一管理的组织形式和法律条文。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更替了原始粗鄙的能源形式。20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但却严重地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使许多生物濒临灭绝。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科学使人类智力的重新集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能够开发太阳系，并开辟了一条人工模拟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工作的人们，完全能够超越早期的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智力成就。
发展粮食资源的革命是全球性的。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医药科学的进步使人口迅速增长，从而使不断增长的粮食产量只够勉强暂渡饥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使人口的增长获得一种新的平衡，整个人类就都能首次获得充分的营养。通过降低人口增长的压力而进行的医学革命已经开始。紧接着，将能够使妇女从终生生育的境遇之中解脱出来，这一切将彻底改变妇女的生活道路，并且也将重新描绘哺育子女的新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发生在一代人的短暂的一生之中，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仅仅在昨天，一位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还只能通过天上看见的飞机和经过几度易手才交换到他手上的刀片接触现代文明；可是今天，即使他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小村子里，也能够接触半导体收音机。直到昨天为止，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忖民们还过着与自己国家的都市文明完全隔绝的生活；可是今天，却能够凭借收音机和电视机将世界各地都市的喧嚣和景观搬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人们，同时跨入了目前的时代。整个世界的人们似乎都正在迁往相同的移民社区，每个社区门口都插着醒目的标记：“公民们，你现在正在从1号门（或23号门，或2003号门，或其它门）进入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不论他们是谁，不论他们将从哪里步入新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和移民一般——有的象战后的难民，有的象沉船的幸存者，摩肩接踵地涌入这新的世界。
他们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坏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后来者以捷足先登的伙伴们为行为楷模。但是，在第一批新来乍到者中，那些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却凭着自己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成为人们仿效的楷模。不过，他们的过去，那造就了他们全部理解力——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观念——的文化，却未必能使他们成为通往现代生活的桥梁。而那些新来乍到者中的长辈，受着传统的死死纠缠，同样无法为将来提供新的楷模。
今天，二次大战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在新的世界中，他们正同种种陌生的生活环境进行着艰苦的抗争。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