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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矛盾。一场紧张冲突看来即将爆发，然而作者却把笔锋一转，让两个女人都自愿离开了托诺，剩下托诺一人安心从事医疗事业。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引入印度尼西亚文学，起到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写有诗集《生命中之生命》、短篇小说集 《人间故事》和剧作集《外柔内刚》等。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生于北苏门答腊，也是《新作家》创办者之一，主张文学应当有倾向性，应当西方化，对民族传统持否定态度。他的长篇小说《扬帆》（1937）便是这种主张的艺术体现。小说写的是两姐妹和一个男大学生相爱的故事。姐姐杜蒂是一个西方化的人物，热心投身妇女运动，不大注意个人幸福。妹妹玛丽娅与之相反，一心追求自由爱情，从不关心社会事业。当大学生尤素夫闯入两姐妹的生活圈后，玛丽娅立即怀着满腔热情与尤素夫交往起来，并且决定缔约结婚。然而事出所料，玛丽娅突然染上严重肺病，生命垂危。在告别人世前，她嘱咐姐姐杜蒂和尤素夫结合。故事的结局是，尤素夫和杜蒂这对新婚夫妇来到玛丽娅墓前祭拜亡灵。在作者看来，这个结局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杜蒂是西方化的理想女性，尤素夫只有与她结合才能获得真正幸福。这位作者的其他作品 （如《蓝色的岩洞》、《失败与胜利》等）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性。阿米尔·哈姆扎生于北苏门答腊，是《新作家》另一个创办者，有新作家派诗歌之王的美称。他出身于宫廷贵族家庭，熟谙古代文学，精通古诗格律。前期创作充满浪漫色彩，着重表现对故乡、母亲和情人的思恋，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诗集《相思果》（1941）。后期创作则是爱情受到挫折、命运突然转变之后的产儿，情调低沉，态度消极，给人以无限寂寞、悲哀之感，诗集《寂寞之歌》（1937）卷首四句诗“寂寞就是悲切／寂寞就是圣洁／寂寞就是忘却／寂寞就是死别”便是其生动写照。
除以上四个流派外，在日本占领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也值得一提。作家伊德鲁斯（1921——1979）和诗人凯里尔·安哇尔（1922——1949）堪称其中之代表。伊德鲁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教学工作。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简练的语言和尖锐的笔调如实地描绘了辗转呻吟在日寇铁蹄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暴徒嗜杀成性的凶残面目。这些小说取名为《地下随笔》，收入1948年出版的《从（阿芬·玛丽亚）至（通往罗马的另一条道路）》一书中。由于伊德鲁斯开创了与新作家派文学，迥然不同的简练风格，所以被公认为新简练风格的代表作家，对于战后印度尼西亚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凯里尔·安哇尔生于苏门答腊，曾任杂志编辑。他仅仅活了 27岁，创作生涯不过7年，诗作不足百首；但由于他有意打破因袭，出新出奇，率先用表现主义手法，强调抒发个人主观感受，因而为印度尼西亚诗歌开拓了新领域，对战后诗坛的影响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诗人。“我是一只桀骜不驯的猛兽／被同类遣弃而远走／即使子弹把我的皮肉穿透／我仍要拼死搏斗／我将带着有毒的创伤奔跑／奔跑呵，奔跑／直到全部疼痛消失掉／而我将更加无所顾忌／我的生命千载不息”（《我》）——这是他的名句，也是他进行个人奋斗的誓言。
1945年8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发动八月革命，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其后又经过许多波折，走过不少弯路。近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当局基本上执行亲西方路线，但同时重视区域性合作；国民经济有所增长，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处于统治地位。
这个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也受到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影响，走过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在八月革命初期，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不少作家宣布拥护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争相发表颂扬八月革命的作品。后来，革命浪潮逐渐低落，人民大众感失望，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更加腐败，进步作家不满情绪增长起来，动手写作暴露文学。 1950年人民文化协会产生，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推动了进步文学的前进。与人民文化协会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还有民族主义作家的组织——民族文化协会，伊斯兰教作家的组织——伊斯兰艺术文化协会，以及“最新一代”的作家。1965年，由于政局变化，人民文化协会被取缔，随之出现标榜反抗社会和反抗暴政的“示威诗”。进入70年代以后，印度尼西亚文坛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广泛影响，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试验性作品，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属于这一时期的流派众多，作家众多，其中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 1911——）、班达哈罗·哈拉哈普（1921——）、莫赫塔尔·卢比斯（1922——）、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1925——）和伊万·希马杜帮 （1928——1970）等人的创作占有显要地位。
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生于西爪哇，长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始于30年代，但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则是194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
《无神论者》。这部小说写一个青年动摇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故事，反映了八月革命时期革命思想冲击传统观念的斗争。男主人公哈山本来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可是后来由于受到无神论者鲁斯里和卡蒂妮等人的影响，宗教观念逐渐动摇，遂与卡蒂妮缔结良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然而，放荡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又闯入他和卡蒂妮的生活，使他们的夫妻关系破裂。于是，哈山再度失去精神依靠，重新陷入危机状态，终于走向死亡的深渊。小说采用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形式，侧重表现心理活动和思想矛盾，文笔生动，风格幽默，被公认为战后第一部优秀作品。阿赫迪亚另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印象与回忆》（1960）和《凶手与黑犬》（1975），长篇小说《爱尘飞扬》（1973）等。
斑达哈罗·哈拉喻普生于苏门答腊，为人民文化协会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八月革命期间，曾经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领导武装斗争；同时发表一系列富有战斗激情的诗篇，名作如《他倒下去了》和《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都是脍炙人口的。前者哀悼为民放而献身的斗士；后者抒发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豪情——“这条道路通往清新的黎明，那时期汤漾着嘹亮的歌声。在生活中亲自尝到的，是共同信念产生的爱情。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即使死亡在等候。”他50年代前期的创作大多收入著名诗集《来自饥饿和爱情降临的地方》 （1956），仍然充满斗争和进取精神。此外，《来自红色国土》（1962）也是他的优秀诗集之一。
莫赫塔尔·卢比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经多次周游世界，写有《朝鲜见闻》和《东南业游记》等游记。在小说创作方面，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明天》（1951）、 《无尽头的路》（1952）、 《雅加达的黄昏》（1963）和《虎！虎！》（1975），短篇小说集《女人》（1956）等。《虎！虎！》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描写一个采集松脂小队在热带森林里的遭遇。领头人卡托克已经年过半百，在村民和队员中都享有很威信，其实却是个罪恶累累的骗子，曾枪杀过自己的同伴，奸淫过别人的妻子，图财害命，无所不为。当他的真面目被揭穿后，他不仅不肯低头认错，反而不择手段地陷害采集队员，妄图继续凌驾于众人之上。最后，卡托克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就连平的崇拜和敬畏他的布勇也彻底地认清了他的真面目，痛斥他是骗子，并与伙伴萨尼普一起把他捆在树上，以引老虎上钩。当老虎凶猛地向卡托克扑去时，布勇开枪打死了老虎。这时，他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因为他非但打死了林中的恶虎，也认识了人们心里的恶虎。这部作品以情节曲折、文笔生动见长，既写了人与虎的斗争，又写了人与人的斗争，颇有引人入胜的力量。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堪称战后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作家。他生于中爪哇。在八月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武装斗争，从事战地新闻报道工作，同时着手写作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 《勿加西河畔》（1951）便是这时的产物。 1947年至 1949年间，他被殖民军逮捕监禁，在狱中发愤创作，先后写有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描写贫苦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经历，其中以长篇小说《游击队之家》（1950）为代表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萨阿曼是城市游击队员，曾亲手杀死过几十个敌人，其中也包括他的父亲。他为此感到内疚。后来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了死刑。他不肯上诉，也不愿越狱，因为他认为再活下去就得再犯罪，只有死掉才能解脱。最后，他本人被杀，母亲发狂而死，弟弟在战场阵亡，妹妹被别人奸污。作者描述这个故事，目的在于说明，人民要想获得独立自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不过，这部作品也反映出作者头脑中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矛盾，萨阿曼的负罪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反映。1949年出狱后，普列姆迪亚目睹社会黑暗状况，心情格外沉重，于是动笔写了若干篇揭露雅加达阴暗角落的小说，其中12篇收入短篇小说集 《雅加达的故事》（1957）里。到了50年代后期，由于参加人民文化协会等原因，他的观念发生转变，写出了《南万丹发生的故事》（1958）等讴歌工农奋起斗争的小说。进入60年代以后，他又曾两度被捕入狱，第二次长达15年之久。在铁窗下，他克服重重困难执笔写作，共计完成11部长篇小说，其代表作则是四部曲——《人世间》（1980）、《万国之子》（1980）《足迹》（1985）和《玻璃屋》（1988）。这四部小说以广阔的画面和感人的笔触展现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爪哇地区爱国志士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男主人公明克出身于贵族家庭，后与印欧混血姑娘安娜丽丝相爱，并按伊斯兰教习俗结婚。但法庭以安娜丽丝未成年为由，宣布他们的婚姻非法，强行将安娜丽丝送往荷兰，出她的同父异母哥哥监护。明克挺身而出进行斗争，结果无济于事。安娜丽丝在荷兰郁闷而死，明克则跨出家庭走上社会。他看到了殖民当局掠夺农民土地的野蛮罪行，听取了中国革命青后许阿仕的动人故事，结交了法国进步人士冉·马芮，因而茅塞顿开，逐步成长为具有明确爱国意识的战士。之后，明克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身到民族独立运动中去，相继组织进步团体“贵人社”和“伊斯兰教商会”，创办爱国报纸 《广场》，以便迎接革命风暴。这四部小说被公认为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
伊万·希马杜邦生于北苏门答腊，曾经长期在荷兰和法国留学，其创作深受西方荒诞派哲学思想和文学方法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又红》（1968）、《祭奠》（1969），剧本《弯月》（1960）、《花园的黄昏》（1966）等。《祭奠》是他的代表作品，写一个画家和一个坟场管理员的故事，当他们表现反常时，社会认为是正常；而当他们表现正常时，社会却认为是反常；所以他们只得再次以反常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这部小说没有合乎常规的形象和情节，但却具有深刻的含义，讽刺了印度尼西亚现实社会的虚伪方面。
八、迅速崛起的黑非洲文学
近年以来，黑非洲文学发展颇为迅速，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非洲位于亚欧大陆的西南面，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时，东北以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与亚洲分界，面积仅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大洲。一般所谓黑非洲，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即除北非之外的非洲，可以大致分为东非、西非和南非等三个部分。这个地区的主要居民是尼格罗人，即黑人，所以被称为黑非洲。按语言和分布地带来划分，当地尼格罗人又可分为苏丹语系尼格罗人和班图语系尼格罗人两部分，前者分布在撒哈拉沙漠和赤道之间，后者分布在赤道以南。
黑非洲大多数国家的书面文学产生较晚，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黑非洲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随着各族人民的觉醒和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黑非洲各国文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黑非洲各国文学的发展既有共同特征，又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共同特征主要在于发展的迅速性和跳跃性，即努力克服自己的落后状态，充分利用当代世界文学的成果和经验，争取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它们的明显差异首先由于殖民主义国家所执行的文化政策不同。大体说来，法国和葡萄牙在强民地国家执行同化政策，即拼命压制当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极力扶植法语和葡语的文学；英国和比利时则执行使殖民地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为自己服务的政策，即一面推动欧洲语言文学的发展，另一面却并不压制非洲语言文学，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非洲语言文学的前进。
黑非洲文学是由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旅的文学构成的，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把它统一地划分为几个时期是有困难的。但是，大致上说，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划为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而战前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奴役非洲的阶段和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期殖民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阶段。战后也可细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非洲多数国家获得独立的阶段。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黑非洲文学分为以下三个部加以介绍，即西非文学、东非文学和南非文学。
西非文学
非洲西部地区各国的文学从语言上可以分为两组：使用法语的法语文学，有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等国；使用英语的英语文学，有尼日利亚等国。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大陆最西部，西临大西洋，陆上与毛里塔尼亚、马里、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接壤，冈比亚则嵌入其南半部国土。全国包括20多个部族，其中人数较多的是沃洛夫、塞雷尔、富尔贝和图库洛尔族，主要语言有沃洛夫、塞雷尔、富尔贝和曼丁戈语，官方语言为法语。186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成立塞内加尔共和国。塞内加尔有用当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成绩斐然并获得国际声誉的乃是法语文学。塞内加尔的法语文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1934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黑人大学生》创刊号标志着它的开端。其后，陆续出现一些诗歌、小说、故事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的觉醒，文学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从5O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了繁荣时期。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06——）、戴维·狄奥普（1927——1960）、乌斯曼·索塞（1911——）、桑贝内·乌斯曼（1923——）等诗人和作家的创作，在塞内加尔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生于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战后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1960年至1980年间提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文艺理论方面，他把“黑人性”文艺的主张系统化，认为黑非洲的文化遗产具有崇高价值，它含有丰富的人道主义精神、强烈的感情色彩和精巧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创作便是这种主张的具体体现。第一部诗集《阴影之歌》（1945）中的大部分作品写于30年代，由于表露了他的爱国热情和艺术才华，因而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另一部诗集《黑色的祭品》（1948）中的作品则写于战争年代，主导思想是谴责法西斯主义，揭露侵略战争给非洲士兵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谴责殖民主义，揭露法国殖民当局的罪恶。此外，《埃塞俄比亚诗集》（1956）和《夜歌集》（1961）也是有名的诗集，前者仍然表现社会重大事件，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感情；后者转而描绘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诗人热爱生活和向往幸福的感情。
桑贝内·乌斯曼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当过管子工、泥瓦匠、码头工等，依靠自学走上作家道路。第一部长篇小说 《黑人码头工》（1956）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其中生动地描写了法国海港黑人码头工的生活。第二部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获得了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