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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组”，他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恶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一九五五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说实在的，在上海师范学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细的人，倒并不多。
认真点讲，姚蓬子并非上海师范学院的正式职工。他只是那里中文系的兼课教师而已，主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文革”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上海师院也就不给他发工资了。他不属于上海师院教师编制之内，没有“教授”头衔，连“讲师”职称也没有。上海师院没有姚蓬子档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说是个无职无业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他本是作家书屋老板。如果说，他有什么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作家书屋。自从作家书屋在解放后关闭之后。
他就靠定息和存款过日子。也写点文章，译点书，不过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
自从一九六三年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以来，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那里并不过问他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审查过他的历史——
因为他不属于那里的编制之内。
姚蓬子引起上海师院红卫兵的注意。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那时候，上海师院五个群众组织——“红师院公社”、“千钧棒”、“东方红联络站”、”红卫战斗队”、“二二零起义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上海师院一个老教师的三十年代历史问题。
红卫兵们来到离上海师范学院只有几站路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收藏着大批三十年代旧报刊。
物理系的一个女红卫兵埋头查阅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页又一页，细细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紧了，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赫然登载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姚蓬子是资本家，这，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红卫兵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他们全文抄录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于是，红卫兵们组成“姚蓬子专案组”。
于是，上海师范学院里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惊肉跳，肉跳心惊，蜷缩在小楼里的姚蓬子，意识到大事不妙。
消息马上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
上海师范学院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一切群众组织，都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外调姚蓬子，必须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姚蓬子历史材料，列为“防扩散”材料。
“康办”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额，松了一口气。
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从青海省公安厅打来的长途电话，不仅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连江青都过问此事了……
西宁。青海省公安厅。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外调介绍信，提审那里在押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写了外调证明材料料。按照规定，外调材料要经青海省公安厅盖上公章。
就在盖公章之际，两个年轻人受到盘问。因为青海省公安厅公安人员看到外调材料上，写着这么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
“你们为什么要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员扣留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的！我们是经公安部同意到这里外调的。？”两个年轻人挥动手中的介绍信。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电话中明确地答复：“这两个人是经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调的。”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答复：“派往青海外调的杨、刘二人，确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成员。”
青海省公安厅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知道了这回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头头，虽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马上回上海。他们到重庆、武汉避风头。过了好一阵子，才悄然返沪……
青海公安厅的电话，惊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谢富治怒气冲冲地问那位副部长：“他们去青海外调，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长答道，“他们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是符合组织手续的。何况外调的是姚蓬子问题，他……”
“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谢富治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训斥副部长道，“你敢答应人家外调姚文元的父亲，你的胆子不小哇！
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谢富治当即报告江青。
江青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江青转告汪东兴，要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电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赴京。责问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调姚蓬子？
与此同时，谢富治下令：“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带着文件，飞往北京。
他当面把文件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文件说明了来龙去脉：
一九六七年十月，由中共中央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厅周扬专案组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议，应对上海的三十年代文化界人物进行审查，以便为周扬专案组提供材料。这位负责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三十多名审查对象，内中包括姚蓬子。这份报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审阅。他批了“同意”两字。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姚蓬子专案组”，该组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第六组。张春桥曾三次听取过“姚蓬子专案组”的汇报。到青海外调的两个人，确系上海“姚蓬子专案组”成员。
原来，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是姚蓬子的保护伞！
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有如下“保密”规定：
“姚蓬子专案组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办公室要单独，不准与其他三十年代专案组交流材料”；
“有关姚蓬子问题的材料不准外泄，一律交市专案办公室”；“通知上海师院革委会，不准任何群众组织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不准批斗”；
“不准上海师院、上海作协的组织组接待外调人员直接找姚蓬子谈话，调查提纲要经市专案办公室审批后方能叫姚蓬子写证明材料”；
“对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单位人员要注意，要详细登记，严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发现问题要马上报告市专案办公室处理”；
“对姚蓬子的审查不能象其他专案对象那样搞，不能搞隔离。让他在家里，用不着到学校去”；
“专案组要与姚蓬子家所在的里弄党组织联系，要他们做好对姚蓬子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有人问姚蓬子家住在什么地方，回答不知道”；
“专案组对姚蓬子的问题作些外调，也要叫姚蓬子交代自己的问题，但目的不是为了定姚蓬子的案，而是通过他了解三十年代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一些情况”……
如此这般，专案组对姚蓬子实行保护，那是最清楚不过的。
专案组成立之际，一位“领导”便定下了调子：“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有谁能定他的案？”
就是这么个“专案组”，江青也还摇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姚蓬子专案组”接到王少庸的“四点指示”：
“一，姚蓬子专案组不搞了，专案组人员解散。
“二，调查材料集中，登记造册，上缴市专案办公室。
“三，不准对姚蓬子搞批斗。如一定要搞，必须打报告，经上海市委批准。
“四，不准接待外地的外调。如一定要了解，须经中央文革批准。”
好家伙，姚蓬子从此成为“中央文革”属下的“保护人物”，谁也不能碰，谁也不能查。
姚蓬子专案材料到哪里去了呢？
王承龙把全部材料密封，送交张春桥，锁入保险箱。
逍遥，安乐，从此姚蓬子躲在小楼里，万事大吉……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乐了姚蓬子，苦了“姚蓬子专案组”成员们。
当“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到来的时候，“姚蓬子专案组”的成员们成了“审查对象”。这，叫做“反审查”！
罪名是明摆着的：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炮打中央文革”，“扩散‘防扩散材料’”……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上海师院中文系几位研究鲁迅著作的老先生、也成了“一打三反”的对象：因为鲁迅著作中多处提及姚蓬子，他们曾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过研究。不料，那也被视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幸鲁迅先生早亡。倘若鲁迅先生健在，势必会被拖到隔离室，勒令交代其“炮打中央文革”之累累大罪：
下面摘录“姚蓬子专案组”组员之一沈震璐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写的揭发材料，足见当年的“反审查”何等激烈：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红卫兵。因为我参加过姚蓬子专案组，掌握姚蓬子的叛徒、特务罪行，‘四人帮’竟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我原是上海师院中文系六七届毕业生，于一九六八年分配到解放军六三四一部队所属的泰州红旗农场劳动锻炼，原已宣布一九七零年二月回上海安排工作，忽接上海市委命令，全体锻炼学生留农场参加一打三反运动。于是，二月下旬，上海师院派来的郁某、周某，宣布经市委、师院批准，对我进行审查。
从此我受到了三个月的隔离审查，以后又监视审查两个月。七月中旬，宣布回上海工作并继续接受审查。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审查。
“在农场五个月的审查过程中，上海来人对我进行了逼供、套供、诱供，手段极其卑劣，从精神上对我进行极大的摧残。他们一再逼问我，为什么参加姚蓬子专案组？是谁指使我参加的？
把材料扩散给谁了？为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提供过什么材料？在审姚过程中搞过哪些其他活动，妄想逼我承认参加专案组是为了要收集姚文元的材料。他们骗我，说我接触的几位红卫兵负责人有的已经畏罪自杀了，有的已经被捕，有的已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说我是红革会头头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了（后来回上海才知道，当时他们并没有受到审查）。又威胁我，再不按他们的要求交代，就要以反革命论处了。因为涉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要累及父亲弟妹的政治生命，更不用谈自己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了。
“每天从清早到深夜，在昏暗的小草棚里，几个人不停息地对我搞车轮大战，轮番训斥，逼写材料。要我把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起，直至审查前的一切行动回忆出来。晚上最多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常常指着外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要我想想还要不要自由。每隔一个多星期，连里就要组织一次对我的批判会。……
“由于他们长时间的摧残，在第三个月我病了，风湿性关节炎发得很厉害，又出现了严重的血尿。尤其是精神上感到控制不住了。我要求治疗，要求给点安眠药，使大脑有所休息，避免精神分裂。市委派来的人竟然以防止搞阴谋为借口，不予治疗。后因我精神确已陷入紧张、恐怖状态，双眼日夜不能闭合。
学生中的卫生员李婷婷不忍看着我变成精神病，向他们提出由她担保不出事，才批准我每夭服一粒海拉明，略以镇定。其他疾病未作任何治疗。我幸好没有变成精神病，但记忆力丧失了，甚至连前两个月中自己回答的问题和写过的材料也记不起来了，所谓的专案组这才被迫暂时不隔离我，但仍不许与任何同学接触、讲话。那时，同学韩晓明看我病得吃不下饭，就趁我不在时悄悄在我床上放了一包廉价的香脆饼，竟被连夜召开全连批判大会，批她包庇反革命沈震璐。逼得这个同字连夜出走，经过同学们四出找寻，半夜才从荒野的河畔找回来。没有造成不幸……
“对我的审查，前后竟进行了三年半……”
这就是“反审查”——审查者受审查！
诚然，沈震璐等还算是“市革会专案组”成员，命运尚且如此。至于原先红卫兵们成立的那个“姚蓬子专案组”，更是遭到了严厉的“反审查”。
新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头上长了几处癞疮疤，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扩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对于姚蓬子来说，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如同头上的癞疤。
对于成了“中央首长”的姚文元来说，父亲的癞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本来，父是父、子是子。父亲的癞疤，与儿子何干？偏偏在“文革”中，流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红卫兵们叫得震天响的口号。显然，照此推理，姚蓬子反动，姚文元混蛋了。于是，姚文元千方百计要为父亲遮丑——其实，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首长”的“光辉形象”。
上海人笑称：“江青的‘蓝苹’，张春桥的‘狄克’，姚文元的‘蓬子’，是三块揭不得的癞疤！江、张、姚这伙“上海帮”
的三块癞疤，都与上海滩紧相连。
江、张、姚既成一帮，也就互遮“癞疤”。为了包庇姚蓬子，江青下过“指示”，张春桥写过“批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出过力气。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上午九点十五分，上海师院的武保组里火光闪耀，有人清点，有人监视，有人点火，一举烧毁了九份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这是遵照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亦即“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头目徐海涛的“指示”办理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又是一把火，烧毁了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十七份。
原上海师大清队复查人员何家余，曾这样谈及销毁姚蓬子“防扩散材料”的经过：
“大约在一九七二年五校合并前不久，原师院工宣队政委张某某送来一张已销毁的材料清单，是双线格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