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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师大清队复查人员何家余，曾这样谈及销毁姚蓬子“防扩散材料”的经过：
“大约在一九七二年五校合并前不久，原师院工宣队政委张某某送来一张已销毁的材料清单，是双线格纸一张，最后有张某某和军宣队负责人刘某某的签名。销毁的是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对象审查材料中剪下来的涉及姚蓬子的材料。
通过原清队办公室负责人洪某某告诉我们，在清队复查中也要注意把涉及到姚蓬子的材料，都要剪下来。说这些材料虽不属‘防扩散’，但‘不宜扩散’，‘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这是一办徐海涛来师院时个别作的‘指示’。在清队复查中也照此办理。在一九七五年清队复查告一段落，我离开武保组时，由洪某某主持销毁了第二批。包庇姚蓬子，就是为了包庇姚文元。”
在这两批销毁的“防扩散材料”中，有姚蓬子在“文革”中写的检查、大字报底稿，也有别人揭发姚蓬子的材料。此外，在别人的交代、检查中，凡涉及姚蓬子的，也一概销毁。
于是，在上海师院，再也没有“整”姚蓬于的“黑材料”了。
我追寻着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的材料。
一纸公文，道明了这批材料的去向。那公文上方，印着一行鲜红的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公文的右下方，盖着这个委员会的红色大印。
公文全文如下：
春桥同志：
十一月九日静安区公检法军管组，送来有关姚蓬子的材料一袋共两本。现送上请查收。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章）
1968·11·9
公文的右上方，写着张春桥的亲笔“批示”：“何秀文同志存，勿扩散。 春桥 十一月十日。”
何秀文，即张春桥秘书。张春桥在收到这一袋姚蓬子材料之后，迅即“批示”“勿扩散”，何秀文遵嘱把材料锁进了保险箱。
如今，这锁进保险箱的姚蓬子专案材料，又到哪里去了呢？
甚费周折，在一个重要的档案部门，我总算在一堆“文革”的“核心”材料中，找到牛皮纸封皮的卷宗，上面有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姚蓬子专案”字样。打开一看，却是个空心汤圆，里面放着的，只是几份销毁姚蓬子专案材料的请示报告、销毁材料目录、销毁经办人的签名之类。卷宗中原有的数十份外调材料以及姚蓬子写的自传，全部销毁！
其中的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市委：
最近，我室十四组在清理防扩散材料过程中，发现一份姚蓬子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写的材料。这份材料是这样形成的：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红卫兵小将配合刘少文（引者注：刘少文在解放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专案组调查刘少文历史问题过程中，通过姚蓬子了介（解）刘少文的有关方面问题，做了笔录，姚蓬子亲手写了这份材料（详见附件）。现请示这份材料如何处理。
附：材料共拾壹页。
（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
天头上，写着“绝密”、“急”字样。姚蓬子在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份材料，到了一九七三年有什么可“急”的呢？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也确实“急”。就在翌日——
五月十六日，王少庸便在这一请示报告上“批示”道：“天水、景贤、秀珍同志，此件拟销毁，妥否？是否需报洪文同志并请阅示？”
按照当年的习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圈，这叫“圈阅”。一旦“圈阅”了，也就表示同意。
于是，姚蓬子亲笔所写的长达十一页的材料，被销毁了。
又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关于处理姚蓬子有关材料的请示报告
市委：
原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在结束专案审查时曾将姚蓬子的有关材料移交给我室文艺专案组（即当时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最近该组在全面清理专案材料时，对这部分材料提出要求处理，鉴于去年我室十四组清理出有关姚的材料己报请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销毁，因此对这批材料，我们意见也予以销毁。
当否，请审批。
（附材料目录一份）
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王少庸于七月二十八日作了“批示”：“拟同意。请天水、秀珍同志阅批。”
在马天水，王秀珍画了圈圈之后，这批总共三十二份，一百零八页的重要材料，付之一炬。
这批重要材料中，包括姚蓬子在“文革”中所写的三份交代。周修文写的一份材料，此外还有知道姚蓬子三十年代情况的文艺界人士和原国民党中统特务写的材料。特别是姚蓬子所写《我所知道的叛徒》，长达二十二页，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自己叛变的经过，被化为一团纸灰！
我来到姚蓬子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因为户口档案上有着姚蓬子在一九五五年被公安部逮捕的记录，竟然也被抽走、销毁！本来，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户籍资料是永久保存的档案。姚文元凭借手中的权力，生怕父亲被捕那一行记录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就来了个销毁！
最令人震惊的是，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那里保存的姚蓬子档案，即《沪公侦二叁（54）第7315》和《沪公侦二秘（55）第38140》，只剩下档案卡片，而档案不知去向……须知，这是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上海市公安局审查姚蓬子时的档案材料，居然也因属“防扩散材料”而被抽走……
然而，火焰只能吞没档案，无法改变历史。每一个人留在历史上的足迹，如铁铸刀刻一般，无法任意涂抹。
何况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犹在，何况当年的公安办案人员犹在，何况印在《中央日报》上的《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犹在，更何况姚文元无法一手遮天——他可以在上海为所欲为，尚不能把手伸进公安部，公安部档案室所保存的姚蓬子的档案犹在，姚蓬子在一九五五年所写下的《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仍然完好无缺地锁在那儿的档案柜里。
姚蓬子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
或者象我一样／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又重复咽下，那未，露丝，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灯光是如此惨白，情调又如此凄迷／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二十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一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如此，云谲拨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节季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蓬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
他的本名叫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字“裸人”。他又名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池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西施的故乡。民国以来，嗜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一九八九乎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就以本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浣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做“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浣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象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
在姚公埠，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象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为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园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有田一百二十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二十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使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翻译”成公历，也就是一九零六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棉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八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梁实秋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一九四八年冬从北平逃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姚西曜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土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曜就把儿子送到绍兴上中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远走高飞，考入了北京大学。
一九二四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
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十八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耀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菜，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仁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幔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槽，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
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脱去长衫，穿上西装，姚蓬子昂首阔步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那时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是商业街，而四马路则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马路，姚蓬子如鱼得水，以为中国虽大，唯此街于他最宜。在四马路上，中华书局、粱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比肩而立，自四马路转角往南，棋盘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武学书局、公民书局、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局鳞次栉比。不远处，有着会文堂书局、新民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千顷堂、覃隐庐。
这里是书的王国，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书商的市场。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马路上一家名叫“光华药店”的铺子，被新创办的书店买下，挂出了“光华书局”的招牌。
光华书局给四马路增添了气息，它是那里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籍的书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张静庐。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商报》。后来，他想在《商报》办个出版部，印行书籍。张静庐与郭沫若相熟。当他来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郭寓，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