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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象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象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象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
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象一缕柔软的青烟，象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的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里；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一卷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版）上，发表了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圈，秋大氅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衔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
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腮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谈的哀愁。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一卷四期上，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未注明“十二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
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党部委员等，带了雄赳赳的武装兵士，乘了汽车上车站来劝阻学生进京请愿，叫了学生代表去听训话。他们的意思，以为学生进京请愿，不仅会耗费时间，精神，于事实没有丝毫的帮助，同时学业上的损失亦甚巨，甚大，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也会受到影响。……
不耐烦地等待着列车，一面又想到了白天教育局长他们那一番训话，于是在郑华心里又掀起了一些气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连你们也说，这是国难临头的时候了，那未还教我们回去努力读书，这用意到底在那里呢？如其说，外交你们自有办法，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仅东北的劳苦民众早已水深火热的被践踏在铁蹄下面了，同时日本的刽子手还在到处继续屠杀，日本的军队还在继续向关内开动，预备在华北暴动，日本的兵舰也不断的开到长江上来示威，而你们，除了教民众坐以待毙的镇静之外，又还有半点准备反抗的表示吗？……啊啊，民众是不会再上镇静论的冤枉当的，为要解除他们自己的桎梏，为要避免奴隶的悲惨的运命，他们已经自己起来直接行动了！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篇《白旗交响曲》就艺术性来说，显得粗糙，却迅速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上万学生涌向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目击着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烧，姚蓬子感到激动不已。
他，拿起了笔，在几天之内写出这篇《白旗交响曲》。他不再那样缠绵悱侧，他变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响曲》写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样的呢？面对带血的刺刀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左联”同仁对蓬子留下一个疑问。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见《丁玲文集》第五卷），记载了姚蓬子这段小插曲。
“‘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过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楼适夷和杨骚打旗子（引者注：还有张天翼打旗子）。开群众大会时本来内定由沈起予讲演。但特务包围了会场，沈不敢上台，没有法，冯雪峰跑上台去讲演。他本来是不应该暴露的，事后同志们对他这种赤膊上阵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大会开得很有声势。会后，游行队伍包围了张群的房子。我们派人进去谈判。反动军警在墙上架起机枪，并向游行队伍开枪。等逃散的群众再度集合起来，左联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姚蓬子。……”
姚蓬子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见了呢？
后来，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词，回避了人们的追问。
小插曲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是这小小的插曲却是一个征兆……
一九三二年，在《北斗》二卷一期举行《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时，发表意见的有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蓬子。
蓬子的意见如下：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桌然不振么？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移转到大众的眼下了。
近来广大的反帝剧本的产生，街头剧团的开始活动，大众文艺的逐渐增多，工场壁报的普遍建立，这些，不都是新兴文学的萌芽么？自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因此，一个文学必须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到工厂、到农村、到街头，去生活大众的生活，这是为要产生真正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文学的正确的路径。
同时，我们必须从大众中间，尤其是劳动者中间，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作家。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己成为文学界当前第一个急迫的任务。
《北斗》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公认为一九三一年我国文坛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个新生的婴儿还不满周岁，就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勉强出版了二卷三、四期合刊之后，被迫停刊了。
鲁迅写诗《赠蓬子》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付排，居然在三月十八日就出书了。
姚蓬子的中篇小说《浮世画》，交给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列入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作为第二十九种，飞快地印行了。
小小的六十四开本，定价一角，第一版就印了四千册。这是姚蓬子小说的第一个单行本。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姚蓬子的《浮世画》，画的依旧是上海滩的世俗之情，桃花之运：
谁曾想到呢？一个穷教授会和大学校里的一个皇后要好起来，一个是被绅士公子们捧成了主丝雀，红鲤鱼，画眉鸟的摩登女郎，而另一个却是只在私立宏德大学担任了几点钟西洋文学史和西洋哲学史的穷教授。所以在他们最初认识了之后，西音和她通信的消息传到了朋友们耳中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一个熟人不背了面讲他笑话，见了面又寻他开心的。
“老西，听说你新近交了桃花远，真的吗？”一个熟人笑着问。
“老西，看你不出有这一手大本领，连王小姐都会和你讲起爱情来？”另一个熟人狡猾地拍拍他底肩膊。
“朋友，不要寻开心，好吗？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的造出风浪吧。”窘笑着回答了朋友们。
对的，这是句真话，对于这女人，至少西音是不曾发生过野心或幻想的。一，他不是小白脸，没有一个擦满了雪花粉的小旦似的面孔；二，他不会吹牛，没有当着女人面前将她捧上云雾里去的勇气；三，他没有钱。拿教书的钱是只够维持个人生活也还不是顶宽裕的，有什么剩余可供一个摩登女郎底挥霍呢？自己底够不上追求女人的资格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要挤进那些体面的绅士们和豪贵的公子们中间去当一名蕙如底候选人，那是他认识惠如之后所不曾梦到，不敢梦到，同时也不必梦到的。
正如他自己告白给朋友们，他们底关系只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在一个朋友的筵席上认识了蕙如，觉得很媚人，后来就借了一个原因写信给她了。信发出之后心中不无后悔的，不是怕她没有回信，而是怕她当作一个笑话传开去。但出乎意外的不到二天回信居然寄来了，虽是短短的几句平淡的客套话，但仿佛也很尊重自己的，希望自己时常有信寄给她。
西音是被一种单调的寂寞的生活追随着，到如今已有五年了。挟着皮包，从家内搭车到学校，念一些连自己也觉得无意义的讲义，于是又回到家中，在几架旧书中间坐下来，看几本哲学书，或者躺在床上驰骋一些不必要的幻想，到如今已有五年了。
现在，有一个女人能够接受他底信，同时也有回信给他，这不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吗……
姚蓬子的小说《浮世画》，就这样开始展开故事。
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姚蓬子抱着自己一岁的儿子，前去看望鲁迅。
他的独生子，便是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他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给儿子取名，即“文中魁元”之意。
他去看望鲁迅，一是请鲁迅为他的新作《浮世画》写点评论，二是请鲁迅为他题几个字，三是让自己的儿子见识见识中国当代的大作家——虽然儿子才一岁。
姚蓬子的三个目的，达到了两个：
最容易达到的，当然是让儿子见到鲁迅。后来，当儿子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时，他就不无自豪地说：“我一岁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最难达到的是，当然是请鲁迅为《浮世画》写评论。鲁迅收下了姚蓬子送的新作，说道：“我先看看。”自然，此后鲁迅没有为《浮世画》写过任何评论，表明他以为不值一评。
既不算容易，也不算太难的，是请鲁迅题字。
鲁迅沉思了一会几，说道：“给你题一首诗吧！”
姚蓬子喜出望外，瞪大了眼睛，看着鲁迅提起了毛笔。
顷刻之间，鲁迅走笔如飞，写下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赠蓬子
暮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记述道：“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
关于这道《赠蓬子》的释义，颇多争议。诗是最为简练的艺术。惟其简练，往往多义。《赠蓬子》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按照《赠蓬子》一诗直释，“飞仙”指蓬子（因为蓬子乃“蓬瀛之子”），“灵童”指姚文元。意思是说，蓬子仿佛从天而降，坐着两辆驾云的车子，带着儿子来临，可怜你蓬子并非天子，只不过是逃来逃去喝西北风罢了。
其二，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一九八零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注释中认为：
“诗中所说的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的事情。天子：穆天子，《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这里指穆木天，言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只好逃去逃来喝西北风了。……
“因为穆木天的妻子到姚蓬子家去找丈夫，所以说：‘可怜蓬子非天子，即可怜姚蓬子不是穆天子。用‘天子’来代‘穆木天’，因为‘穆木天’跟‘穆天子’中有两个字相同。又据《唐六典》，称宫廷内阁中的秘书阁叫‘木天’，即指天子的秘书阁，所以用‘穆天子’来‘穆木天’，否则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
又这首诗写的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当时住在战区的人都在逃难，穆木天的妻子也在逃难，所以说‘逃来逃去’。穆木天的妻子在逃难时找不到丈夫，生活没有着落，姚蓬子不能照顾她，所以只好喝西北风了。这首诗不是写三月三十一日的事，是追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到三月三十一日，战事早已平息，鲁迅也从一·二八时逃难出来于三月十九日搬回家去，已经没有‘逃来逃去’的事，对姚蓬子来说，也没有‘吸北风’的事。再说《穆天子传》记穆天子去见仙人西王母，所以联系到‘飞仙’，‘灵童’就是仙童，正从‘飞仙’来的。倘若就姚蓬子讲，那就不能称‘飞仙’，也无所谓‘灵童’了。又一·二八正在冬天吹北风的时候，故说‘吸北风’也符合时令，到三月三十一日，已是吹东风的春天，和‘吸北风’也不合了。”
这里提到的穆木天（一九零零——一九七一），也是“左联”
成员，诗人。翻译家。周振甫的依据是：“这首诗的本意，是许广乎在抗战时期对人讲的，她是当时的见证人，所以她的解释是有权威性的，正确的。”
当然，持第一种释义的，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当时姚蓬子还是“左联”执委、共产党员，而姚文元不过乳臭未干的稚童，鲁迅戏称之为“灵童”，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至于三十几年之后姚文元成为“中央首长”，借此自吹，那与鲁迅何干？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笔者在北京拜访楼适夷先生时，他谈及对于这首诗的解释——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在上海无处安身的他，来到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
楼适夷步入姚家，见到墙上挂着鲁迅题诗，还没有来得及裱呢。
楼适夷看罢诗，问及鲁迅的诗的意思，姚蓬子仰天大笑起来，说起了故事：
“‘一·二八’的时候，穆本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听说，穆当时另有所爱，谈恋爱去了）。穆的妻子带着孩子，坐着两辆黄包车，来到极司非而路我的家里。我帮她找穆木天，找来找去找不着……三月里，我去看望鲁迅，跟鲁迅说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鲁迅一边听，一边笑。后来，我请鲁迅题诗，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写进了诗里，笑我‘可怜蓬子非天子’！”……
楼适夷当面听姚蓬子所讲的故事，跟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这首诗所作的解释是一致的。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北斗》消失了。
不久，一份厚厚的新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的书摊上。
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文学月报》。
每一期《文学月报》上，都印着《编后记》，署名蓬子——
他是“左联”的这份新刊物的主编。《文学月报》由光华书局发行。
姚主编显示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一连串名作家的作品，出现在《文学月报》上：茅盾、巴金、田汉、丁玲、叶圣陶、张天翼、冰莹、艾芜、楼适夷……其中特别是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姚蓬子在《文学月报》第二期《编后记》中，继续发表着激进的文学主张：
“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除了奴隶的领主们想用各种方法领导大众走入永远的无知，永远的愚昧，永远的黑暗中，可以永远供他们的驱使，永远受他们的支配外，谁都感到大众不仅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生活，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提高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作为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