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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也是这么办。但首先要开个党组会，一是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二是党组也要形成一个决定。这样才好行动。”孙立国说。
“我同意你们二位的意见。”华秉直端起写字台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说，“这件事情必须抓紧办。下午就开党组会，作出决定以后，明天你们二位就去把乐君请来，我们先共同听听情况。”
当天下午，华秉直就主持召开了局党组会。他在会上简单地将举报信的内容说了一下后，首先检讨说：“如果信中反映问题属实，这主要是我的责任，说明我们在干部的任命和使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等问题查实之后，我要在适当范围内向大家作出深刻检讨。今天主要是商量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好。”党组会上尽管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个别人希望不要采取查处的办法处理此事，而应当采取内部教育的办法，找计涪和吴贵谈谈话，教育教育就算了，但多数党组成员主张坚决予以查处，否则后患无穷。有了党组的决定，纪检和监察部门就好行动了。第二天上午，孙立国和何婧英就坐着局里的轿车，亲自把乐君请到华秉直办公室来。
乐君是个比较圆滑而又胆小的商人，他因受了一些窝囊气，终于鼓起勇气揭发了计涪等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生怕遭到计涪和贾兰姿等人的报复。因此他进了华秉直的办公室之后，缄口不谈举报信的事，却东张西望起来。他一眼瞥见了华秉直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那上面写的是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雨，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再往下看，清清楚楚一行小字：“书郑板桥诗以自励 华秉直”。看到这里，乐君像是讨好似地恭维道：“华局长的字写得很好啊，特别是敢把郑板桥这首诗写出来挂到墙上，这就等于向公众公示了您的从政理念，说明华局长真要做个清官，真为老百姓办事啊！”
“哎——不足为据。不知乐先生记不记得《镜花缘》里写的两面人，那人一面长得英俊俏丽，一面长得丑陋无比。现在不少人都是两面人，贪官污吏也可能抄几句名诗、名词、名句，用以装点自己。因此呢，清不清，看行动。”华秉直毫无做作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乐君又往另一面的墙上看，只见那里非常显眼地挂着一顶戏剧舞台上官员常戴的乌纱帽。乐君又好奇地问道：“华局长在墙上挂着一顶乌纱帽又是何意？”
“什么意思也没有，那是一个剧团送给我的一件工艺品，我觉得这工艺品做工精致，就随便把它挂在那里。”华秉直漫不经心地解释说。
“不过我理解这也是一种观念、态度的表现。我们秉直同志经常说，别人的乌纱帽是戴在头上的，他的乌纱帽挂在墙上，要是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或者是领导或群众对他不满意了，这乌纱帽随时都可以收回。”孙立国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谈了自己对这事儿的看法。
“难得呀，难得。时下许多人都花重金去买官帽，你却把乌纱帽挂到墙上。”乐君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
“乐先生，你是台湾人，听说台湾也有买官卖官的腐败风气，你感到这买来的乌纱帽戴到头上有意思吗？”华秉直不等乐君回答，便又接下去说，“那些买官的人，买的是官帽，出卖的却是灵魂，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啊。这样的人还能踌躇满志地忝列于干部队伍之中，老百姓却很鄙夷他们啊！”
孙立国也是一个满身正气的纪检干部，他对当前一些人的买官行为也深恶痛绝，因此也跟着发起牢骚来：“可有的人说，花钱买官是为了担负更重要的职务，是为了给老百姓办更多的事情。”
“这是狗屁话！是袒护贪官的话！说这话的人已经无耻到了极点！”华秉直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又愤慨地接下去说，“逢买必贪，买官的人若不贪不搂，他上哪儿弄银子去买官呀。”说到这里，华秉直感到在乐君跟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便赶紧又把话头儿拉了回来，“好了，买官卖官的事儿咱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谈正题吧。”他将脸转向乐君诚恳地说：“乐先生，你写来的举报信，我们认真研究过了，非常感谢你对文化局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把情况谈得更具体些，同时也想请你帮助提供一些必要的证据。”
乐君对华秉直的为人平时也有所耳闻，今天见面之后通过对话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他对他还是信任的。但他对在场的另两个人心中似乎还不完全托底，左右顾盼了几眼，欲言又止。
华秉直看出了乐君的顾虑，因说道：“乐先生，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这两位同志都是很好的同志，这位是纪检组长孙立国，这位是监察室主任何婧英。”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孙、何二位同志，又接下去说，“今天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如果你在这里谈的问题透露了出去，我负完全责任。”
乐君听了华秉直的话，终于解除了思想上的一切顾虑，便将计涪与贾兰姿所做的一场权钱和权色交易和盘端了出来……又接着说，由于计处长那天晚上没有玩上蝴蝶兰心有不甘，所以最近一个时期他不断地打电话，叫我给安排蝴蝶兰陪宿。我看蝴蝶兰身体确实不好——她总发高烧，像是得了什么重病，就动了恻隐之心，没有给他安排。谁知计处长大为不满，就在贾老板那里不断地说我的坏话。我感到贾老板对我的看法越来越坏，早晚要炒我的鱿鱼，这里的工作不好干了。就在前几天，我辞去了夜总会经理的职务。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感到我应当把情况向贵局领导反映一下，所以我就给华局长写了那封举报信。
乐君谈完了整个事情的原委，又从衣兜里掏出了两份材料的复印件，一份是计涪和吴贵收取现金和手表时给夜总会出的收据，上面是吴贵签的字；一份是他买手表时商店给的发票，两只手表的价钱共为两万三千六百元。乐君说：“我怕将来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两份材料各复印两份，一份我还要留着，这份就提供给贵局作为我举报的证据。以上情况若有半句假话，我以性命担保。”乐君略停顿了一下，又强调了一句，“务请贵局为我保密。我已买好了飞机票，大后天我就要离开松江市。我要是仍在松江市就职，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举报啊，现在打击报复可是厉害得很哪！”
华秉直听完了情况，看了孙立国与何婧英一眼，表示乐君说的情况是可信的，于是表态道：“非常感谢你呀，乐先生。你这是在帮助我们反腐败，确实应当感谢你呀！同时我也要代表文化局向你检讨，这都是我们平时对干部管理不严造成的恶果。你所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们明天就派人前去调查，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请乐先生给予帮助。你毕竟在那里当了两三年的经理，人熟，情况也熟，所以还请你多多帮忙。”
“请乐先生放心，”孙立国接过去说，“第一，我们一定为乐先生保密，第二，我们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好乐先生。”
“那就多谢了，多谢了。看来咱们文化局的领导还是可信任的领导。”乐君一迭声地道谢，一面站起身来离开华秉直的办公室。在孙立国、何婧英的陪同下下楼去了。
第二十章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证明乐君所举报的情况均为事实。胡建兰和朝霞也都给文化局出了证明。只是贾兰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在铁证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她有行贿行为。文化局纪检、监察部门找计涪和吴贵核实情况，计涪的态度十分蛮横，瞪着眼睛矢口否认他的恶行。但后来在铁的证据面前他也不得不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并将收受的贿金和手表交了出来。文化局党组考虑计、吴二人年纪还轻，经过工作以后，他俩的认错态度还算较好，因此没有将他们送交司法机关，决定给予二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这本来是一个从轻的处理，但却遭到了陆方尧的干预。
就在文化局党组对计涪、吴贵刚刚作出处分决定后，陆方尧就得到信息了。照理，陆方尧是没有权力干涉文化局的具体工作的。但由于陆方尧又一次接受了计涪的请托，他就立即将他的老同学华秉直邀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陆方尧一见华秉直进门，赶忙热情地上前握手，让座，倒茶，一面说道：“你怎么总也不到我这里来，非得我请你才来。”
华秉直淡然一笑说：“当年我们是同窗就读，现在你是市里领导，工作又那么忙，我怎么好随便过来打扰你啊。”
“哎——咱俩就是岗位不同，同学永远是同学，这个同学关系永远不会改变。”别看陆方尧在下属面前经常声色俱厉，吹胡子瞪眼，在同学面前可是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陆方尧是本省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省里就从知识分子中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担负领导职务，而陆方尧的一些同学，由于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少人都被选拔到各级党政机关和人大、政协、群众团体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当了领导干部。陆方尧感到处理好与这些同学的关系极为重要。陆方尧有著名的“三大注意”，其中就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他的“三大注意”是：一是注意穿戴仪表，以显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身上，从上到下，包括衣服、领带、腰带、皮鞋以及配戴的手表等物，无一不是名牌。仅是那只宝玑手表，就价值二十一万元人民币。二是注意媒体反映，以借舆论之势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陆方尧对于群众的议论，一般不太在意，但对媒体的反映却十分重视。他在新闻界有不少朋友，对那些名记者更是待之如宾。他希望媒体上能经常宣扬自己的政绩，尽量少说或不说自己所管工作的短处，这样才能使自己在上级领导那里摆上位置，以使自己尽快升迁。三是注意处理好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尽量给他们留下个好的印象。因为他感到他的同学在省里、市里都已形成势力，给这些人留下好的印象，他们将是对自己的一股强大支持力量；若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吐口唾沫也会将自己淹死。正因如此，他对同学的接待从来都是满腔热情，他对同学的托请从来都是尽力而为，他对同学的批评从来都是高度重视。当然，对于华秉直这样的已经具有相当地位的同学就更不敢怠慢和轻易得罪了。
华秉直当然也很重视同学关系，不过他在同学跟前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率直真诚，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因此他刚一坐下就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
“听说文化局最近处分了两个干部？”陆方尧眼睛盯着老同学轻声问道。
“啊，对，一个叫计涪，一个是吴贵，他俩滥用权力，索取贿赂，玩坐台女，影响非常恶劣。”
“你们处分得是否重了些呀？”
“不重，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按说应当移交司法机关查办，念他们两个人还都年轻，就按严重违纪处理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老同学呀，你是在清水衙门呆久了，有点问题就看得很重，你看看那些实权部门、经济部门，类似计涪他们那样的事多得很哪！现在就是这样。”
“什么叫‘现在就这样’！”华秉直突然提高了声音，显然有些激动，“就这个‘现在就这样’，可坑苦了我们的党，害苦了我们的国家。大家对那些腐败现象，看得多了，司空见惯了，神经已经麻木了，所以就见怪不怪，常用一句‘现在就这样’，就轻轻把有关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抹淡了。这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反腐最大的思想阻力之一。如果再‘就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可就危险了！”
“反腐败也要考虑国家安定团结大局嘛，你总不能把那些有点问题的干部都抓起来、都开除吧！”陆方尧也提高了声音，并重重地吸了一口夹在指间的烟卷。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主张对贪官污吏——请注意，我说的是那些贪官污吏，不包括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我们对贪官污吏不能太客气了，不能过于脉脉温情了。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云：‘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我主张对害党害国害民的贪官污吏，要逮住一个严惩一个，绝不手软。不然的话，他们贪起来搂起来就会胆儿越来越大。你看现在有些干部怕谁，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国法，不怕民意。他们总是怀着一种畸形心理去对待反腐败问题，甚至认为‘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白贪谁不贪’。这些想法和做法多么可怕呀！”华秉直见陆方尧要拦住他的话头儿，便将右手用力往前一推，又提高了声音继续阐述自己的看法，“现在还有比这更为危险的，就是许多官场人物对腐败分子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态度：一个腐败官员落马了，周围的许多官员不仅恨不起来，反而采取了麻木、宽容、同情乃至支持的态度。有的含情脉脉，为之叹惋不已；有的默然不语，为之提供情感支持；有的强调客观原因，为之尽量减轻罪责；有的下手轻轻，处理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有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太不可理喻了！”华秉直说着说着站了起来，似乎坐着说已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激愤之情。他走到陆方尧的写字台前，更加慷慨激昂地说：“老同学啊，我倒是要给你提个醒，你身居要位，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可不要与老百姓的认识离得太远了。你知道老百姓对贪官污吏是什么态度吗？我忘了哪个古人写过一首诗，那诗句好像是：‘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他们对那些贪官污吏可是恨之入骨的呀！”
“哎——那都是老百姓的一种泄愤之语，不足为凭。”
“不！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贪官污吏也一直是这种态度。”华秉直仍然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看法，“记得建国初期，党中央决定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一位伟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厚颜无耻，贪污无度，我们国家早晚还要出李自成。’这样的警世恒言，难道还不够振聋发聩的吗！？我们国家现今的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对腐败分子，不管他职务多高，不管他有什么背景，要抓住一个严惩一个，绝不姑息，绝不迁就，绝不手软！”
“好了，好了！我就不明白，你这人也不知怎么了，一谈起官场上的事儿，你就壮怀激烈，怒气冲天。今天我本想找你商量商量计涪的事儿怎么处理更好，你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陆方尧显然已经很不耐烦了，但他尽量压住火气，把那烟蒂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拧，木着脸说，“那样吧，对计涪，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就不过问了。”陆方尧停顿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不过呀，不管做官，还是为人，都不能不考虑当时当地的环境，你还记得那句话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也是一位伟人说过的话。凡事儿都要留点回旋余地。像你这样，遇到点事儿，就硬梆梆地干下去，将来恐怕很多事情就不好办喽！”
“我知道，‘得罪领导，官帽难保；得罪同事，关系难搞；得罪下级，选票减少。’我随时准备下台！不信你到我办公室去看看，我那官帽就挂在墙上，组织上随时可以收回！”华秉直越说情绪愈加激愤。
陆方尧深知他这位同学的倔犟脾气，论能力，论政绩，论人品，他早应该是市级领导干部了，可就因为他咬死橛子倔，不识时务，甚至敢当众驳回领导的意见，所以就得罪了一些人，并落下个“拗局长”的诨号。自然，他那职务也就难以提升，他那日子也就过得清贫，到现在连套好房子都没混上。不过，这也是一种活法，人各有志嘛！虽然陆方尧不想像华秉直那样活，但他也不想过分难为了他这位老同学。想到这里，他便将语气缓和下来：“秉直啊，咱俩不讨论国家大事了，都十一点半了，咱们下去吃午饭吧，走，我买单。”
“谢谢了，今天午间我有外事活动，要请加拿大客人吃饭。没别的事儿我就走了。”华秉直边说边夹起公文包，与陆方尧握了握手，转身就走了。
而站在办公室门口的陆方尧，望着头也不回远去了的华秉直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又吐了两个烟圈，自言自语地道：“这个拗种，有他吃苦头的那天。”
华秉直虽然不可能听到陆方尧的话，但他对自己的“有吃苦头的那天”还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感到今天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贪官可以八面通达，四面威风，清官反而缺少应有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