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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Boorman）主编、多人参加撰写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三卷（纽约，1970年）中的孙中山条目，全文两万余字，系全书数百篇传记中最长者。作者赞扬孙中山“为了使中国变成现代国家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被他的国人视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论述比较客观，材料翔实，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不是意识形态激发的。一是韦慕廷（ClarenceM。Wilbur）的《孙中山：历经挫折的爱国者》（纽约，1976年），作者既充分描绘孙中山以实现中国民族主义为目标的英勇崇高的斗争，也不隐瞒他在判断错误的情况下招致的失败。（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当推冷绍全和帕尔默（NormanD。Palmen）的《孙中山和共产主义》（纽约，1960年）。惟该书认为孙中山从未相信过共产主义，晚年与苏俄和中共的联盟，仅仅是一种策略。（三）对孙中山与外国接触的研究：主要有甘斯周（ThomasW。Ganschow）的《1922年前孙中山与美国的接触研究》（安阿伯，1971年）和米塔洛（MichaelV。Metallo）的《美国与孙中山》（同上，1974年），对孙中山为得到援助或得到承认而进行的种种尝试和他与美国各方面人物的接触作了说明。研究指出当年美国官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低估和误解造成了对孙中山的傲慢态度。另外奥尔特曼（AlbertAltman）与史扶邻著的《孙中山与日本人（1914～1916）》一文（《近代亚洲研究》1972年第6期），论及1915年5月反对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嘱告柏文蔚转东京同志可自行反对，孙“另有对策”的具体内容。蒙霍兰（J。KimMun Holland）的《未成功的法国联系》（《亚洲研究杂志》1972年第32期）还透露了从法国档案中看到的与法国联系建立中国南方政权的细节。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辛亥革命的总体研究：较有分量的是芮玛丽（MaryC。Wright）编辑作序的论集《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约和伦敦，1968年），汇集了三年前一次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果。书中指出反君主政体力量中所缺乏的是领导人物和组织上的统一，而两个因素被认为是使革命产生更具决定性的结果所需要的，孙中山没有能力利用革命形势。编者还指出外国势力的无所不在都会阻碍革命并使之夭折。（二）对辛亥革命前后团体的研究：有郑贤（ShellyHsien Cheng）的《同盟会的组织、领导群众及财务（1905～1912）》（安阿伯，1962年），着重阐明孙中山在华侨中的作用以及出色的筹款计划。（三）对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研究：有路康乐（EdwardJ。M。Rhoads）的《中国共和革命：以广东为例（1895～1913）》（马萨诸塞，1945年）和周锡瑞（JosephW。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6年），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前者把广东社会各种社会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传达给人们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后者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经济因素，特别是比较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接”，“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各集团政治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章开沅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由衷的高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四）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有高慕柯（MichaelGasster）的《中国知识分子》（西雅图和伦敦，1969年），研究的重点虽不在孙中山而在汪精卫、胡汉民和章炳麟这类人身上，但有助于说明孙中山对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作者认为在当时环境中空想激进主义取得了胜利。（五）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人物的研究：主要有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斯坦福，1961年），把研究重点从孙中山和他在广州的追随者，移到了黄兴和其他长江流域的活动家，以及在东京和上海的学生民族主义组织和出版物。此书论述详尽，反映了作者的深厚学术功底。还有马斯特（HernamMast Ⅲ）的《戴季陶、五四时期上海孙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近代亚洲研究》1971年第5期），非难孙中山对群众行动的态度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兰金（MaryBacks Rankin）的《中国的早期革命家：1902～1911年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马萨诸塞，1971年），贬低了孙中山的个人贡献和同盟会的作用。
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述评与书目编选，有以下论述。一是谢文孙（WinstonHsieh）的《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斯坦福，1975年），认为由于把向心性归于孙的作用，把革命运动的各阶段与他本人的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的各个组织等同起来，台湾和大陆的编史工作者接受了“孙在革命失败后所创造的‘神话’”。一是周锡瑞的《辛亥革命研究述评》（《近代中国》1976年第2期），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例如辛亥革命对绅士力量的影响，革命精英与农民的关系，革命背后赞成现代化与反对现代化的冲击力的相互影响，以及关系辛亥革命是否是社会意义上的倒退（尽管是政治上的进步）等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3．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进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由于政府和基金会投入资金的压缩，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亦有所削弱，成果比上二十年中数量略减，但质量仍有所提高。论著进一步探索了孙中山的经历、思想及其与国外关系等诸多问题，深化了辛亥革命的起源和性质，辛亥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方面的作用以及有关文献史料整理等方面的研究〔20〕。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孙中山经历的研究：有史扶邻的《孙中山：难以驾驭的革命者》（波士顿，1980年）；认为孙中山与更为成功的革命者不同之处是他不冷酷无情和那真诚、坦率的天性，认为孙的一生基本上是一个长期失败的经历。此说显然低估了孙的成就。（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有张绪心和高理宁（SidneyH。Chang and Leonard H。D。Gordon）的《天下为公：孙中山与其革命思想》（斯坦福，1991年）。作者认为孙是幻想与实用兼顾的。孙是比历代掌权者更具创造和改革精神的思想家，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继承发展而又与时俱进。格雷戈尔（A。
James Gregor）和张霞（Maria Hsia Chang）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和帝国主义》（《太平洋事务》1982年55号）指出，孙曾断言接受外国对建立一个民选基础上的强大政府的投资可以抵消帝国主义的剥削倾向，他已认识到中国一旦强大到足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就没有理由惧怕外国卷入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三）对孙中山与外国关系的研究：有司各特（NeilAlexander Scott）的《英国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影响的研究》（路易斯安那，1992年）、特雷斯科特（PaulB。 Trescott）的《亨利·乔治、孙中山与中国》（《美国经济社会杂志》，1994年7月）等；论述了亨利·乔治谴责帝国主义并提出的改造社会的主张对孙中山的影响。此外尚有王海蕴（译音）的《孙中山与甘地对社会变革的看法》（芝加哥，1995年）、于牟龄（译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年》（纽约，1995年）等，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美国对此类课题研究的成果。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辛亥革命的总体研究：此中重要的有高慕柯（MichaelGasster）的《共和革命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1卷，1986年）。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它对1900～1913年事件所起的作用，不如它所创造的传统那样重要。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纽约，1999年）中以相当的篇幅写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他认为“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总是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太实际，所以不执著于一种意识形态”。对于辛亥革命，作者认为它“基本是上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仅是“政体的变革”。（二）对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研究：有阿门特劳特（L。EveArmentrout）的《美洲的华人政治与辛亥革命》（夏威夷，1990年），论述了美洲华人在导致辛亥革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三）对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研究：有伊懋可（MarkElvin）的《辛亥革命在上海》（《远东史学集刊》29，1984年）。作者认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不足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商人与制造业主具有新的双重身份。（四）对辛亥革命与传教士的研究：有里德（JamesReed）的《传教思想与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1983年）。书中写到美国普通传教士对辛亥革命持有同情，有的还给家人写信，认为起义的根源是“中国人的自尊”。但作者又指出美国传教士“不管他们的神学多么宽容，不管他们的社会福音多么激进，他们都不可能不受惩罚地就采取暴力行动这一最后步骤，也不可能鼓励其在传道时鼓吹暴力行动”。作者并指出公众与官方对支持辛亥革命存在着感情的鸿沟。（五）对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关系的研究：有詹森（MariusB。Jansen）的《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纽约，1986年），指出大部分留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使他们的同乡观念增添了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另外，钟凯瑞（译音）发表的《美国人与中国的变法和革命》（纽约和伦敦，1984年）、安斯切尔（EugeneAnschel）的《荷马·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纽约，1984年）详细记述了孙中山与荷马·李的交往。（六）对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有汪荣祖的《追求近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1869～1936）》（弗尔吉尼亚，1989年）。作者认为章炳麟凭其学问与文笔为革命大造舆论，对整个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文献翻译和工具书编纂，有以下著述：一是《孙中山选集》（加州，胡佛研究所，1994年），由魏里（JulieLee Wei）、梅尔斯（Romon H。Myers）与格林（Donald G。Glin）合编，魏里、孙以栗、赵丽达（均译音）翻译。全书选入论文40篇，包括从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到1924年12月的《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未收入“遗嘱”。选材以1981年台湾地区出版的《国父全书》为基础，有3篇文章选自北京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该书文章大部分首次译为英文出版。书出版后美国报刊两次发表书评文章，宣称台湾“真正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现代化”，认为该书对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将是很重要的文献。二是1991年初版、7年后增订再版的张绪心与高理宁合编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包括了各种文献参考书、论述、著作、文章、专题、论文、译文、文件、博士论文、报刊重要文章、资料，总计2581专题19种文字，并附有作者索引。正如《中国季刊》的书评指出，作者提供如此丰富的参考资料，“对于研究中华民国早期历史的专家们，是一本极其有用的读物”。此外，薛君度等的《中国人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纽约，1983年），介绍了大陆和台湾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情况。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关于孙中山，问题集中在孙中山的成功和失败上。说孙中山是失败的，理由是“蒋介石、毛泽东使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得到了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而孙中山奋斗一生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三民主义“无法作为民族复兴的蓝图”〔21〕。说他是成功的，理由是“他是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他那种不畏艰难困苦寻求救国道路，使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坚定了信心，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22〕。关于辛亥革命，争论集中在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评价。大多数人（包括高慕柯、兰金、弗里德曼、德福尔热、芮玛丽和罗斯特）认为“从这一时期看到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根源”。另一主要学派（如FranzMichael）认为社会发展并没有导致共产党人的革命，相反，倒是导致了“后来中国历次革命谋求加以结束的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社会”〔23〕。对于这种争论，有的美国学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辛亥革命“存在着政治上的进步和社会意义上的退步”，希望今后的辩论“具有更大的精确性，更高的质量，更丰富的内涵”。“不仅历史本身，而且历史的撰写，都应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前进。”〔24〕四、 美国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程来看，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在对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美国政府自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不可能像美国公众那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肯定和赞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直到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始据史实指出，美国的政府当时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茫然无知，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傲慢态度。（二）美国从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虽然绝大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重视从史实出发，要求并努力以辩证的方式研究孙中山和和辛亥革命；他们虽然惯以“外部冲击论”的思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但经过探索还是转向从内部发展变化寻求中国革命的原因，多方位、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他们重视跨学科研究，经常对研究的情况作出评述，还把美国和全世界的研究论著编为详备目录。凡此对我们不无启发。我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自当取其所长，丰富和推动我们的研究。（三）如将我国和美国的研究成果两相比较，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总体比较，或就有关的多本专著、论文集以及孙中山全集和年谱的编纂分别予以比较，无疑中国的研究走在前面。但如换个角度，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与我们对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的研究相比较，即两国关于对方国家主要革命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程度比较，中国的研究则要显得逊色。（四）当然，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作用有的估计不足，对孙中山的反帝认识多有贬低，怀疑“以俄为师”未必真诚，所谓只有台湾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都是与史实颇有距离或完全违背历史真实。（五）应该说，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和台湾史学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深度，资料编纂规模，专著水平，乃至年谱大事记之详尽都取得显著成就，似应在继续共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拓宽视角，加强深度，继续细化，以期能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使我们的研究不断地登上国际学坛，与世界文化接轨，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增进祖国统一、推动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类在争取进步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1〕张绪心、高理宁（Sidney H。 Chang and LeonardH。D。Gordon）：《中国共和时期孙中山研究书目》，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50页。
〔2〕 《万国公报》第95册，1896年12月。
〔3〕林乐知：《求新贵有达识说》，《万国公报》第145册，1902年。
〔4〕1911年9月9日海军部长致国务院函，国家档案局893。00/545。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 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第62页。
〔6〕 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294～295页，伦敦，1972年。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7〕 以上三文先后见《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3日、10月14日。
〔8〕 美国《文学文摘》第43期（1917年10月28日）、第44期（1912年1月13日）。
〔9〕 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