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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一门艺术，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培养崇尚思辨的理性品质。然而，我国法官的理论素养却先天不足，这不仅是由于学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限制，而且也与法官重实用轻思想、重技术性素质轻理论素质有关。我们的法官普遍缺少书生气，注重社会交往，忽视博览群书。大多数法官的思考只停留在自己所承办的案件上，不愿意进行“多余的思考”，更不肯无缘无故地进行玄思。固然，法官的职责就是依照法定程序组织审判活动，正确适用法律，裁判争议和纠纷，但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思想性问题。对于法官来说，掌握法律规则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丰富的哲学基础，法官的人格和行为就会出现非理性化、非道德化的倾向，法官的价值判断也会出现不稳定性。我们不仅要呼唤“知识型”法官，更期盼更多的“思想型”法官。法官的思想不同于学院式的哲学思考，他的思考离不开具体生动的审判实践。孔子说，道不远人，远人非道。法官这一职业的神圣性、崇高性，决定了法官必须拥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情感。审判工作的特殊性要求法官不仅要具有法学专业的知识背景，同时，也要有两点做保证，一是丰富的社会阅历，二是善于思考和追问。否则，法律知识就会成为“死”东西了。
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法官的思想也变得日趋复杂。由于法律信仰的缺失，许多法官尚未从内心确定“法律至上”的信念，在审判工作中常常会偏离法治思维。目前，社会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反映强烈，但关注点大多针对法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状况。这些都是一些底线要求。一名出色的法官不仅要严格自律、依法办案，同时还要积极探求法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形成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公平与正义的理念。司法权力具有公共性，法官通过审判以实现对公众的平等的法律保护，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公众稳定、和谐地生活，这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价值体现。安格勒斯的《哲学辞典》认为，正义应包含以下几种价值内容：“（1）公平、应当；（2）正确的处理，应得的奖或罚；（3）正直应用公正原则或正当判断中的正确性和不偏不倚；（4）一个社会的美德（理想、价值和原则）的体现；（5）建立个人权利和他人（社会、公众、政府或个人）权利的和谐关系。”法官要想全面充分地体现这些价值理想，必须对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这种思考贯穿于法官运用法律处理纠纷的全过程。一个缺乏思想的法官，其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随机的，不系统的，极容易受到外在功利的干扰。法官违法是克服成文法局限的有效途径，法官造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官思想的过程，是对法律原则的反思与追问，也是对法律漏洞和立法缺陷的纠正和弥补。没有现成的法律条文，对于法官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法官没有思想。法官的权威不仅来自法律授权，而且来自法官法律正义这一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如果法院仅仅把裁决纠纷当作一门“技术活”，机械地获取案件事实，套用法律规范，就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法律工具观，导致人文关怀的匮乏和法律理性的退化。各国在衡量法官素质时，除考察其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经验外，还把其思想品格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如全美律师协会联邦司法委员会提出美国联邦法院对法官素质的考核应把握三个标准，即正直（integrity）、职业能力（professional
perence）和司法品格（judicial temperament）。司法品格强调的就是法官独立思考、果断决断的能力以及对公正、正义等司法理念的内心坚持。
总之，法官的思想不是现实以外的遐想，大量的纠纷为法官思考提供了生动素材，法官只有从具体的个案中跳出来，以一种理论的态度反省法律、社会和人生，才能够真正领悟法律精神的本质，从而赋予审判活动浓重的理性化、人文化色彩。
谁的“天国”？
？ 傅国涌
1851年1月11日，37岁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他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几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1〕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一
洪秀全屡试不第，图谋造反之前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惟一的同伴冯云山到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因为进展不快，生活艰苦，仅仅几个月他就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经艰辛在紫荆山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使得拜上帝会迅速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他这个教主则以找两广总督救人的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善于相术的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造反的旗号，以后的一切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最恐怖的是“点天灯”。
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
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三十六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八十八人（也有说一百零
八人），还有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从此，只有四十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9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这样的“天国”，到底是谁的“天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恐怕仅次于1938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
发生在1856年的一幕幕血腥屠杀，说是“杨韦内讧”；其实更是“洪杨内讧”。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父子为“万岁”。
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他们认为最厉害的对手。他回京指责韦昌辉杀虐太重，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下令杀了韦及亲信二百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如果尊重史实而不是凭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据史学家说压根就没实行过。“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只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而已。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后期（1859年4月22日）来到南京的洪仁秈的确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但一个迷信、狭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么可能实行他的《资政新篇》呢？何况那时离1864年的覆灭已为时不远。
二
大致上，中国农民起义只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区别，而没有其他不同。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代表了失败的一类，刘邦——朱元璋等代表了成功的一类。
刘邦是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中崛起的一支农民军领袖，史书说这个小小的“亭长”少有大志，哪是什么“志”啊？——他看见秦始皇出巡的气派脱口而出——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做人就要做皇帝啊！在击败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盖世枭雄项羽后，他建立了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汉朝，西汉、东汉前后共四百多年，刘家的子子孙孙传了十几代，直到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又起来要颠覆它，在摇摇晃晃中它还在曹操的覆巢之下存在了好多年。我们也许只记得刘邦是皇帝，而忘了他的出身——他曾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另一个成功的典型是朱元璋，他是一贫如洗的安徽凤阳人，做过乞丐、和尚，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中崛起，击败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张士诚等，北逐蒙古草原，南征云南边陲，在江南成就一代帝业，开创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刘家王朝与朱家王朝可以说前后辉映，刘、朱两姓就占据了中国编年史上重要的七百年。
汉朝和明朝开国之初，确实也有过一些新气象，比如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等，但即使在他们最开明的时期也伴随着大杀功臣元勋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因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与一个开明能干的皇帝、一个刚刚兴起的王朝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人民的幸福不可能在皇帝的身上找到，如果农民起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皇帝，如果好皇帝能给我们以自由、幸福，两千年来我们早就是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了。
无论是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在龙座上撒尿的宣统，两千年来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不仅没有把我们带入一个做人的时代，反而让我们一直跪在王权的脚下，做一个奴隶也不得。鲁迅先生在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两字，他把一部中国史分成两半，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诚哉斯言！
由此我想起如果陈胜、吴广得了天下，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做稳了他的大顺皇帝，大顺也和大汉、大明一样绵延几百年又会怎么样？陈胜、吴广完全可能与刘邦、项羽一样火并大杀一场，胜者王，败者死。至于李自成坐稳了龙位，恐怕连朱元璋也比不上，朱元璋在大功告成之前还懂得爱惜人才，如果不是接受刘伯温、高升等人的主张，他是不可能战胜群雄的。而李自成在仓皇离京之时、离一统山河实在还远得很的时候，就听信谗言杀了最有战略眼光的李岩，因为李岩也姓“李”，怕“十八子坐天下”的民谣应验在此“李”的身上，这样迷信、这样残忍的人，我们能指望他做了皇帝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正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反昏君贪官，不反明君清官，难怪几千年来虽然农民暴动不断，但始终没有推动过历史进步。即使帝制崩溃之后，从袁世凯、张勋的旧权威主义到新权威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
三
如果说东西方文明有什么差距，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这里。十八世纪美国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山呼海啸一般的农民暴动，即使打着上帝的旗号，也只是数千年中国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又一次恶性循环而已。洪秀全他们头脑中除了权力、除了美女、除了无穷的享乐，还有什么？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和阿Q在土谷祠中所梦想的一切。
说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个已过去的神话。就算北伐成功，就算没有杨韦内讧；没有石达开出走，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太平天国”也只不过成为中国多少个朝代中的一个，在漫长的编年史上添一个洪家王朝而已。
洪、杨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蛮、无道、残忍、反文化，比哪个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难，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们对立面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虽然捍卫了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他们也保护了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如果让洪秀全一统天下，只会比满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将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而且由于同是汉人政权，推翻起来将更费劲。当然，还没成气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气候的。
即使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不就是中国史上多了个李自成或朱元璋吗？在根本上不可能触动千年相续的专制政体本身。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水浒中国，水浒是一切农民起义的缩影，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盛会就是一个绝对的等级制度的典型象征。何况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算他们既反贪官，又反昏君，他们也不可能反对明君清官，更不可能在这一模式之外寻找新的出路。所以几千年来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改变什么，从政治制度、经济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没有任何变动。
四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一脉相承，农民揭竿而起的目的无非是求生存，求做稳奴隶罢了，至多不过是个别领袖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中国历史的上空始终回荡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声音。漫漫几千年的长夜，几乎从来没人对此提出疑问，没人想过在改朝换代之外寻求新的出路。古老的农业文明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虽然已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