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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又谈何容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只能出现洪秀全，洪秀全就是陈胜、吴广，是黄巢、李自成，他打着宗教旗号，创立了拜上帝教。而东汉末年的张角早就以太平道教开始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莲教等也史不绝书。
与洪秀全同时代的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等到他了解到大量事实真相，1862年，这位思想巨人作出了这样明晰的论断——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2〕
马克思一语中的，洪秀全追求的只是“改朝换代”。虽然他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能建立的又是谁的“天国”？洪秀全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作出了明白不过的回答。
注释：
〔1〕1912年5月，与李贻燕等的谈话，《黄兴集》第211～212页。
〔2〕转引自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5～286页。
止庵的庚子百年思考
？ 林 谷
这几年，我对历史似乎有点着了迷，大部头的经典名著竟连续读了好几部（非通读），例如最近读《晋书》，就很为魏晋时一些人物的奇言瑰行感慨过。但是，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卷中，有两段历史我却一直不太喜欢，一个是太平天国，一个就是义和团。尽管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被史书和文艺作品（如去年隆重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吹得比天高，可还是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劲来。因此，当听止庵说他要写一本谈义和团的书时，就不免在心里打起鼓来，止庵能用怎样的观点去看义和团呢？去年8月，止庵终于把刚刚出版的《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给我寄来了。现在我得坦白承认，他这本花了不小气力写出的历史随笔，却被我冷落了好多天没有去看，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我看了没有，并说他这本书只赠送给少数几位师友（其中有谷林翁）时，我才下决心读它一读。令人高兴的是，止庵果然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还真的看出点道道来。
止庵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一向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学者眼光。他在《史实与神话·后记》里写道：“我看历史，觉得史家述说起来总是放过虚幻的一面，把握实在的则要很久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但仔细一琢磨，就觉得确有点道理。这里说的“虚幻的一面”，指的就是当事人的心态、动机和思维，以及最终体现的某种文化本质。多少年来，那种教导人的史书我们已读得太多，但它们大多是按照外加的政治意义去诠释历史（止庵称之为“意义的历史”），这样的文本历史实在很难反映历史深层的内涵，因而无法达到高度的真实。因为当事人在历史舞台上并不是按照后人赋予的意义行事的，他们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动机、想法和意义在。止庵的《史实与神话》就是试图从理解义和团运动当事人的本来动机出发来揭示历史，从而成就了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我以为，他这种研究法是对传统的一个否定，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学术勇气。
那么，止庵究竟发现了些什么呢？他对大约七百万字的史料进行一番研究后发现，这场历来被称作“爱国反帝群众运动”的义和团，却是一场最痴迷、最愚昧，也是最具破坏性的造神运动。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诸神的名义下干出来的，这些行为不论表现得多么惨无人道，多么荒谬绝伦，统统都是神圣的，天经地义的，他们是在打一场神对鬼的圣战。例如，在义和团的眼里，教民已不再是人，而是鬼：“遇有天主教及耶稣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大鸟蝰吃，目不忍视。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某满员日记》，载《义和团史料》）不仅如此，义和团还大搞杀人扩大化：“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在盲目排外情绪的驱动下，凡是与洋字沾边的人都成了刀下鬼：“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尤为荒唐的是，义和团为了指证处死对象，还实行一种所谓“焚表”仪式，他们在街上或住家里遇到可疑之人，就拉到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就证明此人不是“二毛子”，可以放过不杀，如果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被视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数”（仲芳氏《庚子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焚表”的审判方式，即“辨认十字”：“有人尝问拳匪曰，老师搜杀教民，何以知其为教民而杀之？曰，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刘梦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这个“关、头顶十字”，不过是神乎其神的一种传闻，却作为一项检查措施在各处实行，为此，不知冤杀了多少人。总之，这一切反理性、反人道的过激行为，他们都干得那么随意，那么痛快，又那么理直气壮，其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代表神，或者干脆他们自己就是神。
过去我看义和团，多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些带有朴素民族感情，很英勇壮烈，但也很愚昧迷信的普通农民，文化与他们根本不搭界。如今，止庵把义和团与一场文化冲突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很有点意思。义和团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洋意识，他们除了杀洋教士、烧洋教堂外，对一切洋人制造的东西（诸如铁路、电讯、轮船、西药、日用洋货等）一概视若仇敌，加以破坏。但这不仅仅是一种物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层底蕴的。止庵认为，这个“洋”字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代表了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与物质文明），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义和团，就成了另一种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最隐秘的那部分）的代表者。这样，就使义和团运动有了文化冲突的意义。但是，由于义和团只能采取原始的、低级的反抗方式，几乎不具备一次文化冲突的任何内涵，只是笼统地排外而已。
“忌讳系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自古有之，在义和团时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语言到色彩无不在忌讳之列。“团多忌讳，以拜与败同音，帮所分捐帖不曰‘同拜’，而曰‘同胜’。”“是夕败归，犹群呼大得全胜，并索得胜饼。……自时厥后，每出必败，每败必呼大得全胜，四字成口头碑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义和团最忌“洋”字，于是，凡是原来带“洋”字或带洋味的器物一律改换名称，如洋药改土药，洋货改广货，洋钱改鬼钞，洋炮改鬼铳，铁路改铁蜈蚣，电线杆改千里杆，连东交民巷也改称切洋鸡鸣街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胡造新字，如改“洋”为“￥”，其意为水火交攻，改“清”为“￥”，意为扶清，做法与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义和团就是用这种荒谬可笑的武器参与这场文化冲突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止庵对义和团运动无意作全面评价，对以古例今也觉得无啥意思，但对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却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以为，这是他这本《史实与神话》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每个时代都有它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包括思维方式），这对引导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最重要的是理性与智慧，是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从而作出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决策来。但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却适得其反。他们孤陋寡闻，愚蠢无知，既不了解世界，也不洞察国情；他们思想片面，以耳闻为实，义和团的神奇“哄传”，把这些满腹经纶的王公大臣搞得神魂颠倒，真以为义和团就是天降神兵，足以用来扶卫大清。再加上他们本来也有盲目排外情绪，因而点火就着，很快就与义和团合流了。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慈禧太后，也并不更聪明一些。她与戴漪一样，各怀鬼胎，她想保权位，戴则想让“大阿哥”（他的儿子）尽快登基，权欲与野心，不能使这个女人头脑清醒。因此，当她听说列强要她“还政”时，就一下子忍无可忍、孤注一掷了。慈禧逃到西安时曾对一个名叫吴永的地方官讲过一些心里话，她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太狠，也不免有些动气。”后来，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谭》里评论说：“试想彼（指慈禧）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与洋人交涉，受了不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吴永的话倒是说得实在，他把慈禧的心态、思想描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大清帝国就是靠这样一个女人来领航，哪有不触礁翻船的。
止庵对义和团时代主流思维的基本特征有一大段概括性论述，十分值得玩味。
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在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各个环节，都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由想象与传闻支配的。这一思维方式缺乏实证性，拒绝承认不利的事实；缺乏逻辑性，摒弃别人的理智推论；缺乏自我怀疑精神，排斥所有针对它的置疑；缺乏可变性，无法脱离自己的既定轨迹；最终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意识，满足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切参照系数都丧失了，浮想联翩和观念的戏剧化替代了现实世界。（见《史实与神话》第95页）
读到这里，我不禁怦然心动，掩卷而思，并产生一种历史的畏惧感。我想，历史或许不会重复，但思维却是可以传代的。
“天下无敌”新解
？ 朱建国
一直心存一个怀疑：我们今天对美国的崇拜与向往，是否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一样，也是一个未经时间考验的神话渲染？
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令全人类重新思考的日子——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轰然倒塌——美国惨遭恐怖主义分子连环袭击的惊天大爆炸无情地证明：在美国生活，也并不一定安全幸福。美国作为地球上的天堂的神话，至此破灭了。我的怀疑不幸而成为事实。
这次美国惨遭袭击的悲剧，毫无疑问，恐怖主义分子是万恶之首，他们要对此付责任，付代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有如此先进自由民主的制度，为何还会制造一些如此仇恨的对立面呢？这实在令人深思。
曾以为美国的一切都彻底现代化了，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现代化的根本是自由民主宽容之精神，检验这一精神是否真正落实——标准只有一个：你还有没有敌人？一个先进的国家、一个先进的制度可以有政见不同者，但是不应该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有，哪怕只是几个恐怖分子，也说明，你这个制度并未完全落实自由民主宽容的现代化精神。人之初，性本善；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
我去过西欧，没到过美国，以我的间接观察来看，美国的问题也许在于，它奉行内外有别的两种价值观：在国内基本上实行了自由民主宽容，它从未禁止任何主义在国内立足；但是在国际上，它是以国家利益为准来办事，也就是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并不是以公正为第一标准，而是以事事有利于美国发达为第一准则。在没有国际主义的今天，这个行为准则显然是如今世界通行的惯例，但是作为以现代化先进制度自居的美国，则是不够的。也正是这种内外主义的不一致性，最终使美国在世界树敌不少，而每树一个敌人，便给美国人带来一份危险。此次“美国黑色星期二”悲剧，就是明证：不管美国如何强大，敌人总有办法钻你的空子。真正的强大，并非是有多么先进的军事力量，而是没有敌人。世界上有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建立军队，但它却最和平最安全，因为没有仇敌。
不知道美国这次将如何回答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我希望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人应该以更高的姿态来化解对立面，而不是以暴易暴，怨上加怨，永无了结。
曾经奇怪，中国历史上的宗法专制是够坏的了，可是为什么一个皇朝还能延续几百年呢？而今我想，这与历代皇帝不断大赦天下有关。凡新皇登基，必大赦天下，东汉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皇帝们也就打破登基才大赦一次的惯例，而是一二年便大赦一次。结果，东汉又延续了一百九十六年。大赦也就是化敌为友，消除敌人与对立面。1978年“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大赦天下，为全国“地富反坏右”摘帽，一夜之间消除了中国境内的一切敌人，以致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国内外敌人最少的年代。看来，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进步与否，就看它是否在减少敌人、减少对立面。
由是观之，美国悲剧再次提醒我们：
要以彻底宽容的自由民主精神对待一切政见不同者，要大赦天下，包括新的阶级敌人，要以废除极刑的方式善待犯罪，要将一切犯罪分子当作病人看待，以医生的胸怀去治疗他们，而不是去惩罚他们。所谓“能攻心则反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天下无敌，不是天下人打不过你，而是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想要打你。没有敌人，才是最强大的制度与国家。
人类对于社会制度的探索远未终结，真正天下无敌的制度，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当然，这并不是想混淆五十步与百步的界线，和许多极权专制国家相比，美国还是先进一步，还是宽松许多，但是，它自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美国仍然有许多漏洞，需要全面反思修正。
巫术符咒与政治口号
？ 摩 罗
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也就是巫术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改变的。所谓巫术，就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符咒，企图影响和改变外部世界的走向和进程，使之变得更加符合人们的愿望与利益的实践和相关信念。几乎所有处于蒙昧状态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相信人类具有某种超经验超自然的能力，只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符咒激发出这种能力，就能使晴天下雨，使空网中充满鱼群，使萎靡的庄稼精神抖擞，使难产的女人转危为安。印度谚语说：宇宙听从天神的支配，天神听从符咒的支配，符咒听从巫师的支配，所以，巫师是我们的主宰。这种谚语体现了早期人类在掌握自己命运上的无知的自信。
从巫术发展到宗教，意味着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的巨大改变。宗教认为，世界的存在和运行完全不受人类的影响，人只能谦卑地承认自己需要依赖其中神秘的、看不见的权力和意志，恳求他们的怜悯和关照。后来发展起来的科学，继承了宗教中关于世界的存在与运行不受人的影响的观念，抛弃了对于世界的人格特征的神秘理解，也抛弃了通过恳求、祈祷得到怜悯与照顾的思想。总之，宗教和科学都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谦卑和诚实。而巫术却一直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总是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仪式改变世界的进程，常常显得无知而又自负。
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反思中，中国人和外国汉学家反复强调，中国没有宗教和科学。那么中国人从什么角度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呢？我们稍一留心就不难发现：中国人依然用巫术眼光理解世界。古代文献中“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其实就是巫术信念在文人文化中的体现。它是文人（另一种巫师）用以表达改变世界的愿望的著名符咒。在人类渐渐摆脱巫术文化的消极影响、一步一步走向宗教和科学的时候，中华后裔却执迷不悟地反复念叨着这样的符咒，企图借助符咒的力量征服世界、奴役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