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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犯错误的人与破坏分子区分开”。这一切对明白人来讲意味着，人们对叶若夫
的工作不满，叶若夫的时代行将结束，他将被当作带来一切不公正行为的人。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又开始了逮捕。这一次逮捕的是叶若夫提拔的人他的
副手们和业务处的处长们。
中央党的领导机关处的一批指导员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来加强干部队伍
（后来在1952年也搞了这么一次）。斯大林不希望在肃反机关的权力更迭过程中发
生意外。
8月份叶若夫有了新的第一副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对于格鲁
吉亚中央第一书记来说，这项任命显然是降职了。如果贝利亚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
取代叶若夫，这项任命才有意义。到＊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已经由叶若夫和
贝利亚两个人一起签发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甚至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面前叶
若夫的权力也不比贝利亚大。
与此同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评增多了。1938年11月17日，党中央和政府
作出了《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侦查工作的决定》。决定中提到了“内务人民委员
部机关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和反常行为”：
“混入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机关的人民的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
在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设法搞乱侦查工作和情报工作，蓄意歪曲
苏联法律，进行了大规模没有根据的逮捕，同时使自己的同谋者，特别是隐藏在内
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同谋者，免遭揭露。”
这个决定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习惯做需要耐心细致的和系
统的情报工作，对简化了的办案方式发生了兴趣……侦查人员局限于从被告人那里
得到自己有罪的供词，完全不关心用必要的文件资料来充实供词”。
该决定撤销了三人小组，要求只有经法院或检察长批准后才可进行逮捕。
这个决定通常被解释成停止大规模镇压的信号。实际上不是这样。在贝利亚时
期镇压继续进行。不仅如此，决定还帮助在人民委员部内部找到了新的敌人。检察
机关不间断地发放了逮捕证。而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特别会议工作得同三人小组
一样有成效……不过，决定还为斯大林和政治局作了解脱，并且听起来像是对叶若
夫作出的死刑判决。可以认为，叶若夫明白这一点。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审判与枪决
1938年4月8日，任命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亚戈达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
斯大林在按照一种可靠的方式行事：为了准备逮捕并审判最主要的肃反工作者，先
把他放到次要岗位上去。然而，又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因为同时把水运人民
委员部也交给了卡冈诺维奇。
叶若夫的妻子叶夫根尼姬·所罗门诺夫娜于1938年10月29日被送进了莫斯科郊
外的沃罗夫斯基疗养院。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虚弱抑郁症。
叶若夫的妻子也背上了黑锅。
几周的治疗对她没有帮助。她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鲁米那，于11月ZI日死亡。
在顿河公墓安葬了她。叶若夫没有参加葬礼，他已经顾不上这个了。他最后的自由
时光即将到头。
妻子在临死前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科柳申卡（尼古拉的爱称译者注），恳求你，不仅仅是恳求，而且还坚
决要求你审查我的一生和我整个人。一想到有人怀疑我搞两面派活动和犯下了某些
无中生有的罪行，我就无法容忍……我在国家和党的面前没有任何过错。科柳申卡，
为什么我就应该承受这种让人很难想象的痛苦？我成了一个败坏了名声和蒙受了耻
辱的孤独的人，成了一具活的僵尸。有个念头使我很苦恼：‘为什么要活着？我应
该用非人的煎熬去赎什么罪？’
“如果能够与这个珍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人（指斯大林作者注）哪怕只交谈
5分钟该多好啊。我看到，他非常关心你。我听说，他富有同情心地谈论过妇女。他
会理解我。我相信，他不会错怪人，不会让人有灭顶之灾。”
而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叫来叶若夫，建议他与有可疑关系的妻子离婚。
后来侦查人员虚构了以下情况：叶若夫的妻子于1926年被英国情报机关招募，
后来该情报机关又招募了他。为了不让妻子出卖自己，叶若夫就把她毒死了。
叶夫根尼娅·叶若娃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举止轻浮，对文学艺术界的人士很感
兴趣。叶若夫本人曾断言，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著名的极地考察员奥托·施密特
是她的情人。
叶若夫的案卷中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监视1938年6月来到莫斯科的米哈伊尔·亚历
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的材料。监视记录上写道：“叶若夫同志的妻子来看望过肖
洛霍夫，他们两人关系暧昧。”
后来叶若夫心甘情愿地指控自己的妻子搞间谍活动：“叶若娃与巴贝尔有不寻
常的友谊，我怀疑这里面有间谍关系。”
巴贝尔是著名作家，其作品有《骑兵集团军》和《奥德萨的故事》。巴贝尔被
逮捕和枪决了。没有动奥托·尤利耶维奇·施密特和肖洛霍夫。他们在这次抽彩中
得到了幸运的彩票。
出生在阿塞拜疆的卡连·涅尔谢索维奇·布鲁坚茨在自己那本名为《在老广场
30年》的书中反映了那段时间的情况。当年其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来上级
把他从国家安全机关调到民警机关工作，任命他为阿塞拜疆共和国汽车检查局局长。
有一天他往家里打电话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因为正在进行逮捕，任何人都
不准离开大楼。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遭遇了浩劫。这是几次浩劫中的一次。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一些人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如果他们走
进一间办公室，那就意味着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被捕了……
为数不多的人曾试图自救。1938年6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局长、
37岁的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逃离了苏联。越过中国边界后，他落到了
当时统治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手里。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柳什科夫接到了去莫斯科的通知。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
么，于是干脆在第59边防队驻守的地段越境去了满洲里。这件事其实并不难。他对
陪同自己的边防哨所所长说要去见一个日本间谍，然后就越境而去了。他向日本人
讲了许多情况，不过这没有帮上日本人的忙。 柳什科夫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很不好过。日本不是个可以寻求政治避难的国家。
他在1945年8月被日本人杀害了。
同年10月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
斯片斯基也曾尝试逃走。他在与叶若夫通电话时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到事情不妙，
意识到事不宜迟，应该自谋生路。
他在人民委员部留下这样一张字条：“我将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在河边找我的
尸体。”在第聂伯河岸边发现了他的衣服，潜水员也确实找到了一具尸体。乌斯片
斯基当时在国内东躲西藏，但一个月后还是把他找到了，一年后他被枪决。
然而，叶若夫是根本没有进行自救尝试的人之一。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想过。他
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寄希望于斯大林宽恕自己。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把所有
的敌人都揭露出来和消灭掉。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什么错误。有人说，他在最后
几个月里酒喝得很多，行为举止有失体统。
在清除叶若夫前两周，斯大林迫使他亲手写报告，内容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掌
握的告密材料是告发哪些高级领导人的，首先是告发哪些政治局委员的，每个人受
到的指控是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步看法如何等等。开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名单。
这份材料是手写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的，因为打字机打的东西可以伪造。
斯大林一直把这份材料保存在自己的档案室。在这些告发政治局委员的材料中
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只是某些人热心地记录下来并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不
太合适的和模棱两可的言论。不过，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这份文件本身。在必要
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给它添上已经被捕的人提供的其他一些类似的举报材料和
供词。
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局局长瓦连京·茹拉夫廖夫的举报材料是逮捕叶若
夫的根据。举报材料很可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写的，要不然茹拉夫廖夫指控人民委
员保护可疑人的举动也太大胆了。只有确信叶若夫的命运已经确定，才有可能写这
种东西。斯大林亲口夸奖了茹拉夫廖夫。他被调到了莫斯科，但是在贝利亚时期被
消灭掉了……
1938年11月23日，叶若夫在斯大林那里。他在总书记办公室呆了近4个小时，从
21点15分呆到午夜1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场，他们当时是斯大林信任的主
要人物。
叶若夫那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请求解除他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
并且列举了自己犯的错误：
“第一，很显然，我没有胜任这个责任重大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没有充分抓
好十分复杂的情报工作。我的过错在于，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应该做的那样及时向联
共（布）中央委员会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我的过错在于，当看到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的时候，甚至在内务
人民委员部内部批评这些缺点的时候，我没有同时向中央汇报这些问题。因满足于
某些成绩，想掩饰缺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瞎忙，试图改善工作局面。由于改善工
作不顺利，我便急躁起来。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在政治上不信任某位工作人员，但却拖延解决
逮捕他的问题，等着挑选另外的人替代他。由于这种事务主义的考虑，我看错了许
多工作人员，推荐他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现在他们作为间谍被揭露出来了。
“第四，我的过错在于，在坚决清洗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保卫处的工作中我
表现出了对肃反工作者来说完全不能容许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在拖延逮捕克里姆林宫阴谋家的事情上尤其不可原谅……
“我应该说，虽然我的工作中存在这些缺点和疏漏，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中
央委员会的日常领导下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我 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
同志许下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义务：我将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牢记所有这些教训，
注意自己的缺点，在中央认为有必要使用我的任何岗位上改正缺点，不辜负中央的
信任。”
甚至像叶若夫这样的人也有些幼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应该明白等待他的是
什么。可是他却相信，像他这样忠于斯大林的人会得到宽恕。可以被撤职，可以被
逮捕，但是不会被枪决。为什么要枪决他呢？
然而，他的辩解没人感兴趣。叶若夫和他的一班人马成了废料。内务人民委员
部已经交给了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为首的新班子。新班子努力地消灭
着自己的前任。
更换班子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一切过火行为和错误的责任推
到叶若夫和他的人身上去。党严厉处罚了违法者……人们看到了斯大林有多么公正，
看到了当周围有这么多敌人的时候，他处境多么艰难。
与叶若夫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1月24日，斯大林签署了完全中性的政治局决定：
“1．满足叶若夫同志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
“2．保留叶若夫同志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水运人民委
员的职务。”
指出的解职原因对叶若夫来说是非常体面的：“一方面考虑到叶若夫同志在声
明中陈述的理由，另一方面考虑到他有病在身，无法同时领导两个重要的人民委员
部。”
又过了一天，即11月25日，贝利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
对叶若夫的压力增加了。
1939年1月10日，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水运人民委员叶若夫同志经常不按时上班，并且置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的屡次警告于不顾，继续在下午3点、4点或5点到水运人民委员部上班，对工作和履
行人民委员的职责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兹决定：
1．就轻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予警告处分，并且警告今后不得再有这种现
象。
2．责成叶若夫同志准时到人民委员部上班并正常领导人民委员部。”
他这个中央书记甚至没有被选为党的18大代表。
1939年4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完不成运输计划的水运人民委员
部分成两部分海上船队和江河船队。这样叶着夫就丢了工作。
第二天，4月10日，刚刚当选为中央书记和被任命为领导干部局局长的格奥尔基
·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把叶若夫叫到了自己办公室。他坐在叶若夫红极
一时的时候坐的那把椅子上。然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时代结束了。前人民委员
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了。逮捕证是新人民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
亚签发的。
他被关进了苏哈诺夫特种隔离侦讯监狱。那里关押的犯人为数不多。
被捕后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张便条：
“拉夫连季：
虽然对我作出的和我按照党员义务接受的结论很严厉，但是我凭良心向你保证，
我将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斯大林同志。
你的叶若夫”
叶若夫病了。他得了结核病和牛皮癣。当把他送进监狱医院时，没让他用自己
的名字，在病历上写的是“1号病人”。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
库莫夫后来在监狱医院里也被人起了大致相同的名字“15号囚犯”。
叶若夫被指控“有叛变观点和间谍观点，与波兰和德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与
敌视苏联的波兰、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统治集团有联系”，搞阴谋，策划在1938年
11月7日搞政变，搞破坏活动。
叶若夫承认，德国情报机关在1930年招募了他：“利用党员的外衣作掩护，我
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欺骗，要两面手腕，进行反对党和苏联人民的冷酷无情的和隐蔽
的斗争。”他承认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
他承认，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讲述了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这
两位元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的犯罪活动，还说
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与敌对分子有关系。
这意味着，肃反工作者也收集这些人的材料。这张网非常大，它实际上撒向了
国内所有或多或少有些名气的人。只要斯大林表现出兴趣，所需要的案卷就会放到
他的桌子上。
不过，这些材料没派上用场，所有人都继续享受自由。无法弄明白，为什么斯
大林宽恕了一些人，处决了另一些人。
叶若夫承认，他曾策划针对领袖的恐怖行动曾打算在宴会上或在看电影时
向斯大林开枪。
总之，叶若夫承认了一切：“我不否认曾经酗酒……我经常带女孩子到一个朋
友家去过夜。”
根据刑法第154条第1款指控他使用暴力或利用受害人的依从状态搞同性恋。不
过，判决书中未列人这一条。叶若夫本人承认自己“道德上和生活上腐化”。他说：
“这指的是我早就有的恶习鸡奸。”据他讲，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开始有了“双
方都积极的关系”。
压制同性恋者在苏联和德国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发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亨里希·亚戈达写给斯大林的
一份落款日期是1933年12月13日的报告：
“为了在近期内取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性恋者团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
查明了举行同性恋聚会的各种场所……
“同性恋者把完全健康的青年、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和某些大学生拉下了水，
使他们变得道德败坏……
“我们没有可作为依据来打击同性恋者的刑法……我认为，必须颁布关于搞同
性恋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应法律。”
通过了有关法律，而且同性恋者像政治犯那样受到了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
1934年春天，肃反工作者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现了同性恋者，并于4月份逮捕了
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德米特里·弗洛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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