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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
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
站。
那为什么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还会猝不及防呢？
在1936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
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写道，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1938年12
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
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在‘图哈切
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
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
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
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
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自己的上级。 尼科利斯基对我说：“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
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
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
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
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
尼科利斯基将军接着说：“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
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
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
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
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
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
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
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
为没有自动武器。
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
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
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
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
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
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
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您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
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
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
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
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
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
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
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
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
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
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
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
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
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
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
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1942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
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
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本来挺喜欢情报机关，可是却借叶若夫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
驻柏林情报站到1938年仅剩下了3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
直到1939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
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
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
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
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
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
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
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
领导人。间谍头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
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
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
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
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只向上司报告了想从他
那里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
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
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
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
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
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
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展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画面：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
应该做什么。而实际生活中完全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
根据。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
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几年前，对外情报局突然说，施蒂尔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个叫维利·莱曼的德
国人。他是盖世太保成员，自1929年起用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好像曾把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交给了尤利安·谢苗诺夫，但是建议他把德国人改
成俄罗斯人。
事实不是这样。当时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被作为密件，直到不久前才将其解
密。尤利安·谢苗诺夫没有怀疑过布赖滕巴赫。
化名布赖滕巴赫的盖世太保成员维利，莱曼确实是地位最高的苏联间谍。他的
命运很悲惨。1938年，在斯大林毁掉了苏联设在德国的情报站之后，与布赖滕巴赫
的联系中断了。他在两年里根本无法帮助苏联，因为没有人和他接头。关系在1941
年初重新接上了，但是因德国进攻苏联又中断了。
在1942年，不知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愚蠢，竟然把布赖滕巴赫毁掉了。情报
机关把一个训练得不到家的间谍空投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并把与布赖滕巴赫接头的
暗语告诉了他。盖世太保马上就抓住了他。这个人供出了并不是施蒂尔利茨的布赖
滕巴赫。
战争爆发前，苏联在德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
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
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
泛，因而提供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
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
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
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中央机关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
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
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
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逮捕。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
七个瞬间》中出色地扮演了这个人物。生活中的米勒并不是如此显耀和令人感兴趣
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
我在柏林走过了好像施蒂尔利茨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条街。德国首都的帝国
安全总局大楼没剩下什么，遗留下来的只有已成废墟的当年负责警卫的党卫军分子
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
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
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
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
盖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
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
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也
有一些人自愿做帮手。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
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
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
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
（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奥列
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
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
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
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
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
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
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
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其中一个人的
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金·菲尔比。
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3个人：他的朋友唐
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
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
施蒂尔利茨。
曾领导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英国间谍的对外情报局上校尤里·伊万诺维奇·莫
金向我介绍了这个施蒂尔利茨式的群体。莫金本人在情报机关工作了45年。战争期
间情报机关得知他略懂英语后，就录用了他。他在英国总共呆了大约10年，第一次
从1947年工作到1953年，第二次从1955年工作到1958年。和我见面时他讲了以下情
况：
“我在工作上与恩托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保持联系，与菲尔比联系得比
较少，因为在我的任期内他不在伦敦。他们几个人都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们无需
我方的或我本人的指示就知道，什么事情紧迫，什么事情不那么紧迫，什么样的国
际政治问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什么样的此类问题不需要这样做。我的干预有时候
是有害的。有一次，总部指示就英法关系的某个问题提供有关情报。我问了伯吉斯。
他说，情况很复杂，双方有大量的信函往来，最好由他本人写一份简短而又容易明
白的材料。我愚蠢地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把所有文件都拿来。伯吉斯照办了。无论
是身居伦敦的我，还是总部的专家们，都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伯吉斯
对情况加以说明……”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
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
从5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
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
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
我对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说：“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
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莫金回答说：“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依我看，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五人小
组为我们工作这件事纯属历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
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30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
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
时髦的事情。
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
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
悉苏共历史。
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
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
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
麦克林是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