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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切林就住在办公室旁边，他认为一个人民委员应该时刻不离战斗岗位。在有
急电来或者应给驻某国的外交使节签发密电时，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深夜也要叫醒他。
他睡眠极少，常在凌晨才躺下。有时在深夜也会召见外国大使。夜间他常口授
致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和给部领导班子的指示，起草外交照会或写文章。天亮
以前这些文件都应打印好放在他的桌子上，以便他在整理好的材料上签字并发到收
件人那里去。
奇切林自己掌握着大使们发来的密电，因为他对谁也不相信。他认为各种条约
的秘密附件只应保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由专门为此目的而派来的一个
连守卫。 奇切林的主要功绩在于：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对苏联的承认。
他把俄罗斯引回到了传统的外交轨道。对政治局来讲，同其它国家和平共处的
可能性只是一句口号；而对奇切林来讲，这却是一个现实的目的。虽然他也把革命
的言词挂在嘴上，但是在自己的行动中他的首要出发点却是要完成实际的任务。
在1922年4月举行的热那亚会议上，奇切林给国际外交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
是苏联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
在送别奇切林时，列宁对他说，不要公开说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目标，以免吓
坏了西方国家，千万不要大谈什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提什么口号都可以，甚
至那些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口号也行，只要能“瓦解敌人” 就好。列宁的这个战略就
决定了从奇切林到葛罗米柯时代的苏联外交路线。
奇切林的第二大成功在于：他在拉帕洛与德国签订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相互
不再提出要求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条约。
尽管是在不同的方面，俄国与德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这使两
国接近起来。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在当时的欧洲是两个受鄙视的国家。它们联盟
的基础是两国领导层对加人协约国联盟的西方国家怀有同样的仇恨。
在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最后两三年，奇切林已不能工作了。他长时间卧病，在国
外治疗。国际上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的外长不回国，一些奇怪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
为此，在《消息报》上开了一张奇切林所患各种病的清单：糖尿病、咽喉炎、感冒、
肺炎、多发性神经炎。
1930年，因为健康原因解除了奇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奇切林希望让政治
局委员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做自己的继承人，后者当时正代替捷
尔任斯基领导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奇切林还为古比雪夫写下了详细的工作指南。
相当奇怪的是，奇切林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的最后信件都是写给古比雪夫的。
然而，外长的职务任命给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他当时是副
外交人民委员，在奇切林长期生病期间他主持全部外交工作。
奇切林和李维诺夫相互憎恨。奇切林抱怨说，李维诺夫是个卑鄙小人和不学无
术者，不应让他主持外交工作。
李维诺夫则说，奇切林是同性恋者，专门在夜里工作的怪家伙，他把外交人民
委员部的工作搞得一团糟。
一些同事们证实，奇切林干不好组织工作。这似乎是真的。奇切林本人认为：
“为了弄清楚某件工作是否正在进行，应该亲自与人们交谈，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
有时也要检查一下，比如说，防火的组织是否能很好地运作，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
去消灭那些啃咬文件的鼠类和蛀虫……”
奇切林还曾编写一份指示分发给驻各国使节，那是关于大使夫人们在招待会上
应该如何着装的细则。他建议让她们穿黑色长袖裙装，不要祖胸露背，不配戴任何
珠宝手饰。
和李维诺夫不同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奇切林讲话总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
注意倾听每一位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在党内他是没有什么分量的。
然而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奇切林把一切都写得无比坦率。他指出，妨碍人民
委员部工作的是：党内的清洗、社会工作、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告密。
使他非常恼火的是，常把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党的干部派到他这儿来工作。他写
道：“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角色塞到我们部里来，特别是那些缺少对外交往文化素质
的人（他们会用手指挖鼻孔、随地吐痰）——这对发展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迫切需要
的新的联系造成极大的困难，甚至连保持已有的联系都不容易。”
奇切林认为，在内部自己的主要敌手是共产国际。20年代苏联有两种对外政策：
一种是国家的政策，由奇切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另一种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人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允诺支持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
公开支持各国共产党——这一切使苏联外交界所做的与周围世界和睦相处的努力遭
到破坏。
莫斯科以金钱和武器帮助德国的共产党人，认为世界革命会从德国开始。同时，
莫斯科又同德国政府及德国国防军密切合作，而它们是镇压共产党的。
奇切林离职以后在政治局控告共产国际，说共产国际的行动带有流氓性质。
自己的第二个敌手奇切林认为就是国家政治保安局。他说：“国家政治保安局
的领导人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他们不诚实，耍花招，总想撒谎，欺骗我们，不遵守
诺言，隐瞒事实……他们不同我们商量就逮捕外国人，引发了无数的国际事件，有
时候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外国人被非法枪毙了（不经过法庭是不能枪杀外国人
的），而当时却不向我们通报实情。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待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外国使馆的
私人朋友经常是个个都遭逮捕——这种工作系统实在可怕……更糟糕的是，总企图
迫使或教唆在外国使馆当仆人、门卫或司机等等的本地人去做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内
线告密者，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服从就会被逮捕……国家政治保安局还把我们一些水
平极高的、极为可贵的外语专家当做敌人来整，以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的亲朋好友，
乃至他们的妻子把这些人的言行向保安局告密……
“保安局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各驻外使馆都建立了内部监视系统，并以最荒
谬、最野蛮的方式对我、大使们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进行特务活动……”
两个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不断。“契卡”人员对奇切林本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
部种种毫不客气的做法，使这位外长愤怒无比。
1921年3月，“契卡”人员逮捕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怀疑他是间
谍。捷尔任斯基把此事向列宁做了禀报，却没有告知奇切林。后者甚至无法得知，
他的部下究竟为什么被捕。
奇切林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或者决心用中国的万里长城把
俄罗斯圈起来，让它闭关自守；不然就应该承认，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利益才是它的
根本利益，有损这种利益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共和国的直接打击。
“如果这种考虑不能使您的一些密探们住手的话，那么您应该制止他们。他们
的水平我们是知道的……我认为自己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有权坚持要
求：不管怎样也要向我说清楚，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千方百计地想要渗入到驻莫斯科的各个外国使馆中去，破译
这些使馆与其本国往来的密电。但是它的行动往往并不巧妙，当被外国使馆发现时，
就会产生争吵。而解释和调解的工作却要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做。
为了解决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之间的争端，政治局不只一次地
建立了专门委员会。1923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莫
洛托夫，1928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
则。
在那些年代，同“契卡”人员还可以争论争论，国家安全部门尚未成为一个拥
有无限权力的独断专行的机关。
第一个逃往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说：“为了争夺影响
力，情报机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两个机关对于同
样一些问题的情报资料和结论几乎永远是有分歧的……在驻外人员的任命问题上，
斗争会进行得格外激烈。一直到国外，在大使和谍报头目之间还要继续搞这类斗争。”
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是苏联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
早在1930年他就写了一本回忆录，此书出版时名为《秘密恐怖活动：一个情报人员
的手记》。
他写道：“在国外，大使与情报机构头目之间的斗争有时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
度。斗争的根源在于双重权力，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情报机构的头目享有完全的
独立性。驻外人员对他的恐惧要比对大使的恐惧更为强烈。大使本人也感到自己经
常受人监视，随时担心着会受到谍报头子的作践。”
在往后的年代里，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了。如果特工机构认为某个外交官“不适
合出国”，那它就能毁了此人的前途。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后来的外交部，只
能接受这种决定，决定是写在一种统一模式的表格上的，上面盖着“绝密”的印章。
甚至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后的外交部的领导也只能去猜想：那人究竟在什么问题上
得罪了“邻居们”。
特工头目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大使们的一举一动，并把他们的所有失误都向莫斯
科禀报。而大使们只能在暗中仇恨这些特工头子，对这些名义上是他们助手的特工
们怕得要命。
不过在阿加别科夫所生活的那些年代，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是奇切林，外交官
们还有可能同特工人员对着干。
阿加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一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温施利希特让我
带着一封介绍信去见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总务主任，请求他安排我在他们那里工作。
尽管有温施利希特的亲笔信，外交人民委员部硬是没有接受我。”
当阿加别科夫已当上了驻阿富汗的情报人员头目时，大使还要求他把发往莫斯
科的所有电报都给大使过目。后来，这样做就不可能了。大使们认命了，决定不再
和特工头子们争吵。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铁甲拳头
1922年2月6日，那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
“关于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关于进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规则” 的决定。
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全俄肃反委员会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的国家政治保
安局（简称“格帕乌”）。看起来，这个惩罚机构的地位下降也是符合逻辑的：战
争结束了，敌人也少多了。两年之内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机构减员一半。
但这对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却毫无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作为
“格帕乌” 的首领，他要服从的上级就是他自己。
可是其他的“契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区工作的“契
卡”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最后，整个部门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在1923年的11月，
“格帕乌”又被改建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简称“格帕乌”总局），其地位是一个
独立的人民委员部。
1922年，新的刑法法典生效。“格帕乌”不再有权判处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
流放。但是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如下权力：可以将那些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
以及非法政党的成员判处流放。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只领导“格帕乌”总局。
据此职务，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自己的
“格帕乌”，但它不从属于地方政府，而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这是一条带有原则性的路线——安全机关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对此，地方
权力机关一直心怀不满。党的书记们知道，在自己身旁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它
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向自己禀报它的活动，它甚至还要监视自己。对这
种情况党的书记们甚感不快。
地方权力机构想要争得领导“契卡”人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中央从一开始
就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价值在于它是控制全国的最重要的工具。
1918年10月16日，扬·彼得斯在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曾向全
国各省的党委会签发了一份指示信，其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传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恐怖行动，庸
俗的小市民群众、大小资产阶级一起真正地高声叫喊起来。在列宁同志遭枪击和乌
里茨基同志遇害以后开始的反资产阶级恐怖行动，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无产阶级行
使恐怖手段的阶段，此时它才从决议转而真正实施这样一些手段。
“在遭到打击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和它大喊大叫的影响下，在许多苏维埃
机关里，在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中，更可悲的是，在个别的我党成员中，开始
了反对‘契卡’的运动。
“他们于是只服从地方管理机关，改选并重新任命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刊
上掀起反‘契卡’浪潮，等等。
“我并不否认，在个别的肃反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一级委员会中，有违法乱
纪的事，但这不等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错误就要砍掉这个无产阶级战斗机构
的翅膀。
“我党中央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观点，今年10月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肃
反委员会是中央的权力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隶属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各地的‘契卡’服从全俄肃反委员会，而对各地执行委员会有禀报工作的义务。”
当时的副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谁也不会说此人是
个大大的人道主义者）写道：“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进行镇压时
的残忍，以及它那种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完完全全的神秘性。”
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 人员处
于省一级司法人员的监督之下。
对此，捷尔任斯基当然表示了断然反对，他说：“如果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交给
司法人民委员部去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没有了
威信，从而使白卫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这种做法不
是监督，而是在破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声誉。‘契卡’是处于党的监
督之下的。设置省一级的司法政委，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因
为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而‘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
构。”
克雷连科仍然认为“契卡”人员破坏法治。1925年他上书政治局，指出“格帕
乌”总局超越了赋予它的职权，建议严格而强烈地限制“格帕乌”不经过法庭而只
经过特殊会议的方式审理案件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注意“格帕乌”
总局机构侦缉案件的过程。
捷尔任斯基再一次迎头拒绝了克雷连科的建议。他有另外一种逻辑：“在目前
的政治情况下，不允许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削减‘格帕乌’总局的权
力。”
在这一类的冲突中，捷尔任斯基总是胜利者。他的部门比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检
察院加在一起都重要。甚至连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表示的不满，对他也不构成什
么危险，虽然他总得对批评作出某种反应。
1924年底，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和列宁称之为“党的宠儿”的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格帕乌”总局的工作。当时捷尔任
斯基没有在场，布哈林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给“格帕乌”总局的主席写了一封亲
笔信。其中说：
“……为了不使您有什么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请您理解
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过渡到比较‘自由化’的形式：少来点
镇压，多来点法治，多来点讨论，自治……
“因此我有时反对有关扩大‘格帕乌’权力的建议。请您理解，亲爱的费利克
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个人以
及对‘格帕乌’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好的情感。这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