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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伊利亚·爱伦堡是个国际间谍。第三，难道您不知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是
英国间谍吗？我此时问您，您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为什么您不给我们任何暗示呢？……”
斯大林想再次使用那种在他看来确保他1937年大清洗获得成功的模式。他那时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中央书记叶若夫接替肃反头子亚戈达，将老工作人员清除
出国家安全机关，派职业党务工作者前去接替。而那些被捕者被列为德国间谍，因
为人民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
如今肃反头子阿巴库莫夫被苏共中央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所取代，党和共青团机
关里的年轻人被调往国家安全部。被捕者被称作是美国间谍。但鉴于1952年公众的
情绪不同于1937年，需要进行公审。公审可以激化国民的仇恨，可以为大清洗创造
必要的气氛。
然而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切……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
在3月份的那一天，在领袖的尸体旁，瓦西里·斯大林第一个喊道，他的父亲是
被谋杀的。这样想的人不止他一个。
斯大林即使上了年纪，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人。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
他会猝然死亡，虽然最后几年他一直疾病缠身。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来判断，他得
过两次中风。但当时这事是不能说的。
当他感觉不适的时候，他不让任何人到他跟前来。他曾在南方生病。在他第二
次中风的时候，贝利亚想前去探望他，斯大林没有允许。
他不仅不需要纯粹出于人性的同情，而且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恙在身。他的病
是国家最高机密。所有人都认为，领袖身体健康，并且在工作着，即使是休假时也
在工作。
苏联报刊每天写这个人的事情，而他想的是让同胞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允许他
们知道的范畴。
比如，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和官方的履历介绍中都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
奇·朱加什维利生于1879年12月21日（公历）。但有文件表明，他的出生时间比通
常认为的要早一年零三天，不是1879年，而是1878年。
在哥里圣母升天教堂的生死登记册上写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生于1878年。
他在哥里教会学校的毕业证明、警察局的文件以及他1920年亲手填写的履历表上也
写着这个年份。此后他的出生年份便被更改了。
斯大林后来自己填写表格时，出生年份一栏他干脆就空过去不填了。如果是别
人按他的口述来填写，那就让写多大年纪，比方说45岁还是没有指明出生年份……
历史学家们认为，此事是有缘由的。
瑙莫夫教授说：
“这样做似乎是想掩盖在蹲监狱期间同宪兵局打交道的事情。如何从卡片库里
找一个人呢？得知道姓、名、父称和出生日期。如果出生日期不一样，人就找不到
了……”
这是不是说，历史学家们还是怀疑斯大林同宪兵局有某种关系？
瑙莫夫教授说：
“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谁知道一个人进了监狱后会有什么样的言行呢？
自由的时候，跟同志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英雄；而在那里会是另一个人。特别的关
系很可能不会有，但是某种动摇和尽快获得自由的愿望是可能有的。而斯大林不希
望有人知道这件事……”
斯大林的私生活和健康状况也属于这类秘密。战前他是个健康的人，只是经常
得流感和咽峡炎。
保留在政治局档案里的斯大林个人案卷被人巧妙地清理过了，没有完整的病历。
有那么个别几页装在封口的信封里。上面可以找到关于困扰斯大林的没完没了的感
冒和咽炎的医生记录。但关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却只字未提。他曾经向周围的人
抱怨说头痛，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典型的症状，而有关他这种抱怨的医疗记录却
没有。
战后他开始病得厉害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从1945年起，他每年都要
在南方度过三四个月。通常都是在12月ZI日，即他的生日前回来。在远离众人的南
方，他接受治疗。对他进行的一些分析化验的结果保存了下来。只是开的证明用的
都是别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取送单据的保卫人员的名字。1952年，所有化验单据用
的都是他的侍卫长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
瑙莫夫教授说：
“有人说斯大林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经常赶走医生，说给他治病的是波斯克列
贝舍夫，这并不符合事实。波斯克列贝舍夫对请医生一事负责。而且给斯大林开的
所有药，他都要第一个服用！”
这种中世纪所使用的防止中毒的方法是否证明斯大林很怕死？
瑙莫夫教授说： “斯大林就像他的帝国里的所有人一样胆小怕事。他怕遭到谋害，怕有人给他
下毒。他活在一个充满刑事犯的世界里。如果他杀人，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杀他呢？
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就餐时，也都不急于吃东西。每个菜都得有人尝过。人们把这当
成是关心客人的表现……”
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拉科西·马加斯曾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回忆说，斯
大林通常要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吃晚饭：
“食物和饮料放在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都自助，包括斯大林。他总是充满好
奇心地掀开菜盘上的盖子，让我注意这道或那道菜。聚餐的时候斯大林甚至总要多
喝几杯。我不止一次观察他如何端着并不适合用来喝香槟的高脚杯，一小口一小口
地饮用齐姆良葡萄酒或是香摈酒。不过斯大林喝酒的过程就像他抽烟一样，同抽烟
本身相比，斯大林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撕开‘黑塞哥维纳’牌烟的纸卷，将烟丝装满
烟斗，然后一口一口将烟丝引燃。
“这种晚餐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人们讲着笑话，甚至有不少是下流的笑话，
伴随而来的是在座众人的哈哈大笑声……
“当凌晨三点钟斯大林走出房间时，我提醒政治局委员们：‘斯大林已经73岁
了，这种延续到深夜的晚餐不会损害他的身体吗？’同志们让我放心，对我说，斯
大林知道分寸。的确，斯大林回来了，但几分钟后便起身，人们也开始散去。”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斯大林在“近郊” 别墅度过他生命中最后
一个新年的情景：
“斯大林心情很好，因此自己喝了很多酒，也让别人多喝。然后他走到电唱机
前，开始放唱片。大家听了管弦乐、俄罗斯民歌和格鲁吉亚民歌。然后他放了舞曲，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舞。
“我们有一位‘公认’的跳舞高手米高扬，不过他跳什么舞都是一个样，
无论是俄罗斯舞还是高加索舞，所有舞都从列兹金卡舞开始。而后伏罗希洛夫跟着
跳了起来，其他人也随之起舞。我本人没有‘动手动脚’。布尔加宁脚踏节拍，和
着一首俄罗斯的什么舞曲。斯大林也挪动双脚，摊开双臂。我要说，大家的情绪都
不错。
“后来斯韦特兰娜露面了。父亲当时就让这个不喝酒的年轻女子跳个舞。女儿
执意不肯，斯大林这个当爸爸的便开始一个劲地揪她的头发。”
两个月后，领袖与世长辞。
在3月的那些日子里，国家安全部因斯大林生病而写了几份反应综报。落款日期
为3月5日的军内反应综报目前已被解密。我们只从中节选几个片断：
“斯大林同志之所以得了重病，罪魁祸首还是那些医生杀人犯。他们给斯大林
同志服用慢性毒药。”
“斯大林同志有高血压，而他的敌人却让他到南方去治疗。看来这也是医生所
为。”
“斯大林同志可能也是中了毒。我们面临艰难的生活，他们毒害了所有人，而
真话却不能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康复，那么我们应当到以色列去，消灭犹太人。”
不过，当时也发现有人说：“他是罪有应得。”这些人被下令逮捕。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相信，斯大林是被害死的。有关的说法有很多。
第一种说法：
斯大林是贝利亚害死的，因为他知道斯大林准备除掉他，于是赶在领袖前面下
手了。
按照这种说法，贝利亚预先除去了所有忠于斯大林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助手波
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将军，他在领袖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安插了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专门为此策划了“医生案”斯大林
不信任其他医生，不让他们靠近自己。在需要的时刻，贝利亚命令国家安全部保卫
局的工作人员赫鲁斯塔廖夫给斯大林打了致命的一针。
事实上，贝利亚在那些年并没有掌控国家安全部，斯大林的侍卫并不由他来挑
选，“医生案”也不是他策划的。但即便没有证据，传闻依然存在。
第二种说法：
斯大林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害死的，因为斯大林想把所有犹
太人都赶到西伯利亚。
在别墅交谈时，卡冈诺维奇要求客观审理“医生案”，由此出现了争吵。斯大
林想叫警卫，但米高扬没让他按铃。斯大林突然发病，而后一命呜呼。
关于这一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卡冈诺维奇让自己的侄女萝扎作了斯大林的
情人，她在领袖的药房里偷偷更换了药片。
从来就没有什么萝扎·卡冈诺维奇，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本人到死都是斯大林
最忠实的奴仆，他的胆子特别小，一辈子都没敢反驳过斯大林。但有人愿意相信确
实有这么回事。
第三种说法：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电水壶，中央主席团（在1952年召开的18大上，政治
局改名为主席团）的任何一名成员都有可能偷偷在里面下毒。斯大林在送走同志们
之后想喝点茶，结果却喝了毒药。
当赫鲁晓夫等人早晨回来后，斯大林还活着。他们看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便
勒他的脖子。最终弄死了老头儿。而保卫人员则被他们枪毙，为的是谁也不知道这
件事。
这是最为荒诞离奇的一种说法……
根据近些年来收集到的文件资料来判断，1953年3月的那些天，情况是另外一个
样子。
多年担任《真理报》总编辑的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
位于昆采沃的那所木制结构的别墅，即斯大林那所著名的“近郊”别墅，先前只有
一层楼，后来又加盖了第二层。紧挨着别墅的是警卫和服务人员的住房。墙上挂着
一个标有数字的信号盘。每一个数字对应的是别墅里的一个房间或是一个地段。信
号盘上亮着小灯，这是为了让警卫知道，斯大林在什么地方。他始终处于监护之中……
那天早上斯大林比平时晚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警卫们不敢去打扰他。而当他
们进去之后，发现他躺在地板上。
各种说法的制造者都肯定地说，警卫人员将所发生的事情报告了贝利亚。“可
为什么报告给他呢？”人们向这些制造者们提出疑问。
事实上，警卫人员按规定给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打了电
话。而他吓坏了，对警卫说：给贝利亚或马林科夫打电话。他们给马林科夫拨通了
电话。他当时的职位应该算是最高。他本人又给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打电
话。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4个人一起来了。
为什么是这4个人呢？因为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内只邀请过这4个人来这里。
其他人来不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甚至还有老朋友伏罗希洛夫全都
处境不妙。斯大林不让他们到自己的别墅来。他说莫洛托夫是美国间谍，称伏罗希
洛夫是英国间谍这一切并不是在开玩笑。
斯大林在生前最后一次党代会即党的19大上，挑选了许多新人进入中央主席团，
这意味着，他想仔细观察一下他们。他把新人召集到在一起，同他们交谈，告诉他
们，中央书记应当怎样工作，主席团成员应当怎么做。他打算用他们来取代老的领
导层。因此不论是莫洛托夫。米高扬还是贝利亚等待他们的都是逮捕。
4人到来后，警卫人员汇报说，他们发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于是把他抬到了沙
发上。现在他看上去像是睡着了。政治局委员们胆战心惊，不敢进他的房间：万一
斯大林突然醒过来，发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闯进来，那可怎么办。他们走了。
警卫人员第二次打电话，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已聚到一起有责任大家都担
着！他们在医生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别墅。
第一个走到斯大林跟前的医生不敢抓他的手。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来到
已经垂死的斯大林的房前，可他却不敢进来。
领袖的生命危在旦夕，可他们还在他身旁战战兢兢。谁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
斯大林自己害死了自己。他在自己身边制造了这种恐怖气氛，以至于他的助手
和警卫在他临死时都不敢去帮他。
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害怕斯大林。原因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回忆了差不多是最后
一次来斯大林别墅时的情形。当时他坐到了桌子旁，一叠文件将他挡住了，领袖看
不到他的眼睛。他对赫鲁晓夫说：“你藏什么？我又不会逮捕你。把文件挪开，坐
近点……”
有人说，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没有医生照料，没有接受治疗。我就此请教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他研究过领袖的私人文件。
“不是这样，”瑙莫夫教授回答，“医生在他身边。在最后一次发病时他们也
在跟前。至于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许多情况还不清楚，这是另一码事。但有一点已经
可以确定，斯大林那一晚并没有睡觉。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穿着衣服。而且他
也没有摘下假牙。假如他上床睡觉的话，他一定会摘掉假牙的：所有戴假牙的人都
知道为什么夜里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
现在可以完全肯定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当斯大林还没有死并且医生们甚至说他
的情况略有好转的时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便已急急忙忙开
始瓜分权力了。
正因为如此，在1953年3月的那几天，贝利亚守在已经失去知觉的斯大林的身体
前，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可当他觉得斯大林的眉毛好像略微动了一下后，他
吓得跪了下来……令他的战友们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终究也没有康复。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伊格纳季耶夫当选为中央书记，主管护法机关。
而过了整整一个月，4月5日，贝利亚将他赶下台，理由是他在领导前国家安全部的
那一年半时间里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在决定停止调查“医生案”并释放被捕者的那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议的第
三点是这样写的：
“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歪曲苏
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
贝利亚可能是想把他送进监狱，可马林科夫救了自己人。伊格纳季耶夫是马林
科夫的人，而且他也没有忘记这一点。近几个月来，他把自己的所有报告都送给了
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鉴于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领导苏联前国家安全部期间犯下严
重错误”，他被开除出中央书记处，被调往巴什基尔担任州委书记。
但到了7月份，当贝利亚被抓起来之后，伊格纳季耶夫成了“受贝利亚迫害的人”。
更主要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及时地从马林科夫那里转而投靠了赫鲁晓夫。他被恢复
了中央委员资格，尽管伊格纳季耶夫直接审理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子并策
划了“医生案”。
的确，在最紧张的那一刻，他突发心脏病，后来的诊断是心肌梗塞。这是可以
理解的：他掉进了绞肉机里，面对这种残酷的局面，即使是强健的心脏也会受不了
的。
于是，安全部有关上述案件的所有信函都由接替伊格纳季耶夫的第一副部长戈
格利泽来签发。他也向斯大林汇报工作。因此伊格纳季耶夫很走运。
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务工作者，一个官僚。斯大林指望在他身上看到第二个叶若
夫，那个赶走了机构内所有人员、带来一班新人、自己亲自下牢房、亲自审问犯人
并动手打人的叶若夫。伊格纳季耶夫辜负了他的期望，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认真
准确地执行领袖的一切指示，要求下属们逼出需要的供词，而自己却坐在办公桌后
面。
失望的斯大林直接对他说：“你怎么，想吃闲饭？休想。你忘了列宁下令枪毙
卡普兰？还有捷尔任斯基吩咐除掉萨温科夫。你要是怕手脚不干净，我打你嘴巴。
要是不完成我的指示，你会被送进阿巴库莫夫旁边那间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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