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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压抑，而其中个别被折磨得没有样。
“伪造材料的侦查员利用囚犯的这种状态，将预先编造好的供认曾从事反苏活
动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认罪书’强加于他们。
“类似这样不道德的侦查方式将办案员的努力引上了欺骗的道路，而国家安全
机关不再关注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之间的斗争一”
重新审查的只有那些同贝利亚无关的近一个时期的案子。至于其他被抓错了的，
他没有去考虑。
然而当1953年4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内务部关于为“医生杀犯”恢复名誉的
公告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首次承认国家安全机关犯了罪。社会上的
紧张局面得以缓和。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1953年大赦
贝利亚将内务部变成了权力中心。他在这几个月将其能抓到的一切机构都置于
他的领导之下，甚至包括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军事和国家机密全权代表公署（新闻检
查机关），以及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总局。
不过，他不再让内务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将所有用犯劳动的建筑工程局和工
业企业都分配给了各专业部。他只是讨厌从事经营活动。他想当政治家。
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和专业工程总局并了从事核武器生产的部长会议下属第一总
局。
劳改营里的囚犯以及劳改机构和武装警卫队的工作员也就是整个劳动改造
营管理总局和儿童教养所，他都交给了司法部。
他放弃了一切，除了用来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
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和民族主义者）和以前那些战俘当中的战犯（德国和日
本）的特别劳改营和特别监狱。内务部特别劳改营里共关押着22万。他们直到赫鲁
晓夫时期才被释放。
贝利亚组织发起了1953年的大赦。这次大赦被认为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此
次大赦给那些因犯轻罪而坐牢的打开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而后来犯这类罪行已不会
被抓去蹲监狱了。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说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教所共有250
万。大部分囚犯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危险：这是些妇女、少年、老和病。
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是由战前苏联开始实行的严酷的司法制度造成的，那时，
私自离开工作岗位、读职、经济犯罪、轻微投机倒把和偷盗都要蹲监狱。
而1939年6月15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还禁止因犯工作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此命令
是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番话之后出台的。斯大
林说：“我们做得不好，破坏了劳改营的工作。这些当然需要获释，但从国家经济
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好了……不能让这些留下来工作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奖赏，颁
发勋章？可以提前让他们成为自由，但要让他们作为雇佣工留下来搞生产……这就
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自愿与强制买公债，这里就叫做自愿与强制留下来。”
从30年代中期起，对刑法典的大部分修改要么是斯大林本的倡议，要么是根据
他的指示进行的。
1942年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对那些没有干满法定劳动日的集体
农庄庄员进行刑事处罚的命令。
从1940年起，生产劣质产品的工厂厂长要被判刑5…8年。强奸罪从此比杀罪判
得还要重。
1947年通过了关于加重盗窃犯刑事责任的命令。犯被判处长期监禁。因犯此类
罪行而坐牢的有120万。少年因小偷小摸而被判几年。在莫斯科，一名13岁少年因从
合住的邻居家里偷了两罐果酱和一点面包被判了5年。
在劳改营里有3万是集体农庄主席、旅长、工程师、企业领导，他们因演职、经
济犯罪和触犯军法而被判5至10年。
牢里有40万妇女，其中有6000名孕妇和35000名有着两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坐牢
的还有24万老年和3 1000名因小偷小摸和流氓行为而被判刑的未成年。
贝利亚建议释放约100万。那些被判5年以上徒刑，犯有反革命、抢劫、巨额侵
占盗窃和谋杀罪行的不在大赦之列。
与此同时，贝利亚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减轻非严重罪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对
经济犯罪、日常生活中的违法行为和读职罪通过行政措施予以惩罚。
贝利亚在信中写道，法院一年要审理150万的案子，其中有65万被判监禁，而他
们当中有一半所犯的罪行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特别的危险。如果不改变立法，那么一
两年后，劳改营里又将有大约300万……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材料并附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大赦令》草案。草案是由内务部与司法部和总检察长一同起草的。贝利亚的建
议一下子就通过了。3月28日，《大赦令》正式公布。 120万被释放，40万的案子停止侦查。大赦当时被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在
命令上签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的名字……
贝利亚的第一副手的弟弟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中将1953年春天曾
对自己的一名下属说：“你根本无法想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想要干什么。他不
仅会彻底打破我国的现有秩序，而且要打破各个民民主国家的秩序。”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1953年3月
27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递交了一分报告，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昂贵
建设项目。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州委书记的赞同。
由内卫部队承建的和占用大量力物力的建设项目被停了下来，其中包括土库曼
主运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自流运河、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水上通道、顿河
下游水利枢纽。北方的铁路和公路项目。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显然想减轻农民的负担，下放经济管理权，推行较为自由的
政策。
他们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重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马林科夫后来为此而
受到指责。1953年4月1日，报纸上公布了占了一整版的一份长长的减价商品清单。
贝利亚还插手国际事务。
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时，朝鲜和谈开始。在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时代结束，纳
吉，伊姆雷首次成为总理，他1956年再次领导这个国家。匈牙利危机逐渐使另一位
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得到了权力。
贝利亚试图同南斯拉夫恢复在斯大林时期破裂的关系。他委托自己的情报员安
排他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秘密会面。兰科维奇在南斯拉夫领导层内担任的职务同
他一样。他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但他们没有来得及见面。
1953年夏天，东德局势恶化。其领导推行的不当政策、生活水平的低下特
别是同西柏林相比，当时还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导致了6月17日的民起义。起义
者在占领了民主德国的所有城市之后，被苏联坦克镇压了下去。这使们对在东德建
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
莫斯科内部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贝利亚认为，“没有必要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
主义，必须让西德和东德合并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当上外交
部长的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他的主张。当时争论的结果是莫洛托夫获胜，因为6月26日
贝利亚被逮捕。从历史角度来看，贝利亚更接近真理。
在被捕前不久，他将驻外国的主要情报头子召回了莫斯科，目的是向他们布置
新任务。他还撤换了内务部驻民民主国家所有代表机构的领导，派去的全都是些很
年轻的。代表机构原来的领导全都接受外语考试，通过的被降职任命，没有通过的
调回莫斯科。而当时远非所有都懂外语，他们习惯于工作时带上翻译。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贝利亚差不多将内务部驻东德代表机构员裁
减了90％，此前在那里工作的肃反员达2200。贝利亚认为，苏联军官不合理地取代
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并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在东德留下了300名肃反员，而
且他们履行的已完全是顾问性质的职能。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1953年担任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
报局）某处处长，他对我讲述了贝利亚突然将其叫去，派他前往罗马尼亚一下子担
任两名罗马尼亚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和内务部长的高级顾问一事的经过。
“您是不是得到了贝利亚的特殊信任？”
“我对他来说是个新。贝利亚最近几年没有直接领导过国家安全民委员部和内
务民委员部，整个这一时期我不在他的视野之内。1953年是我那良好的工作鉴定和
一局领导对我的好评发挥了作用。”
“那么他为什么派您去罗马尼亚呢？”
“我第一次被派到那里是在1944年9月初。我在那儿呆了3年，认真研究了这个
国家、那里的风上情、们的心理，熟练掌握了罗马尼亚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曾
装扮成地道的罗马尼亚，我的长相也帮助了我。我不想放弃在总部机关的工作。我
曾试图劝说局长取消我的候选资格。可有什么用：没有敢违拗贝利亚。”
“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这是个阴险狡猾、残酷无情、踏着许多的尸体走向权力顶峰的延臣。贝利亚
的脑子很敏锐，精于算计。他熟悉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技巧。
“在1953年3月来到内务部之后，贝利亚对战后这些年情报机关的工作提出了尖
锐的批评，开始对该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派驻民民主国家的顾问班子进
行了改组，让那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工作员担任领导。他要求他们熟练掌握驻
在国的语言，不用翻译就能同保密机关负责和国家领导进行交谈。
“他认为，对待我们的盟友应当更加尊重和信任，因而他坚持要求顾问们不要
干预他国内政，对那些‘不保险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而引
发的事情，不要提建议，以使任何都没有任何借口说，这些事是应苏联同志的指示
而发起和实施的。”
“您从贝利亚那里得到了什么指示？”
“我刚在罗马尼亚首都熟悉了一下情况，6月17日就在柏林爆发了工反对东德政
府政策的运动，这次运动被苏联军队镇压了下去。贝利亚打电话给我，预先告诫我；
‘您要用脑袋保证在布加勒斯特不发生此类事件。’他还吩咐我每天向他本或者是
他的第一副手科布洛夫汇报罗马尼亚局势，科布洛夫当时分管对外情报工作。
“战时在苏联境内组建的罗马尼亚军队的一些精锐师以及边防部队被调往布加
勒斯特城下，加强了城内和郊区的巡逻……罗马尼亚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贝利亚被逮捕的那一天，我的专线电话不响了。我没能给莫斯科打通电话。
“大约过了一个月，像其他高级顾问一样，我也被召回：‘对您的任命没有经
过苏共中央的同意，因此您被解除职务。请您等待新的命令……”’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执掌国家大权
如果以为当时所有都憎恨贝利亚，那就错了。当“医生杀犯”被释放，而那些
将他们送进大狱的受到惩罚之后，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科学院院士雅
科夫·鲍里索维奇·泽利多维奇不无自豪地对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说：
“这可是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搞定的！”
一些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惟一的保护者和惟一的
依靠。”
阿列克谢·阿朱别伊曾听过他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盛大集会上的讲话。从外
表上看，他体态发福，脸部浮肿虚胖，像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穿的衣服又肥又大。
但他讲得却很精彩，几乎没有口音，声音清晰而威严。他巧妙地利用停顿，然后突
然抬起头来，期待鼓掌。他的报告不落俗套。
既是教授又是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当年是内务部的一
名年轻的军官，他对我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当年对我来说是个完美无缺的物。《肃反工作者进行
曲》中有这么一句话：‘贝利亚指引我们跟随斯大林向前进’。我觉得，他的权威
是不容置疑的。我曾在喀山军事学校工作过，身边服役的是塔什干苏沃洛夫军事学
校的毕业生。他们简直就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奉若神明……”
要不，有可能是怕他？
他并没有改革国家生活的计划，但他渴求权力，并且明白，应当在党内找到依
靠以各民族共和国中央和各州委的书记为代表的依靠。他这样做比赫鲁晓夫这
样做要困难。那些第一书记们了解赫鲁晓夫，虽然对他有一点瞧不起，但还是把他
当作自己。而贝利亚只能做到让他们害怕自己。可光靠让害怕是把持不住整个国家
的。
1953年们产生了政治真空感。国家由集体领导统治，党的宣传机构不知道该突
出谁。国家首次没有了领袖。
主要政治领导的名字几乎不被提及，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报道。报纸上偶尔闪现
的只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名字，他一个出席外交会晤，接收外国信件并作出回复。
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认认真真地向先进工作者颁奖。
党的书记们不知道该听命于何，不知道该吹捧谁，向谁汇报工作，于是感到不
自信。克里姆林宫里那过于复杂的纸牌卦令他们感到害怕，让他们坐立不安，他们
希望看到局势明朗化。
贝利亚把赌注压在了各民族共和国即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上。他认
为，应当给予这些共和国更多的权力，首先是在选拔地方干部问题上。令各共和国
感到不满的是，给他们派来当领导的都来自于国家的另一端，他们既不熟悉当地的
环境，也不懂当地语言他们也不想知道这些。可他们为处事却像主子一样。
此外，他的建议似乎意味着停止同民族主义作斗争，而当时，杰出的电影导演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因为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的影片而被禁止从事创
作活动。贝利亚反而建议发展民族文化，用当地语言教学，还想设立各民族共和国
自己的勋章。这令地方书记们感到高兴。他们将有可能任命自己的、而不是莫斯科
派来的担任第二书记。
他向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份有关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情况的
报告。其中谈到了立陶宛和西乌克兰的迫害镇压和没收富农财产的情况，谈到了强
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干部政策中的错误。
依照他的这份报告，很快通过了决议关于选拔民族干部的决议，关于各共
和国重要工作员应当懂当地语言并且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的决议。
维利斯·克鲁明什50年代曾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他后来回忆说，
1953年6月，政府第一副总理贝利亚的报告和指示发到里加，指示要求将公文译成拉
脱维亚语。上级任命的官员中，不懂拉脱维亚语的调离，听候苏共中央任用。
当时列出了一份包括107的名单，这些应当被打发回家。有给莫斯科打了电话：
怎么能赶走这些？要知道我们刚刚请他们来到拉脱维亚。
中央威胁说：“如果不执行指示，将负党内责任。可能还不止是党内责任。”
一些党务干部立刻就忘记了俄语。共和国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
亚诺维奇·佩尔谢说：“干部应当拉脱维亚化。”可贝利亚不久就被逮捕了，原来
的指示全都取消。此时拉脱维亚已不急于采取新举措。
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斯大林塑像一直摆放到1959年中期。克鲁明什
曾对总务主任说：
“你把它搬走！”
总务主任却去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佩尔谢
小心翼翼地说：
“再等等吧。”
1959年，赫鲁晓夫来到里加。他看到了塑像，对第一书记扬·爱德华多维奇·
卡伦别尔津说：
“你们怎么搞的，找不到牵引车把它拖走吗？……”
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谈了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
结构问题。他写道，在内务部及下属机构中的领导职位上几乎没有白俄罗斯族，
“在共和国、州和区一级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任用白俄罗斯族干部的情况也大
致如此”，在西部各州，几乎根本就不用当地的白俄罗斯族。学院里只用俄语授课，
而30年代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