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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成文职人员……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也未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授予将军军衔。赫鲁晓夫当上
第一书记后，于1954年5月签署了第一份名单，有10位军官成为将军。这之后国家安
全系统每年约有20名高级军官能够获得将军军衔。
从1961年起，赫鲁晓夫没有签署一项关于授予将军军衔的呈文。一些局长和共
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才仅仅是上校。
克格勃主席有权授予上校军衔。但将官军衔只能由部长会议和政治局决定。谢
米怡斯内为此几次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不太合适。按照所
有不成文的规定，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是高级军事长官，可他只是个上校，身边的
内务部长却是将军。”
赫鲁晓夫总是粗暴地打断他的话，随口说道；“没什么，会习惯的。”
谢米怡斯内只好进行旁敲侧击。他向赫鲁晓夫证明，如果取消克格勃工作人员
的军衔，那么克格勃的纪律性将不复存在，而且，恐怕还得像所有的民间部门那样
设立工会。他说：“如果我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传见人，难道还要请求工会的准许吗？
要发双份工资吗？可如果不这样的话，工会就要对我提意见了。万一我需要发布比
较重要的命令，比如说，枪毙谁，难道我也要同工会商量吗？军役可以确保纪律。
我发布了命令，可能过后就忘了，但部下会记住，并向我报告执行情况。如果我失
去这种权力，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也忘，我也忘，事情就会被耽误。”
赫鲁晓夫把这些话当成笑话听。当谢米怡斯内又扯到将军军衔的话题时，赫鲁
晓夫打断了他：“走，我们去吃饭！”
进到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旁边中央主席团成员吃饭的房间后，赫鲁晓
夫说：“瞧，克格勃主席来要将军军衔。我只能把自己的将军裤送给他，不过他穿
太大。”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可不是为自己要……”
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就是因为他对克格勃的领导成员不够好。
他对武装力量也是一样，因此使数以千计的军官被迫离开了军队。
诚然，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诱惑，也没有提高自己的军衔，这一点同勃列日涅夫
不同。赫鲁晓夫从战场上回来时是中将，后来肩章上一直是两颗星。同样也有人劝
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最高统帅，我们怎么能军衔
比您高呢？”
赫鲁晓夫自信地说：“没关系，就这样我也能管着你们。”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谢米怡斯内提交了一份名单，结果有70多人获得了将官
军衔。勃列日涅夫明白，必须同佩戴肩章的人搞好关系，没有必要吝惜几颗星星。
克格勃主席本人也立刻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
“否则很难说得过去。我签署关于授予军衔的命令，向部下授予肩章，而我自
己还是个文职人员。我的秘书长比我工资高，因为他既拿军衔那部分钱，又拿工龄
那部分钱。而我作为一个文职人员，拿一级部长的工资700卢布，别的就没了。
工作人员也都知道这一点。授予我将军军衔之后，我就既能按军衔拿钱，又能按工
龄拿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没装弹头的导弹
我问谢米怡斯内，在任克格勃主席时，最让他吃惊和震惊的是什么？
谢米怡斯内说：“这样的事很多。得知应急储备品的情况后就令我大吃一惊，
还有其他许多让我无法想象的事。例如，有人会让未装弹头的导弹参加战斗值班。
国防部长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和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叶菲姆·帕
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曾报告说，导弹已各就各位，可实际上它们都没装弹头。
“军事反间谍机关报告我说，这是马利诺夫斯基和斯拉夫斯基私下商量好的。
我当即向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马利诺夫斯基很有意见，说：‘为什么要捅出去？’
我解释说：‘反间谍机关向我报告，难道我应默不作声吗？当同谋者吗？或者你想
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准确地知道，你们是商量好的，所以，你可别。”
“后来，最高权力集团中相互关系的秘密被揭开了。我原先并不知道哪个帮派
来自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老乡关系，从哪个村庄选拔干部。可一旦你注意到，为
什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5个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副手，而勃列日涅夫本
人也是这里的人，你立刻就会明白，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
“许多普通眼睛发现不了的东西都暴露了出来。克格勃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机构。”
我问：“据说，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电话都受到了窃听，是这样吗？”
谢米怡斯内反驳了这种看法，他说：“并非如此。您简单地设想一下，比如说，
我把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然后做什么呢？不可能就自己收着，总要告诉什么
人，作汇报。这就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彼此耗费精力。人们会像罐中的蛇一般，而
你则成为主要目标。这是很可怕的。从技术上说也不可能。录音机还是稀罕物。需
要坐在那里录音，然后把全部录音交给打字员整理成文字。她可能会打出40页，可
一点用都没有。谈话有一半是粗话，打出3页也就够了。这要投入多少人力呀？所以
说，你连半个国家都窃听不过来。”
“难道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没有请求过克格勃主席窃听某个人吗？”
“有过这种事。例如，在得知朱可夫元帅正在撰写回忆录后，我得到直接的指
示：‘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写了些什么？’我只好去了解一下。还有一次，赫鲁
晓夫责成我去把卡冈诺维奇叫来教训一通。我照办了，尽管卡阿诺维奇比我年长1倍，
还曾把我提拔成乌克兰团中央第一书记。这都是极个别的事。要知道，我对赫鲁晓
夫有言在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电话交谈不该我听。机关里有12…15个人
在做这个事。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情报多了，总是会流传出去的。’赫鲁晓夫
对此表示理解。不过，他有两三次在会谈中非常不小心地泄露了情报资料，这有可
能导致丧失情报来源……”
谢米怡斯内与我交谈时几次提到克格勃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他说：
“有人讲，克格勃的预算是没有限度的，克格勃主席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我有公开的账户，无论要什么，都会给！我真希望能在这样的克格勃里工作！
“我的预算是有限度的。同其他部委一样，给我的拨款是所能提供的拨款。我
也曾在批准预算之前跑到财政部，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参加委员会会议，以便从他
们手中再抠出50万或30万卢布。
“有时财政部长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加尔布佐夫给我打电话，恳求我不要
出席委员会会议。”
“为什么？”
“他说，你明白吗，你一来我就很难拒绝，如果来的是你的副手，那我可以鼓
起勇气拒绝你们的要求。可你总是强调保密性，弄得我真是没办法，很难同你争论。
如果当着其他部长的面，我二话不说地拒绝你，他们就会以为，我没把克格勃放在
眼里。”
“每项开支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一直是量人为出，”谢米怡斯内说，“同加尔
布佐夫交情不错，如果他能帮忙的话，他就会帮忙。但如果到年底我还有没花完的
钱，那么我会禁止乱花钱，像买图钉或纸什么的。我会打电话给加尔布佐夫说：我
这里有1000万，你拿走吧，不过你要考虑到……”
克格勃负责政治局的保卫和日常生活。在第九局的编制中不仅有警卫军官，还
有小卖部的服务人员以及在国家别墅中为最高级领导服务的清洁女工。官僚们的欲
望是不断膨胀的。一位主席团成员不要冬天陈列花木的暖房，要一个游泳池。另一
位成员要求把别墅四周的白杨树砍掉，改种板栗树。有人要求把砖路铺上沥青，还
有人正好相反，希望把沥青清理掉。
谢米怡斯内到赫鲁晓夫那里去告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您节制一下
主席团成员的欲望吧。我没有那种能力。您给我的那些钱不够把冬天的暖房变成游
泳池。此外，我自己也干不了这件事，我得请莫斯科市执委会的人来干。他们有一
支专门的队伍按我们的要求工作。但这些工人会把游泳池和板栗树的事传遍整个莫
斯科和莫斯科郊区。”
有一天，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想起了谢米怡斯内说的话，于是冷不防地说：
“我听到一些传闻……”
他把中央主席团内追求奢侈的同志狠狠地训了一顿，尽管当时正给他在克里米
亚的别墅修建游泳池。”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新切尔卡斯克和持不同政见者
1962年6月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正好发生在谢米怡斯内的克格勃主席任期内。
这场起义是由不成功的农业政策所致，剥夺农民宅旁园地和牲畜的做法使形势
雪上加霜。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关于禁止居住在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
畜的决定》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实际上已被禁止从事个体经济活动。这导致了灾
难般的后果。1962年5月31日，肉、油和牛奶的价格大约上涨了30％，在俄罗斯各个
城市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谢米怡斯内每天几次向党的领导人报告国内形势。
新切尔卡斯克最大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工
人停止了工作，要求提高计件工资额。
这是因为，在物价上涨前夕工厂重新规定了生产定额，工人的工资因此大幅度
下降。其他市民也响应了工人的行动。数千人聚集在一起。起先党的干部试图借助
克格勃州分局的工作人员劝说大家散去，但未能成功。调来了200名警察，可他们也
被击溃，四散逃走。深夜，来了满载军人的装甲运兵车和卡车。由于军官们不知道
他们该做什么，过了一些时候军人掉头走了。最后来了有坦克支援的部队，占领了
工厂。
第二天，又出现了群众集会。新切尔卡斯克石油机械制造厂的工人加入了集会
者的行列。游行队伍扛着列宁的画像向市中心的市党委大楼进发。他们企图占领大
楼，于是，向他们开了枪。
当时罗斯托夫州党委第一书记是阿列克谢·基里琴科。他的态度很强硬。北高
加索军区司令是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所有主要决定都由从莫斯科紧
急飞来的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及中
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负责作出。
克格勃递交中央的报告说：“在大规模骚乱被镇压之后，发现20具尸体，其中
有两名妇女，尸体已被分别葬在州里不同地点。”
后经查明，有25人丧生。谢米怡斯内向赫鲁晓夫递交了完整的名单。
市里实行宵禁，150人被克格勃机关拘留，其中49人被逮捕。后来进行了审判。
最害怕的是国外了解到所发生的事。谢米怡斯内给中央的报告说：“为了发现
和制止不良报道通过无线电爱好者传到国外这种可能，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蒂派
去了5辆装备无线电接收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间谍车。”
好在谢米怡斯内本人没有亲临那个城市。由其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
哈罗夫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在那里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
克格勃继续严密监视社会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谢米怡斯内于1965年8月6日签署的一份报告说：
“1965年上半年，在苏联境内散发的被记录在案的反苏传单和匿名信有6500多
份，查出作案人员751人。与1964年同期相比，从事制作和散发反苏匿名材料的人减
少了2／3……
“发现并制止了28个地区性反苏团伙的犯罪活动，这些团伙有成员125人……对
405人，或者说82％以上的人采取了预防措施……”
1964年6月，谢米怡斯内签署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画家伊里亚·谢尔盖耶
维奇·格拉祖诺夫的长篇报告：
“6月15至20日，由苏联文化部主办的画家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展在中央展览大厅
举行。
“众所周知，展览未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同意，后者认为格拉祖诺夫的作
品不符合现代思想艺术的要求。
“格拉祖诺夫利用不能容许的自吹自擂方式，促使展览会上形成了某种令人激
动和投机的气氛。尽管造型艺术分会只同意印刷300份海报，但格拉祖诺夫在红旗印
刷厂制作了1500份海报，并亲自与自己的崇拜者一道在市区张贴。在同外国人谈话
时，格拉祖诺夫吹嘘说，他为了这一目的把莫斯科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对自己认
识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格拉祖诺夫预先通知了一些外国人，并
邀请他们同亲朋好友一道参观展览。
“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当有两幅展品被撤下时，格拉祖诺夫声称：‘最好的两
幅画被拿走了。’在一部分参观展览的人中间有流言说，格拉祖诺夫是得不到画家
协会莫斯科分会承认的‘受难者’和‘真理的斗士’。这是由格拉祖诺夫在展览会
上的行为所引起的，他经常向观众抱怨说，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不被承认……”
1965年9月，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马尔科维奇·达尼埃
尔两位作家被捕。克格勃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特别危险的国事罪”。这一罪行是
指他们两个以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为笔名在国外发表文章。1966
年2月，法院判西尼亚夫斯基7年监禁，判达尼埃尔5年监禁。
1965年10月初，谢米怡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向中
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兹作如下通报：据现有材料证实，最近几年苏联人通过非法渠道交付发表的
作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流行。通常，这是些具有各种政治危害作用、
以经过伪装或赤裸裸的反苏内容为题材的文学‘著作’。
“在这些书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莫斯科作家塔尔西斯、曾被判过刑并患有精神
病的列宁格勒作家纳里察以及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这两个笔名
下隐藏着的是目前已被捕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西尼亚夫斯基和文学翻译家达尼埃尔）等人的中篇小说。
“这些人的书大量出版发行。这些书被敌人的宣传中心积极用来炮制西方国家
的反苏社会舆论，散布所谓《苏联的真相》，并被恶意地弄到苏联来……
“一些作家的手里有极其重大的反苏作品，这也引起了一定的担忧。我们认为，
这些作品不可能在苏联发表，可如果外国出版社得到这些作品，则可能对国家的政
治威望造成重大损害。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在搜
查捷乌什家时发现的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有关这一点已向苏共中央作过汇报……
“我们觉得除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外，还必须在作家中间开展相当广泛的解释和
预防工作……我们认为采取下列行动是适宜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实质通知苏联和俄罗斯联
邦作家协会的理事会、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以及作家协会莫斯科和列宁
格勒分会的理事会。
“在侦查结束和被捕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责任问题解决之后，苏联作
家协会应确保作家们参加本案的最后一部分工作，这一问题将由苏联检察院、克格
勃和司法机关负责解决。
“苏联检察院和克格勃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他的两个
剧本《劳动的共和国》和《胜利者的宴会》的手稿作为例外予以没收，然后保存在
克格勃的档案中。
“责成苏联作家协会经相应的党的地方机关同意，召开党员和作家积极分子会
议，商讨如何利用反苏报刊撰稿者的刑事案件调查材料提高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就
这些问题准备能够在苏联和外国刊物上发表的材料。
“至于塔尔西斯，应对原先所作的关于逮捕他并随后进行强制治疗的决定加以
改动，目前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允许他出国，离开苏联，禁止他人境回国。
“这种措施有助于防止各种关于塔尔西斯受到‘迫害’的语言中伤，在采取上
述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制止各种‘保护塔尔西斯委员会’的行动，在塔尔
西斯被逮捕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