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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严重的民族问题是刚刚才出现的。
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同安德罗波
夫有过多次会晤。有一次他飞到莫斯科求援。
他想解救自己手下的那名令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下台的间谍冈特·吉奥姆。
如果莫斯科释放阿纳托利·夏兰斯基一位一直要求去以色列的物理学家，那吉
奥姆就可以得到自由。但夏兰斯基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并被判处长期监禁。马尔
库斯·沃尔夫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但他看到，克里姆林宫简直把夏兰斯基视如
“珍宝”。
安德罗波夫说：“沃尔夫同志，难道您不明白，如果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将会
发生什么事吗？这个人是间谍，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犹太人，一直在为犹太人
说话。如果我们放了夏兰斯基为犹太人争取权利的斗士，那么其他民族就有可
能群起而效仿之。下一个将是谁？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的鞑靼
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如果我们打开所有的阀门，人们就会开始倾倒自己的所
有不幸，提出各种要求，如果这股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我们，我们将无法控制。”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五局的解剖图
到卢比扬卡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给中央送去了一份报告，对破坏势力的活动
作了生动的描绘，称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
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派主义者的反动活动”。他还警告说：“由于受与我们格格不
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
年中间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
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
安德罗波夫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部门。
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长是前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
书记，但才过去一年多一点，负责人事问题的克格勃官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
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该局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设想感到很满意，他说：现
在将由能干的、内行的新人来抓知识分子问题，免得反间谍局笼统地把他们当作潜
藏的间谍。从必须查找间谍这一工作中解放出来的肃反人员勤奋地抓起了知识分子
工作。相对若大的一个委员会来说，间谍的数量不管怎样总是不够的。
我同自1977年起一直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基奇欣谈了一
次话：
“第五局由哪些处组成？”
“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的处；我所在的国际关系处；大学生和无组织青
年处，无组织青年是指朋克、嬉皮士及我国最早出现的法西斯分子；宗教处，这是
最大的处之一；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处，这些人通常在正式行动前会匿
名宣布自己的打算，向报社寄恐吓信；反犹太复国主义处，该处由局长亲自领导。
还分出了一个独立的处，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这样的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
者打交道。有一个同自由电台和人民劳动联盟作斗争的处，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处，
负责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同行间的往来事宜。”
“你们有多少人？”
“我到这个局的时候约有200人。这是克格勃总部机关中最小的一个局。其他局
都有数千人。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夕我们局的人数增加到600。所有的处都
扩大了。例如，奥运会前主管体育和运动员的部门很小，而奥运会举行期间该部门
的工作人员已约有500名。”
“在第五局工作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克格勃机关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同所有其他局不同的是，我们局‘纨绔子弟’、关系户或某某人的儿子这种
人非常少。”
“是不是有人觉得你们局没有声望？”
“有关系的人都落户第一总局，即情报局了，因为这是一条最可靠的出国途径。
但我们认为自己这个局比其他局更重要。”
“为什么？”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第五局最了解社会形势。情报局负责研究国外的情况。
反间谍局在较大程度上侧重的也是外国人，外国间谍。只有我们承担了全部的繁琐
工作，研究社会情绪和动向。我们不是坐在专车里面去了解生活，也不是通过外国
的报纸去了解生活。我们相信，我们对社会中的一些进程的分析是国家领导人所必
需的，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决定及修改什么起到帮助作用。”
“这是克格勃领导的观点吧？”
“每次开会都要反复对我们强调这一点。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经常对
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也就是说，我们要互相洗
脑子。我们这个局由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领导。他在第五局工作了15年，
即便被任命为克格勃副主席后，他仍领导着我们。博布科夫亲自同每一位新参加工
作的人谈话。”
“反异端运动由博布科夫将军全权负责吗？”
“如果不是博布科夫的话，这场斗争会照1937年的方式进行。博布科夫把他必
须执行的苏共中央指示变通为进行劝服的命令，而不是消灭的命令。在我看来，博
布科夫是一个非常内行的人，但他仍未能摆脱体制的框框，这种框框是由长官意志
和下级的情报这两方面所决定的。因为我在局里同被镇压的民族打了10年交道，所
以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从1969年起就给苏共中央写报告，我们认为必须恢
复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 “当博布科夫被提升为副主席后，局里出现了许多走后门进来的人。他们看中
的仅仅是有出国机会的处。当然，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工作的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
因为可以同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一道出国。所挑选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他们从
‘犯有错误的’艺术家那里搜刮一些画册和纪念册，然后送给对他们有用的人。负
责青年事务的处会安排一些关系户的子女上大学。每年7月，该处都会列出一份相应
的名单……”
“你们局的工作人员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切合现实吗？”
“我们拥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但在给中央和部长会议写报告时，我们应遵循一
定的形式，使其与党的路线相一致。
“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不断给最高权力集团找麻烦，我们也得到指示，要
‘防止极端主义行动’，即恐怖行动、破坏运输和经济的行动以及罢工。我们做到
了这一点。但我们明白，只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不会偃旗
息鼓。当然，我们在给中央写报告时提到了极端分子，但我们同时也提、出了政治
解决的途径。老广场的人看了我们的报告，但他们什么都不想做。我们得到的指示
是把他们关起来，这自然是口头形式的指示。”
“但是，照您的话说，既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内行、了解现实生活的工
作人员，又怎么可能去扼杀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呢？”
“您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位工作人员想想，如果在上级看来是危险的事你认为不
危险，那你就会被开除。许多工作人员曲意逢迎领导，专拣领导爱听的报告。如果
作将军的认为某个作家是个坏人，我又怎么能说他是好人呢？”
“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协会、剧院及
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画面
“在这一领域，有些人同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一些非常重要
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传达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是希望生活得好
些或得到些物质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你们要付给这些谍报员大笔的钱吗？”
“在我们局，有报酬的谍报员是非常少的。我们的谍报员需要的不是钱。比如
说，我们在三八节会给女谍报员送些花……”
第五局的许多文件被公之于众，这为不带成见地评判一下它的实际工作提供了
可能。
例如，其中有份报告提到，第五局收集剧作家维克托·罗佐夫和哲学家尤里·
卡里亚金的罪证，向苏联奥运代表团安插了16名谍报员（是谍报员，而不是保镖，
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确保运动员的安全，而是为了监视他们），收集关于作曲家德米
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家庭情况以及有关米哈伊尔·日瓦涅茨基作品中思想不成熟
内容的材料，整过著名的科学家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阿韦林采夫，审查斯维亚
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勒里希来苏联时同他有过接触的苏联公民……
第五局的“功绩”还包括未允许一名女青年运动员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比
赛，就因为她说想嫁给外国人……
此外，那份文件还提到报考高尔基文学院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受到审查的事。有
几名学生因一些有损名声的材料而未被允许参加考试……
被当作“功绩”宣扬的还有通过安插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社的谍报员发
表揭露移居国外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同西方反苏中心相勾结的材料这一事实……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还了解到，第五局有一个专门的处负责处理有关流亡组织人
民劳动联盟的问题。
在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心目中，人民劳动联盟算是多大的敌人？关于这一点我
还问过第五局的一位前工作人员，他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我们许多工作人员私下里都相当坦率地说：如果克格勃不用自己的谍报员去
充实人民劳动联盟的话，这一联盟早就瓦解了。因为在让一名谍报员打人该联盟之
前，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塑造，为他树立持不同政见者的名望，让他去完成某种行动，
以便在国外树立起他的威望。
“此外，每个人出去时还得带上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提出一些由我们研究出来
的有意义的设想。结果，我们不仅给人民劳动联盟补充了人才，可以说，我们还给
他们补充了知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看看这一组织的领
导人员名单，就会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是我们的谍报员。”
“但同我谈过话的人民劳动联盟领导人都认为这不是事实，比如说，人民劳动
联盟的那个核心圈子中并没有克格勃的谍报员。这个圈子中的所有人几乎从孩提时
起就互相认识了。”
“他们根本想象不出，谍报员打人俄罗斯侨民组织要经过多么复杂的途径。这
些人在战前就已被送出去，过许多年后才和他们恢复联系，那时他们已绝对融人了
侨民，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克格勃为什么要在那种情况下花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同一个并不构成危险
的组织作斗争呢？”
“克格勃向人民劳动联盟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派遣谍报员，这实际上是自
己照顾自己：相应的部门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范围’。第五局的编制之所以得到扩
大，正是因为派遣的谍报员使人民劳动联盟变成了更有影响力的组织，因此，为了
同它斗争需要加强克格勃的工作。
“坦率地说，如果在克格勃拥有绝对威力的那些年狠狠打击人民劳动联盟，那
么仅用一年就可以把它给收拾了。但让这一机构保持着半死不活的状态对克格勃有
利：它不会带来任何害处，而克格勃可以借机膨胀……”
安德罗波夫曾经说过，敌人会利用外国旅游者从事间谍活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
破坏活动，因此他反对扩大苏联公民出国的机会，反对移民。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每当讨论起出国
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就会很不客气地说：‘如果有谁不喜欢生活在我们国家，
那就让他们到他们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吧。’他不赞成对这些人设置某些特殊的障碍。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持另外一种观点……”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剧院的总导演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扎哈罗夫曾在报上
刊登的一篇访谈录中叙述了1983年剧院去巴黎演出《尤诺娜与阿沃西》一剧的经历。
在巴黎必须按5个人一组行动，每个五人小组都有一个领导。大约在距回国还有一周
时间时，一个来自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人找到他。这个人不愿在宾馆里谈话，说敌人
的特工机关可能会窃听。他们在布洛涅树林走了很久，那名肃反工作人员向总导演
出示了一份可能会留在巴黎的演员的名单。扎哈罗夫让他相信，没有任何人打算留
下。结果他是对的……
同当初的谢米恰斯内一样，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忽略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
拉祖诺夫的。但这一次安德罗波夫主张采用的手段不是压制，而是糖衣炮弹，这已
远远地超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以下是他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画家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工作，
文艺界人士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格拉祖诺夫身边形成的那个圈子支持他，
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十分平庸，是一个通过绘画
反映小市民口味的人。
“此外，多年来格拉祖诺夫不断受到西方著名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的邀请，这
些人请他为自己画像。格拉祖诺夫作为一个肖像画家的声誉是相当高的。他画过的
人物有芬兰总统吉科宁、瑞典和老挝的国王、英迪拉·甘地、阿连德、科尔巴兰及
其他许多人。一些国家举办过他的画展，外国媒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曾受苏联
一些组织的委托去越南和智利，所创作的组画曾在专门的展览会上展出。
“一方面是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支持，另一方面是苏联画家对他心怀戒备，格拉
祖诺夫所处的这种境地对其作为一个美术家的成长历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世
界观的形成尤其不利。
“格拉祖诺夫是一个没有相当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创作中无疑又存在着缺陷的
人。他最常见的表现是一个亲俄分子，时常公开表示一种反犹太主义情绪。他的政
治观点的混乱有时不仅使人紧张，而且还令人反感。他的张扬的性格和他的自高自
大也不利于在文艺界建立正常的关系。
“但因此厌弃格拉祖诺夫未必合适。美术家协会故意拒不承认格拉祖诺夫，这
会使他不良的一面进一步发展。如果考虑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推崇他，而且还企图
影响他，甚至引诱他离开苏联，那么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这位画家的问题。也许可以适当地吸
收他参与某种社会工作，比如参与在莫斯科筹建俄罗斯木器博物馆，这是他及其密
友所一直希望的。请予以研究。”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积极分子聚集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位于共青
团大街的那幢小楼里，第五局的一位上校在讲述文艺界个别人卖身投靠西方的情况。
作家们对上校表示感谢并热烈地要求他与作家们保持最紧密的合作与协作。这都是
些规规矩矩的作家。
依据刑法典中的两项条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投入了监狱。比较严厉的第70
条的罪名是《反苏鼓动和宣传》，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通过的。这一条规定了严酷
的惩罚：剥夺6个月至7年的自由，还可能外加2…5年的流放。在幸运的情况下，法
院可能只判流放。
1966年，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刑法典又加上了较为温和的第190条《传播
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惩罚是：剥夺自由3年或劳改
1年，或罚款100卢布。根据这一条，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起来……
肃反人员可以将受到第70条和第190条指控的被告送至谢尔布斯基精神病学研究
所进行鉴定。如果医生同意克格勃方面的意见，那么被告就要被送去接受治疗。对
克格勃来说，宣布一个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判他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更为有利。
前特殊档案馆负责人阿纳托利·普罗科片科在接受《劳动报》采访时说：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内务部长晓洛科夫1967年给中央
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他们没有想到精神病患者所犯下的恣意妄为、
具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