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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一切必要的经济改革。也许他们所看到的仍是一个年轻、精力充沛的安德罗
波夫，一个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的安德罗波夫，可事实上，1982年领导着国家的是一
个假如不是政治局委员早就会被列为残疾人的人。
但是，他的疾病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即便是最高权力集团也没有想到他的健康
状况是多么糟糕。
他身患多种严重疾病，这迫使他几乎总得躺在医院里，接受各种痛苦的治疗。
按理他早就应该退休了，但在苏联的权力机关中，谁都不会这样做，因为只要你还
在台上，你就是个人，一旦你退休了，你就啥也不是了。
身体上的病痛击垮了他的精神。1982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疲惫不堪、很难
履行其职责的一个人。他还可以吃力地从桌旁站起，但行走时已需要两名警卫的搀
扶。他在总书记职位上总共只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就住进了医院，从此再没出来。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前莫斯科市党的领导人、被派到丹麦当大使
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曾给他写过一封私人信函：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西方对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所有人都在关注着，
看您如何开始领导国家。但西方通常看重的并不单单是政策，还有个人魅力。我可
以派一个优秀记者去，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个正派人。他会选个地方，在别
墅或您家里（不会在上班的地方）为您拍照，这种照片可以拿到全世界去发表。人
们将了解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德罗波夫破天荒地亲自回了封密码电报：“尼古拉，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
但我现在还不能采纳。可能以后……”
没能等到“以后”。
安德罗波夫把驻芬兰的情报站长派到驻丹麦的大使馆，这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
人。这个人来了，工作情况也作了通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叶戈雷切夫直截了当
地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派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的工作情况。”
“你打算写些什么？”
情报站长笑着说：‘如果我打算写些坏话的话，我还会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吗？”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把一帮人笼络到自己周围，他想看看谁是对他有用的人，
但没来得及……
体力不足和持续不断的病痛是搞改革的不利条件。况且，安德罗波夫没有准备
就绪的改革纲领，没有早已酝酿成熟的周密计划。而制定新的计划，不管怎么说，
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
再说，安德罗波夫又能为国家提出什么样的思路呢？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关于
秩序和纪律的一些幼稚的看法，当时为查处旷工者和游手好闲者而于工作时间在商
店、澡堂及电影院搞的大规模搜捕活动就能体现出这一点。
安德罗波夫曾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
瓦尔德纳泽说，在整顿秩序方面应该向斯大林学习……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有一次对安德罗波夫谈起军费开支大大，国家有困难
的事。安德罗波夫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们是有困难。但我们连社会主义制度
蕴藏的潜力的百分之一都还没有真正挖掘出来。道德败坏，不讲秩序，酗酒，偷盗，
这些事在我国很多。应该好好管管这些事，我相信你，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但情况已发展到灾难般的地步。在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总书记时，一些州已实
行食品凭票供应制度。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
科夫说，已不可能用老办法管理国家庞大的国民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
技术供应委员会和财政部已无法转动经济机制的飞轮。迫切需要改革……
克留奇科夫在文章中写到安德罗波夫时说：“他认为自己惟有在经济领域是门
外汉，这看来是不无理由的，而且他对此也不讳言。”
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安德罗波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国内形势以及
这种形势对社会有何威胁。但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只要管好干部，整顿纪律，一
切就会走上正轨。他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现象反应强烈，但对关于阻碍经济发展及改
革停滞原因的讨论却漠不关心……
他总在防备着激进变化和擅自的决定，惧怕新人。总的说来，他大概很难同周
围的世界沟通。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他是个病人，但谁又敢为他提供心理治疗呢？
见过不止一位总书记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对安德罗波夫
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对安德罗波夫从未产生过崇敬之情，既不相信他有什么才能，
也不认为他有文化，有修养。当然，他非常聪明，比他的同行稍微多些学识。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安德罗波夫一步一步地接过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指挥
棒，是为了通过这场斗争表明自己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尤其是为了向可以对他
往朝思暮想的目标迈进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他所领导的部门不断
灌输反犹太主义，对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及其他许多人的宣传迫害也是由他领导
的。他在任时建立了无处不在的居民监视系统，在各个领域组成了一支人数难以计
算、拿报酬的秘密工作者大军。
我们首先应把苏联出兵阿富汗“归功于”他。他把探听到的帝国主义的意图加
以渲染，致使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穷兵黩武的军备竞赛。
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我内心无法信赖一个15年来一直干着卑鄙勾当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的人，
就算他确实设想过要在登上权力之巅后为人民谋福利。
“他没有作出任何杰出的贡献，除了整顿纪律和让报纸更多地开展批评外，没
有提出任何卓越的思想。把安德罗波夫看作改革家是荒唐的。他只是想通过一些组
织和行政措施来调整一下系统。这无济于事。只不过所有人都希望安德罗波夫能够
成为俄罗斯的拯救者……”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只要去办公室找他，看到他，你
就能感觉到他在忍受着痛苦。而他还一心忙着工作，同别人谈话，举行会谈或召开
会议……”
利加乔夫接着说：“在他去世前我见过他一次，是关于提拔我为中央书记的事，
他请我去医院见他。会见之后我一直有种恐惧的感觉，因为我都认不出他了。
“我进到病房，看到那儿坐着个人，穿着住院服，就是贴身穿的那种衬衣，还
是那种家常式的。又是滴瓶，又是床。我想这不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别的
什么人，马上会有人送我到安德罗波夫那儿。可后来我感觉出这个人就是他。
“他大概认为我这是因为激动的缘故。我们坐下后他说：‘来，说说你的情况，
你在忙些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明白，不能汇报得太长，因为他是个病人。我简明扼要地谈了谈工作，后
来又聊了大约10…15分钟，我们一边聊一边喝茶。他说：‘叶戈尔·库兹米奇，已
决定进一步提拔您。’
“我表示了感谢后就告辞了。当时是12月份，次年2月他离开了人世……”
尤里·安德罗波夫离不开代替肾脏工作的仪器。每做一次透析、洗血都要用数
小时的时间。这是一种非常痛苦、令人精疲力竭的疗法。
他的肾脏、肝和肺在逐渐坏死，不得不采用静脉点滴为他提供营养。警卫不得
不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照顾他，他成了“掌上明珠”。他只有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东
西，需要读书或阅读公文时，由值班警卫为他翻页。
在得了一次急性肾衰竭后，他的两只肾都停止了工作。
1984年2月9日，他告别了人世。
2月14日他被葬在红场。在追悼大会上致词的是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
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五章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年5月末的一天，我走进了《边防军人》杂志社，因为这家杂志，我已去了
好几次边防哨所。戴着绿色大沿帽的记者们看到我时略有些惊讶，他们一边接待我，
一边说着内部的一个新笑话：“我们现在不光是肃反工作者，而且还是费多尔丘克
工作者。”
《边防军人》杂志是苏联克格勃所辖边防军的政治部办的，在这里工作的都是
富有经验的上校和中校，但他们以前却没听说过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
克，只是当他突然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时才第一次听
说这个名字。
安德罗波夫有几位在小圈子里已相当有名的副手。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
布里科夫是其中之一，他被认为是安德罗波夫的右臂，想必他已被看作是最有希望
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继承人。
如果总书记不希望从肃反机关挑人的话，那么按理应该像谢罗夫之后那几年一
样再找一名政工干部到卢比扬卡任职，例如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和安德罗波夫都属
于外来的和尚。但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辅肃反人员会突然被任命到这一关键
职位上呢？莫斯科的官员们感到莫名其妙。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18年12月27日生于日托米尔州的一个农
民家庭。从7年制学校毕业后，他想成为一名记者。1934年，他被一家企业报纸录用，
后来他又在日托米尔和基辅两个州的几家地区报纸工作过。1938年他进了基辅军事
学校，从此再没有脱下过军装。军事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
赶上过哈勒欣河战役，同日本人打过仗。
后来他又接受过教育，读完了克格勃高等学校。
军事反间谍机关是国家安全机关在军队中的“一只从不眨巴的眼睛”。
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很少会落人军事反间谍人员的手中，他们通常是在莫斯科
落网，因为间谍在这里才有可能同自己的雇主接上头。分散在全国各地、驻扎在穷
乡僻壤的部队里是不会有间谍的。因此，反间谍人员监视的是秩序以及军官们上班
时和在家里的一举一动，好在生活区就在部队的旁边，这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便
利条件。
反间谍人员穿所在部队的制服，但除了少有的个别情况外，指挥军官和参谋军
官一般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谁会喜欢检查员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呢？
在区和市里，通常只有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情报官员知道谁是克格勃分处的工作
人员。可在军队里，谁是指挥军官，谁是参谋，谁是特务，大家一清二楚。
区或市一级的克格动工作人员即使有强烈的愿望，也不可能注意到自己所在区
的每一位居民。但特务就不同了，他们所“照管” 的人少，因此，他们完全可以扰
乱自己部队里任何一位战士或军官的生活。
在军事反间谍机关供职使该机关的军官们具备了一种明显的特征：他们对战友
们把自己看作毒蛇并且不喜欢自己习以为常。
此外，严格的军旅生活习惯及卫戍部队中的单纯风气使特务们无法具备其他情
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作派。那些工作人员学过如何与人打交道，怎样博得别
人的好感，怎样微笑和讲笑话。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军官都反感特别处的
人。
军事情报人员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少将向我叙述了一件事：
“战争刚一结束我就被派到奥地利工作，我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的间谍。
他在西德情报机关工作，提供过关于当时正在组建的西德国防军的重要情报。我付
给他很高的酬劳。每次会面结束时，我们好像都吻别。没想到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
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请我去一趟，当时他是我们在奥地利的占领军军事反间
谍部门的副手。
“费多尔丘克对我说：‘你要立即摆脱这名间谍。他是个少有的混蛋，每次同
你见面后，他都向自己的德国上司作详细报告，他自己还添油加醋。’
“原来，我的这名间谍的上司已被‘邻居’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招募，所以
他们了解到，‘我的人’事实上是个双重间谍。就这样，费多尔丘克帮我摆脱了大
麻烦……”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的仕途一直一帆风顺，但只是在同另外一名职业反间谍
人员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交上朋友后才开始飞黄腾达。
齐涅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势力强大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中的
一员。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战前就是从这里发迹的。后来，他把在这里同他一块
工作过的人一个个安排到党和政府的关键职位上。
齐涅夫1907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获得这所
学院毕业证的还有后来的政府总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政府副总
理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奥尔基·谢尔盖耶
维奇·帕夫洛夫和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而同勃列日涅夫一
道毕业于相邻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冶金学院的格奥尔基·埃马努伊洛维奇·楚
卡诺夫后来成为他的助手。所有这些人都对勃列日涅夫忠心耿耿，是他的可靠的班
子。 和勃列日涅夫一样，齐涅夫从学院毕业后在工厂工作没多久就被调去搞党务工
作，负责领导一个处，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是列
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41年两人都上了前线。齐涅夫被任命为一个炮兵团的政委，后来成为加里宁
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从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工作，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当时也在这里工作。
齐涅夫上过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但他没有留在军队里。当1953年内务部开始清
洗贝利亚的干部时，他从党的政治工作岗位上被调至国家安全机关。
勃列日涅夫当上中央第一书记后，齐涅夫负责领导克格勃第三局军事反间
谍机关的工作，但他同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关
系不好。谢米恰斯内生性自负，而且属于强大的“共青团干部”集团，该集团的人
不大喜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对我说：
“齐涅夫有几个好朋友，比如说克格勃党委书记和主管克格勃的党中央行政机
关部长。维克托·伊万诺维奇·阿利金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人。
他是第七局的局长，负责跟踪和外交使团的警卫工作。阿利金对我没有赋予他头等
重要地位耿耿于怀，他一心想证明反间谍工作应从跟踪开始。
“阿利金来跟我说这个，我训了他一顿。于是他到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
我说：‘我不想听这个，但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死气白赖地要求。’于是我在一片
掌声中以说笑的形式把他的缺点都给抖落出来了。他非常自负，但在自视甚高的同
时又没什么本事。后来他当上了极其重要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局长，要是我的话，
任何时候都不会委他以那样的重任，我了解他的水平和能力。”
齐涅夫是第三局的负责人，但不是克格勃领导班子的成员，于是他的亲信有一
次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谢米恰斯内说：“我的办公室有直通所有会议厅的线路。如果是业务性质的会
议，我会接通线路，听听会上说些什么。突然我听到齐涅夫的部下，其中包括费多
尔丘克，说第三局局长理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
“顺便提一句，我与费多尔丘克的关系不太好。他当时是驻德国军队集群中的
军事反间谍部门负责人。我到他那检查过工作，并非尽如人意。后来他儿子，一个
20来岁的小伙子用他名下的那把枪自杀了，曾进行过调查……次日早上我一来就把
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你们的会议议题是我批准的，难道那上面列有委员会的
结构改革问题吗？或者说有关于克格勃领导班子补充成员的问题吗？难道这是由你
们开会来决定的吗？如果你们没什么可讨论的话，那就把内容给压缩一下散会。至
于谁能成为领导班子成员，请让我来决定……”’
3天后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温金给克格勃主席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