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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并于1949年获得毕业文凭。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机遇
1951年斯大林格勒州党委派遣克留奇科夫到莫斯科高级外交学校学习，这与他
担任过共青团工作有关。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有可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国外
工作。开办这所高级外交学校是为了不从幼稚的青年人中，不从昨天的中学毕业生
中，而是从具有经验的人，主要是从昨天的党的工作者中培养外交官。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愉快地回忆，位于铁匠桥街上外交部旧楼内的高
级外交学校是如何接待他的。学校旁边是沃罗夫斯基纪念碑和未来的克格勃总部新
大楼，后来他在这座楼里作为克格勃主席而工作。
在入学的一批新生中只有克留奇科夫一人敢于学习复杂的匈牙利语。他随身带
着必须死记硬背的生词卡。学会匈牙利语，就意味着表现自己的性格以及埋头苦干
和顽强不屈的精神。
1954年，高级外交学校的毕业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被
吸收到外交部工作。也担任过检察员的他的老同事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
斯基已经不在外交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外长。斯大林逝
世后莫洛托夫重新获得外长职务，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称他为没有希望的博览
群书者。
外交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第一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批评自己的首长，莫
洛托夫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认真地倾听发言。大家都为葛罗米柯的发言而鼓掌，莫
洛托夫本人也鼓掌，他总是遵守党的纪律。
莫洛托夫曾试图改变一下自己，执行路线时变得柔和一些，不要这样粗暴和尖
锐。克留奇科夫回忆说，外交部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工作日变得正常起来，人们觉
得自己无拘无束，眼睛里闪着光芒。但是外交官员们仍然被贬低到普通办事员的地
位，交给他们做的只是一些小事。
1955年夏末，年轻的外交官克留奇科夫来到布达佩斯担任苏联大使馆三秘。大
使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对克留奇科夫来说
是机遇难得。此后他俩一直共事，直到安德罗波夫去世。
他们在匈牙利工作期间，莫斯科两次撤换外长。1956年夏天莫洛托夫被赶出外
交部，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接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苏
联政治舞台上的光辉人物。
如果换一个命运，那么就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而是德米特里
·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完全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
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几乎同岁，俩人都戴着将军的肩章
从前线回来，这对他们很有利，因为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整个战争时期都留在后方。
年轻而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几乎是党的领导人中仅有的仪表堂堂的人，
在那些大腹便便、矮小和身体有残缺的政治局委员中非常显眼。
威武的外表对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的仕途很有帮助。斯大林，特别是在他的
晚年，喜欢英俊、液酒、年轻的将军。斯大林，接着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提拔和重
用了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
再上一个台阶，再走一步，他们就会成为天上的人。两人都不是乏味的人或禁
欲主义者，而是爱好生活。博得女人的青睐。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仅此而已，他
们的道路迥异。
勃列日涅夫爱好多米诺骨牌和啤酒，谢皮洛夫教授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
精通音乐，更喜欢与艺术家们打交道，而不是与公务员打交道。
结果证明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争夺权力的决定性时刻他正确地
站到了胜利者一边。而谢皮洛夫实际上却显得很幼稚，虽然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被生
活考验。
谢皮洛夫适合于做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为什么他突然成为外交部长？惟一的
解释只能是赫鲁晓夫根本不认为这个职务是重要的。他不过是要解除莫洛托夫的部
长职务，并把自己完全信任的人派往外交部。外国外交官立即看到，苏联对外政策
界来了一个全新的人。如果莫洛托夫不喜欢什么东西，他就立即中断谈话，把谈话
者赶出门外。而谢皮洛夫比莫洛托夫更年轻、坦率，但是一点也不呆板。他倾听谈
话者的话，如果对方讲的有道理，他就会同意。
苏联外交官第一次有了与自己的前任截然不同的部长，他是惟一的一位从来不
冲着别人喊叫、而是尊重外交官的工作、不对自己的属下找茬的外交部长。
然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没有来得及感受这一良好的氛围，因为匈牙利发生
了起义。而当克留奇科夫返回莫斯科时，谢皮洛夫在外交部的位置已被安德烈·安
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所取代。
和安德罗波夫一样，克留奇科夫也永远牢记匈牙利的起义。克留奇科夫在自己
的著作《个人档案》里描写了这一点：大使馆被包围，每次走出大使馆大楼都有危
险。他回忆起那些不眠之夜，出去到空无一人的街上搜集情报，与可靠的匈牙利同
志举行秘密会晤。那时安全形势非常复杂……
克留奇科夫认为，所有灾难的原因在于匈牙利领导人的不坚决，以及阿纳斯塔
斯·米高扬把纳吉·伊姆雷这个“致命的人物”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用坦克镇压匈
牙利起义事件过了几十年之后，克留奇科夫仍然坚信，当时苏联领导所采取的措施
都是正确的。
根据大使的推荐，克留奇科夫因在战斗条件下努力工作而获得劳动红旗勋章。
安德罗波夫1957年离开匈牙利回国，而克留奇科夫留在大使馆。但是安德罗波夫没
有忘记这位有希望的外交官。
两年后，在老广场扎根的安德罗波夫邀请克留奇科夫到自己身边工作：克留奇
科夫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入党联络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担任科
员。从外交部转到党中央工作对于仕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没有人想到，
这一仕途将是多么灿烂。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工作了四分之一多世纪，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克留
奇科夫失望。安德罗波夫需要各种人才。但从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可以看出，
安德罗波夫最看重怎样的品质。克留奇科夫和切布里科夫的共同特点是始终不渝和
忠诚。在安德罗波夫周围有更强、更能干的人，但是他却把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
夫安排到第一把手的位置上。
克留奇科夫成为处长，后来又晋升一级，最后担任他最适合的职务中央书
记安德罗波夫的助理。
从老广场来到卢比扬卡，安德罗波夫带来了自己的班子。克留奇科夫已经成为
克格勃主席的助理，后来又成为克格勃主席的秘书处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主席办
公室对面，两人共用一个接待室。克留奇科夫总是随叫随到，准备回答咨询，提醒
主席，执行任何指示，并且监督各项指示的完成情况。他勤勉、可靠、周到和无条
件服从。
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工作了24年零3个月。顺便说说，克留奇科夫不是在1991年
8月政变后被国家安全机关解雇的，虽然那时他被解除了克格勃主席职务。他是199
4年10月4日被解雇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开端不利
1971年夏，安德罗波夫把克留奇科夫调到情报机关工作，任命他为第一总局第
一副局长。这是转向很大的独立自主的工作，向更高的职务迈出了一步。但是对于
克留奇科夫来说，转向情报工作很困难。他回忆说，他“简直难以想象如何在离安
德罗波夫较远的地方工作”。
克留奇科夫崇拜上司，会背诵他的诗。
那时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门年。克留奇科夫已经习惯于起第一助理的作用，
而现在却要自己作决定。但是克留奇科夫找到了办法。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几
乎每件小事他都向安德罗波夫请示。克留奇科夫从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来说，仍
然是助理。
克格勃的领导想以更年轻的人来替换当时经验丰富的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
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谢米恰斯内主张任命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列昂尼德·米
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当局长（后来他被任命为塔斯社社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谢米恰斯内甚至对勃列日涅夫谈了这一任命，所以政治局里有人向扎米亚京祝贺他
履新。
但是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所取代，所以关于撤换情报局长一事被推迟了好
几年。后来萨哈罗夫斯基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接任情报局长，
但显然这是一项过渡的决定。克留奇科夫当了3年副手，这是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需要
工作的时间。
克留奇科夫情报工作的开始，恰逢对克格勃不利的一些事件发生。克留奇科夫
刚刚搬入新的办公室，远离安德罗波夫，克格勃就在英国受到严重挫折。
1971年9月初，苏联情报机关驻伦敦的军官奥列格·利亚林投靠了英国人。这使
英国人找到了合适的借口。他们早就对苏联驻伦敦的外交官员过多表示不满，因为
苏联驻英国的外交官比英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多得多。英国人有理由怀疑，在苏联
驻英国的外交官中，真正的外交官不多。事实的确如此，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情报
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很多人希望住在伦敦这个美好的城市而得到扩大。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命达诺夫将军1971年在伦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国
外工作。他对我说：“利亚林投靠英国人之后，我们知道将发生问题。但是一点也
没有想到，会对我们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对外情报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而我在伦敦正式宣布驱逐之前就离开了英国。”
“您与利亚林直接联系？”
“问题不在这里，麻烦的是，关于我的工作他比应该知道的要多，而我的工作
开展得很有意思。难怪英国人迄今不同意我去他们那里……”
“所以您就决定离开英国了？”
“不是我要离开，而是我们的同志们要我回来。9月3日利亚林失踪，9月11日我
乘‘爱沙尼亚’号客轮回国，遇到了暴风雨。”
“您感觉英国人对您特别感兴趣吗？对您的跟踪比对一般人要多吗？”
“并非对我不加注意。有时同时有9辆英国情报机关的汽车跟踪我们，而我们把
所有9辆汽车都识破了。我在大使馆工作，但是我没有外交掩护，因为1969年英国人
已经限制我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名额，所以我不是以外交护照，而是以公务护照去
大使馆的。这样，对于我们在英国的情报人员来说，有薄弱的地方。”
“利亚林在情报站里担任要职吗？”
“他是普通情报人员，正式身份是在使馆商务处担任高级工程师。但是不知怎
么搞的，他知道我的一个重要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利用得相当成功……”
“那么什么是他投靠英国人的借口呢？”
“晚些时候，当我研究情报安全问题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材料，绘制了可能
从我们阵营逃跑的人员肖像，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可以说，
利亚林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同，并非一开始就是间谍。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情冲动
的人，喝酒很多。而当一个人经常喝酒时，整个心理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作出
一些不恰当的反应，而且过于警惕。
“利亚林是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英国警察抓起来的。我想，这是一个借口。如
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外国大使馆官员身上，这样的拘留通常有反间谍部门参与，或者
是将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立即报告反间谍机关，请他们参与。
“英国反间谍机关可能知道（甚至肯定知道）利亚林与使馆商务处一名女工作
人员的风流韵事，她是一个有夫之妇……我认为，英国人拘留他后与他进行了详细
谈话。这样的谈话可想而知。比如，他们威胁说；我们知道你有风流事，如果说出
去，就会把你送回国，你就会被克格勃解雇，被扔到街头，整个仕途就完了……
“我不认为他马上就作出了决定。很可能是，他答应考虑考虑。他在警察局被
拘留到天亮。如果他作出了决定，他们早就把他释放了。因为时间很重要：不能让
间谍从自己情报机构人员的视野里消失，不能让情报站的人员开始寻找他。
“而他们把他拘留到天亮，我们的领事去了他那儿，把他领回来，带到使馆。
真不凑巧，利亚林所尊重的情报站长当时不在使馆，而副站长对他有偏见（人们的
性格常常合不来，此事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副站长对利亚林所说的正是英国人所警告的：哈哈，原来是这样！这里没有
你的事了，你收拾东西，在24小时内我们把你送回国。这正好是忌讳的。
“即使一个人遇到不幸，甚至他处于被策反的境地，也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
对待他。我的工作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信任，这是对的。在上述谈话后，
利亚林作出了最后决定：原来如此！所以他走了……”
英国人驱逐了105名苏联公民。利亚林出卖了大家，所以情报站必须重新建。英
国人对苏联工作人员作出限制，我们不能派遣以前在那里工作的那么多人了。法国
人步英国人的后尘，也把一大批苏联情报员驱逐出国。接着又有一些国家效仿。
克留奇科夫对这些失败的事件不能承担责任，但是他明白了，只要有一名叛逃
者，就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外交官打开报纸
这样大规模的驱逐后来依旧发生。1983年4月，因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一下子
就有近50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赞成这项行
动。据说，他甚至在反间谍机关提交给他的100人的名单中亲自点出47人。
莫斯科没有采取报复措施。对克格勃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莫斯科不想恶化与
法国的特殊关系。而当其他国家这样做时，苏联领导人没有这样宽容。
1976年，当年轻的德国大使馆新闻官文贝尔哈德·海肯打开当时在苏联很受欢
迎的《文学报》最新一期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报纸报道说，这个德国外交官是
一名以外交豁免权为掩护的间谍。
但是艾贝尔哈德·海肯根本不是西德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克格勃也知道这一点。
没有一个大使馆能够保住这样的秘密：谁是真正的外交官，谁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
间谍。海肯成为莫斯科和波恩间谍外交游戏中的牺牲品。
当时西德电视台拍摄了关于苏联外交官的电影《莫斯科的间谍们》。莫斯科知
道将要上映这部电影。克格勃让一位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苏联新闻记者以苏联领导
人的名义去西德大使馆通报大使，如果在西德电视台上播放这部电影，苏联将把它
看作是敌对行动。苏联警告说，放映这部电影将引起后果。
这位吃惊不小的记者说，他需要有书面委托书才能执行如此敏感的使命。他从
克格勃那里得到了没有签名的文本，其中写道：“委托你去西德驻莫斯科大使馆并
通报大使……”
深夜，记者来到西德大使馆。当时在大使馆门口值班的警察警惕性很高，一般
都要对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检查每个要进入大使馆的人的证件，但是这一次他什么
也没有问，立刻就把来访者放了进去，并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西德大使了解并高度评价这位记者。他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叙述后说，将把此事
向波恩报告。”
但是西德外交部并不直接控制电视台。这部电影还是播映了。克格勃想找一个
报复的牺牲品。新闻官海肯于是被宣布为间谍。对命运的极大讽刺是，海肯与那位
被委托去西德大使馆对德国人施加影响的记者几乎是朋友……
为什么恰恰选中艾贝尔哈德·海肯？为什么不宣布那时在莫斯科工作的联邦德
国情报局真正的成员为间谍？
事情经常这样。与一般所持的意见相反，反间谍局很少向外交部请求驱逐已被
发现的情报人员。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监视他，确定他的工作方法和他的关系，并
与他周旋。如果已经决定要搞一次规模不大的公开的丑闻，那么往往选择与情报局
没有关系的人作为牺牲品。
艾贝尔哈德·海肯反正是要返回波恩，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4年任期已满。他
离开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