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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我”为了恢复其正常状态便全力依附于现实。 假如联合起来的那两方变得格外强大，他们就能成功地松散并改变“自我”的组织，致使“自我”与现实的正常关系受到搔扰，甚至彻底崩溃。 我们已经看到在梦中发生的这类情况：当“自我”同外部世界的现实隔离开时，它就会在内心世界的影响下陷入精神变态。我们的治疗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的。 “自我”因内部冲突而被减弱，我们必须给以援助。 这就像一场必须依靠外来盟军的援助才能决定胜败的内战中发生的情况一般。 精神分析医生和病人的减弱了的“自我”必须以客观现实世界为基础结成同盟，共同抵抗敌人，亦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认真要求。 我们彼此达成协定，患病的“自我”向我们保证做到最彻底的坦率，即保证把它的自我知觉所产生的所有材料都交由我们掌握，我们则向患者担保做到最严格的保管，并把我们在解释受到无意识影响和材料方面的一切经验都献给他。我们的知识将弥补他的无知，并使他的“自我”能够重新主宰他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失去的那些部分。 这个协定构成了分析学的概况。我们刚走到这一步，第一次失望就在等待我们了——对过于自信的人第一个警告。 假如病人的“自我”要在我们的共同工作中充当有用的同盟者，它就一定要保持与现实要求的一定程度的连惯性以及对现实要求的一些零碎的理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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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它受到敌对势力多么沉重的压迫。 然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而它也就不能遵守这种协定，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达成什么协定。 他很快就会把我们甩开，不要我们提供的帮助，并把我们送到对它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那部分客观世界里去。 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必须放弃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试验我们的治疗计划的思想——可能是永远放弃，也许是暂时放弃，直到我们找到另一个能更好地适用于他们的计划为止。然而，还有另外一类精神方面的病人，他们显然同精神病患者极其相象，这就是成千上万遭受各种神经机能病折磨的人。这些人的病的关键因素及其发病过程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说至少十分相近。 可是事实表明，他们的“自我”更具有反抗力，其组织机构也更少受到瓦解。 尽管他们也表现出一些病症和一些机能弱点，可其中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自立。 这些神经病患者有可能表现得愿意接纳我们的帮助。 我们将把我们的兴趣集中于他们身上，看一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把他们“治愈”。
于是，我们就同这种神经病人达成了协议：一方彻底坦率，另一方严格谨慎。 看上去似乎我们的目标只是充当尘世的神父与忏悔者，可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我们要从我们的病人那里听到的不只是他知道而对别人隐瞒着的东西，他还得告诉我们他不知道的东西。 考虑到这一目的，我们就把我们所讲的“坦率”的定义下得更为详尽，提供给病人。 我们对他保证一定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律，此后他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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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行为都将受这条原则的支配。 他不仅仅应该对我们阐述他能够有意识地、心甘情愿地说出来的东西，能够使他像作忏悔那样消除重负的东西，并且还应该对我们讲述产生于他的自我观察的东西，任何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东西，尽管他不愿意说这些东西，即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荒谬的。 假如他能够服从这道命令，成功地使他的“自我”
评论失去效力，他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量材料——思想、看法、回忆等。 这些材料都已经受到无意识的影响，而且通常是无意识的直接衍生物，因此使我们能够推测他的被抑制的无意识材料，并通过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扩大“自我”对他的无意识的认识。但是，假如说病人的“自我”完全满足于担任这种被动地、温顺地把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提供给我们而且相信和接受我们对这些材料的解释的角色，那是和事实相去甚远的。 还会发生一些别的情况，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可能已经预见到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必然会使我们感到惊奇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种情况。 病人并不满足于从现实的角度把分析学家看作援助者和劝导者，认为他们承担这项艰苦的工作是领取报酬的，并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充当诸如攀登高山险峰的向导之类的角色。 反之，病人在分析学家身上看到了某个源于他的童年时代或者往昔岁月的重要人物的复返、再生，从而把无疑适用于这个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分析学家身上。 这种移情现象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别的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宝贵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严重危险的源泉，这种移情是相互矛盾的（ａ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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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它含有对分析学家的肯定（爱慕）和否定（敌视）
这样两种态度，分析学家往往被病人当作双亲中的任何一方，即父亲或母亲。 只要这种移情是绝对的，它就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它能改变分析的整个情况。 病人置渴望健康、摆脱精神不安的理性目的而不顾，却产生出一种试图讨好分析学家、赢得他的赞赏和喜爱的新目标。 这个目的就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虚弱的“自我”加强了；在其影响下，他做出了往往是他力所不及的事；他的病症消失了，他看上去显然地已经恢复健康——仅仅是为了分析学家的缘故。 分析学家可能会羞怯地偷偷承认自己承担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而丝毫不怀疑自己将能够掌握异乎寻常的力量。并且，移情所产生的联系还随之带来了两个进一步的好处。当病人把分析学家置于他的父亲（或母亲）
的位置时，病人同时也把他的“超我”施行于他的“自我”的权力交给了分析学家，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的父母就是他的“超我”的起源。 这时，新的“超我”就会有机会接受一种对神经病人进行的后教育（ａｆｔ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这种后教育能纠正病人的父母在教育他时所形成的错误。 然而到了这一步，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滥用这种新影响。 不论分析学家多么想成为他人的老师、楷模和理想的典范，多么想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些人，他都不应该忘记他在精神分析中的任务并不是充当这些角色。 实际上，如果听任自己被自己的偏好所驱使，就会和自己的任务背道而驰。 倘若这样，他就只会是重犯那些以自己的影响摧毁了孩子独立性的父母所犯的错误，只会是以一种新的依赖性来取代病人开始的依赖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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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善和教育病人所做的一切尝试中，分析学家都应该尊重病人的个性。 他能合理地允许自己施加多少影响应取决于病人所表现的压抑的发展程度。 有些神经病人身上保留了浓重的稚气，因此在分析治疗中也只能把他们当作儿童对待。移情的另一个益处是，病人会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他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假如不是移情作用他很可能只会给我们大概地提一下这段经历。 他可以说是在我们面前表演，而不是对我们汇报。如今看一下这个移情的另一方面。 既然移情能再现病人与其父母的关系，他同样也会把这种联系的矛盾性接收过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状况：某一天病人对分析学家的肯定态度会忽然变为否定，亦即敌视的态度。 这通常也是过去的一种反复。 他对父亲的顺从（如果涉及的是他的父亲）
，他要求得到父亲宠爱的行为，都会针对他父亲的一种与性欲有关的愿望中找到其根源。 有时这种要求还会在移情中朝前推进，执意得到满足。 在精神分析的环境中，这种要求只能受到挫折。病人与分析学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性关系的，就算是是更微妙的满足手段，如表示偏爱、亲密等，都很少为分析学家所允许。 这样一种拒绝态度是促使病人转变所必须的；病人在童年时期的遭遇可能就是如此。在积极移情的影响下获得的治疗成功，容易被当成是具有挑逗性质的。 假如消极移情占了上风，这种治疗成功就会像风中的稻壳一样被吹得不见踪影。 我们会惊恐地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耗费的一切辛苦和劳动都是徒劳的。的确，我们原以为是病人获得的永久智力的东西，他对精神分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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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对其效验的相信，全都一下子消失了。 他的行为像个小孩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判断能力，盲目地信任所有他喜爱的人，不相信任何一个陌生人。 这种移情状态的危险明显在于病人对这种状态的性质的误解，没有把它们当成是过去经历的反映，而是看成了新鲜的经验。 倘若他（或她）意识到了潜藏在积极移情后面的强烈的情欲，他就会确认自己已经陷入炽热的恋爱之中；一旦这样移情变化了，他就感觉受了侮辱和忽视，于是把分析学家当做敌人一样仇恨，愿意放弃这种分析治疗。 在这两种极端的状况下，病人都是忘记了治疗开始时他与分析学家达成的协议，对于继续合作已经毫无用处。 分析学家应该时时刻刻把病人从充满威胁的幻觉中解脱出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知道他以为是新的现实生活的其实不过是过去的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这是分析学家的任务。 为了预防陷入一种无法获得任何征象的处境，分析学家应该注意不要让爱或恨达到极端。 只要抓住恰当的时机使病人对这种可能性有所准备，而且不放过这种可能性的最初迹象，就会有所收效。依照上述方法谨慎掌握好移情，而且能取得丰硕成果。 假如我们成功地使病人看清了移情现象的真正本质——这通常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就等于是从他手中夺走了他用来抵抗的一件强大的武器，把危险转变成了利益。因为病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以移情形式所获得的体验，这种体验比他用其它方法所能得到的东西都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如果在移情状态之外以行动来代替回忆，那是非常不理想的。 适合我们的目的的理想行为是病人在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尽量表现得正常，只在移情中才表现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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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的反应。我们用以加强虚弱的“自我”的方法是以扩大其自我认识为开始的。 这当然不是全部内容，只是其中的第一步。 失去这种自我认识，对“自我”来说意味着屈服于威力和影响；这是表现“自我”被“本我”和“超我”的要求禁锢和牵制的第一项明确的迹象。 所以，我们必须提供的第一个帮助就是发挥出我们的智力作用并鼓励病人合作。 这项第一步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将为另一个更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任务中的动力因素，就算是在开始阶段。 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为我们的工作收集材料——比方说，病人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以及他的自由联想所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病人在移情状态中显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通过释解病人的梦所得到的东西，以及病人因为失言或动作倒错（ｐｏａｐｒａｘｅｓ）而表露的东西。 所有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解释他所遭遇过但却已经遗忘了的事，以及目前正在他身上发生而他并不知道的事。 然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我们的认识和他的认识。 我们要避免把我们在早期阶段经常发现的东西马上告诉他，也要避免把我们认为已经发现的全部现象都告诉他。 我们要小心考虑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们的某个解释，要等待我们觉得是合适的时机——这并不总是容易判定的。 我们往往要拖延到他本人已经非常接近于了解我们的设想或解释，以致只剩下最后一步时才告诉他，即使这一步事实上是决定性的综合。假如我们采用另一种方法，在他有所准备之前就把我们的种种解释统统地抛给他，让他不知所措，那么，我们的启发不是毫无效果就是激起一阵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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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抗，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工作进展更为艰难，甚至会有彻底停止的危险。 可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得当，那就通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病人会立刻为我们解释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主动地记起他已经忘记了的内心活动或外在事件。我们的解释和他已忘却的细节符合得越贴切，就越容易得到他的响应。 所以，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我们的认识也变成了他的认识。提到反抗，我们就触及到了我们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已经了解到，“自我”是以“反精神注入”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抵抗无意识和被抑制的“本我”的不利因素的侵犯，假如“自我”要发挥正常功能，这种防御就必须始终保持完好无损。“自我”越感到受压迫，它便越紧张地依附于（仿佛处在惊惧状态）这种“反精神注入”
，以便保护自己的剩余部分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侵占。 可是这个防御目的无论如何不符合我们的治疗目的。 恰恰相反，我们所希望的是“自我”信赖我们的援助而变得更大胆。敢于采取攻势以收复失地。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反精神注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抵抗的力量。“自我”惊恐地从这些仿佛危险的、有可能让人不快的任务中退缩了；假如要让“自我”不辜负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给他以鼓励和安慰。 这种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并在每一个新的疗程重新获取力量的反抗，被称作——并不完全正确——起因于压抑的抵抗（。。 。 。 。 。 。 。 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ｉｏｎ）。
我们了解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反抗。有意思的是我们还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分布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当“自我”竭力抵制我们的诱导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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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我们的反对者的无意识却来帮我们的忙了，因为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上升力”
（ｕｐ—ｗａｒｄｒｉｖｅ）
，并最希望望冲破已定疆界，推进到“自我”以至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诱导“自我”克服它的抵抗，发展下去的斗争就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 其结果是无所谓的——不论是导致“自我”在重新检查之后接受它以前始终拒绝接受的一种本能要求，还是再次将它排斥，这次是彻底地反对。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排除了一个永久的危险，都扩大了“自我”的活动范围，都能避免白白消耗能量。克服抵抗是我们工作中最费时间、最麻烦的部分。不过，这是值得的，是由于它能导致“自我”发生有利的变化，使它保持不受移情结果的牵制，还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挣脱已经在无意识的影响下发生的“自我”
的变化；因为每当我们能够发现“自我”中的衍生物时，我们总是指出它们不正常的源由，并诱使“自我”去抵抗它们。需要记住的是，任何由于无意识成分的侵入引起的这样的“自我”变化都不应该超出一定的界限，这是我们互助协定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越深入，我们看透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就越深刻，两个新的因素也就越明显地迫使我们给以注意，它们作为抵抗的根源，要求得到最密切的注意。 两者都是病人完全不知道的，在我们和病人达成协议时，两者都不能考虑在内；而且它们也不是产生于病人的“自我”的。这两个因素都被列在同一个名称之下，即“患病或受苦的需要”
，但它们有不同的起源，即使在其它方面它们具有同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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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第一个原因被称作内疚或内疚意识，尽管病人既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 很显然它是由一个变得格外严厉和残酷的“超我”所产生的那部分抵抗。 病人不能恢复健康，反而必须保持病状，因为他只配这样。 这种抵抗并不真正阻碍我们这项运用智力的工作，但它却能使我们的工作不起作用；实际上，它常常允许我们排除病人的某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但马上准备以另一种形式、也许是某种肉体内的疾病来取代。 内疚感也可以解释我们时不时地在重大灾祸发生之后所观察到的那些十分严重的神经病之所以能够痊愈或好转的原因：关键问题就在于病人应该感到伤心，至于怎样感到悲痛并不十分重要。 十分显著并且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毫无怨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