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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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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
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
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
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
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
……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
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
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
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
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
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
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
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
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
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
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
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
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
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
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
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
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
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
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
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
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
“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
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
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
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
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
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
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
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
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
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
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
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
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
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圈子,——他回答—
—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
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
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
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圈子?我决定兜圈子。‘是
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
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
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
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
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
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
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
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
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
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
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
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
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
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
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
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
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
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 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
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
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
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
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
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
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
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
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
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
分割: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
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
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
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
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
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
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
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
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
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
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
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
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
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
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
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
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
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
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
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
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
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
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
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
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
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
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
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
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
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
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
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
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
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
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
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
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
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
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
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
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
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
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
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
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
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
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
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
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
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
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
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
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
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
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
(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
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
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
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
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
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
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
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
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
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
“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
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
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
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
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
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
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
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
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
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
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
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
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
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
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
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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