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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
·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
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
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
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
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
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
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
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
·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
（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
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
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
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
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
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
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
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
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
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
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
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
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
“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
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
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
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
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
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
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
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
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
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
—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
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
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
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
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
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
·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
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
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
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
…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
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
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
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
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
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
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
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
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
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
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
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
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
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
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
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
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
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
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
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
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
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
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
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
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
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
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
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
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
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
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也无法从阿赫梅罗夫的报告或者后来在克格勃的谈话中搞
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样与霍普金斯进行第一次接触的。但可以肯定地说，
在1941年夏天，德军刚入侵之后，霍普金斯第一次来苏联之前，他们彼此已经建立
了联系。1941年 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罗斯福代表身份到达英国与邱吉尔和“军事
内阁” 成员进行谈判。7月25日他电告总统：“敬请告知，您是否认为我访问莫斯
科十分重要并有益无害……我要尽一切可能，使俄国人守住防线，甚至不惜眼下的
失败为代价”。后来，苏美驻伦敦的大使伊万·迈斯基和约翰·怀南特确认说，他
们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
写道，——这次访问具有特别意义”。没有一个西方大使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从
未受到像在俄国这样的接待——霍普金斯回忆道。——有时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
选我当总统了，虽然我没有亲吻孩子们。”在为他修建的单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
更使他吃惊的是还发现了储备的香槟、鱼子酱、巧克力和香烟。（斯坦哈特曾抱怨
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
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抗的决心：
“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
只有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
一个手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
然不动。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
传所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
献”。
霍普金斯1941年 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
长期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
一样，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
有可能去说服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
儿子埃利奥特说：“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
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
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
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
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
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
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
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
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
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
这种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
许诺，为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
苏联，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
在转交所谓“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
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
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
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
—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
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
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
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
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是要去的。”更有甚者，
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掉了。之后，霍普金
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当时亨德森任国
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
走上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
国人。即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
霍普金斯的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
伍初期屡遭挫败；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
他逐渐认识到，与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
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
1943年8月报告：
“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
一切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
法西斯后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
渗人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
“五杰”，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
机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
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
意即“消灭” ）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
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
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
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
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
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
在伯吉斯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
性不好的同性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
普费费尔，据加龙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
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
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
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
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
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
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
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
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
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
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