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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 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
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 月，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
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
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
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
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
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
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
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
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
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
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
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
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
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
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
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
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
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
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
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
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
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
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
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
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
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
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
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
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
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
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
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
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
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
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
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法搞到的情报为数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国的基本
情形，这个国家正逐渐陷入混乱的深渊。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工人，有时羞于将自己谈论地主和全国形势问题的大字报公
诸于众任人评说。因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常常把
纸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边盯着白纸，有人围上来后，他们就语无伦次讲起地方
大事来。但大多数大字报都涉及了全国性重大问题。1967年底开始出现攻击国家元
首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年他被投进监狱，之后先后有22000 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
刘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劳动突击手的会议上祝贺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来
此人被挂牌游街示众。百般凌辱，直到发疯。
还出现了鼓动人们活活烧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
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的原则，红卫兵把刘少奇的一个儿
子扔到了火车轮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
2 号人物，被迫下乡劳动，但他活了下来。在物理系念书的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
被从北京大学二楼窗口扔了下来，造成他的下肢瘫痪。
莫斯科总部最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恰克将军
1976… 1981年在北京是间谍头目。他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文革”期间克格勃
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情报比外交部要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总部收到
了大量有关混乱和武斗的情报，这些来自克格勃情报机构和无法接近党内高级官员
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使总部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总局预言说，毛泽东的学说会发展成“侵略性的亚洲独裁统治”，并企图
收回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划归沙俄的大片领士。
1969年3月8日，发生在中亚和珍宝岛的边境磨擦证明克格勃的预言是正确的，
预示着中苏间更大的冲突。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而且
这个国家有足以摧毁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过，核战争
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将从
地球上消失。1969年9 月，中国在新疆搞了两次核材验，莫斯科通过卫星得知中国
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卫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同克格勃有联系的记者维克托·路易（他便是
维塔利·叶夫根尼·路易），在一些为西方报刊写的文章中暗示，苏联正在研究是
否在中国拥有核导弹威胁苏联以前，对它进行核打击以示警告。与此同时克格勃的
间谍机关也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散布这类传闻。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即便是克格勃负
责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当时也不敢肯定，这是恐吓中国人的“积极行动”的一部分，
还是要警告西方，苏联总参谋部正在郑重其事地研究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说，这
些措施的确是第一总局A 处的一次“积极行动”。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摆脱“文
革”的混乱，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中国恢复了为解决边境冲突的会谈。但这
种压力最终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苏联实施该打击似乎成为中国同美国开始秘密会
谈的原因之一。谈判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宣告结束。
70年代初，总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就像
过去美国一样。最后决定，克格勃对中国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对手”。而“主要对
手”仍是美国。由于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收到的有
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为
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
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之得到了补偿。苏联
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东。战后英法势力的瓦解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而美国由于对
以色列具有某些义务又无法插足。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掌权使苏联有可能充当阿
拉伯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了。纳赛尔36岁便成为埃及土著居民的代表人物，享有
这一地位的人从公元前525年波斯人推翻末代法老以后就掌握着这个国家。
纳赛尔写道：“小时候，每次有飞机飞过头顶，我就喊：‘万能的主啊’，降
祸给英国人吧。”
没有一个现代阿拉伯领导人能同纳赛尔的高涨的民族感和阿拉伯民众对他的好
感相媲美。
60年代，纳赛尔注定要成为自己雄言善辩和自己设计的英雄形象的牺牲品。但
是在他成为埃及领袖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塑造英雄所需的材料。1954年他上台
不久就在一次集会上发生了暗杀事件，他活了下来，但站在他身旁的人中有两人丧
命，其余的为了逃命从主席台跳了下去。纳赛尔却原地未动，喊道：“让他们打死
纳赛尔吧。他只是万众之一，不管他是死是活革命都将继续！”1955年他宣布同苏
联签订合同，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大批武器，这使西方为之震惊。这个协议严格
保密，甚至埃及驻莫斯科大使都毫无所知，只是两国领导人的大笔一挥，便结束了
西方对中东武器输出的垄断局面。
1956年7 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曾一度租让给设在巴黎
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并被阿拉伯人视为西方对他们进行剥削的鲜明例证。当年11月，
英国和法国勾结以色列用武力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的企图破产后，纳赛尔成为
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的英雄（只有正统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不承认他）。1958年，纳
赛尔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周 的旅行访问，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苏联全体领导人到机
场迎接他。在一年一度的红场五一游行中他是列宁陵墓观礼台上的贵宾。回国后，
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讲话说，苏联是个“友好的国家，毫不谋求自己的
私利”，它对阿拉伯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纳赛尔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严重的磨擦出现在纳
赛尔开始迫害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人、并指责伊拉克的共产党之后。克格勃确切
地知道，在纳赛尔公开批评1959年苏联奉行的政策之后，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了来
自美国的援助。但无论如何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和总部都确信，中东已经形成某
种力量平衡，这对同“主要对手”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局成员都
同意这种观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三国都持反美态度。1962年本·贝拉在阿尔
及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并吸收了几名共产党员进人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饱受耻
辱之后，赫鲁晓夫决心在对中东施加影响的斗争中一定要占美国的上风。卡斯特罗
在古巴的胜利，便是苏联采取与第三世界反帝的（尽管在思想上并未完全一致）民
族主义分子结盟、代替原来只依靠共产党的新政策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民族主义
分子在思想上是倾向共产党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学家们创造出诸如“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这样的
术语来表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向往的正是这
种过渡时期。1961年纳赛尔决定将大部分埃及工业国有化，这成了他奉行“非资本
主义道路”的一个可靠证据。60年代苏联在亚非领导人中对纳赛尔寄予的希望最大。
1953——1971年期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43％给了埃及。1965年埃及共产
党宣布解散，党员们申请加人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克格勃对苏联同纳赛尔结盟热情支持的表现之一，是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他左
右的亲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萨米·谢拉夫。此人大腹便便，两撇小胡子向下耷
拉，和他的代号“阿萨德”（狮子）很不相称。1959年他被任命为总统直属情报局
局长，实际上成了埃及侦察部门的领导人和纳赛尔的贴身顾问之一。谢拉夫的接线
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后来成了克格勃在开罗的间谍头目。从1970
…1974年的5年间，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成绩使他在总部平步青云，终于当上了第一总
局副局长、谢拉夫负责检验埃及高级官员是否可靠，他可以听到任何他个人和克格
勃组织感兴趣的电话内容。除此以外他还在其他方面为克格勃效力，如派埃及情报
人员到莫斯科学习，为包括招募间谍提供机会等。纳赛尔对他的一些部长的亲苏态
度非常清楚，尤其是对阿里·萨布里。此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总理、阿拉伯社
会主义联盟主席和副总统。但好像他把谢拉夫看得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会竭尽所能在不损害埃及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苏联最大的援助。基尔皮
琴科一再地刺激谢拉夫的虚荣心，他经常对后者说，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
认为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纳赛尔死后一年，谢拉夫终于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
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并极尽感激友好之辞：“我非常感谢勃列日涅夫
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会见我，毫无疑问，这是您特殊加惠于我。我相信我们的
关系将不断发展下去，今后的岁月以及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将成为埃苏两国、
两党、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谊最可信的证明。我深信，在埃苏友好关系史上萨米，
谢拉夫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纳赛尔的儿子。”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纳赛尔不乏公开的溢美之辞，但60年代中期，他作为阿拉伯
世界不可战胜的英雄的威名被过分拔高后，也导起了总部内外对他的嘲笑。1964年
纳赛尔和他的总参谋长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一苏联最高奖是首次授予外国人，
后来这成为主席团会议上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的罪状之一。这次授奖还引起了一系列
在总部广为流传的笑话。尽管有关纳赛尔的顺口溜众所周知，但60年代总部还是相
信，甚至是过分地相信苏联在中东的形响在扩大。“力量平衡”似乎形成得很缓慢，
但确实是在朝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君主政体受到来自
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压力。克里姆林宫、总部和高层军事官员普遍认为，
依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埃及武装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了。可想而知，在叙利亚和
约旦的支持下，埃及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对这
种现点。1967年4 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访问埃及后报告说，
埃及和叙利亚需要苏联更广泛的援助，以便更有效地同从色列对抗。但没人重视他
的报告。1967年春，当埃及同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时，谢拉夫提供给纳赛尔的
情报，仍然在附和总部“力量平衡”的乐观评价。
1967年6月5日（星期一），开罗时间早晨8 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
袭击，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并持续了6天。战争的结局实际在最初的3个小时内就
已确定，以色列的突袭使340架埃及战斗机中的286架毁于一旦，在紧跟其后的西奈
半岛战斗中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空中掩护。直至6月5日下午4 时，纳赛尔的将军们
都不敢告诉他，他的空军已全军覆没。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马上声明，有迹象
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和英国飞机的支持。西奈半岛作战初期埃及拥有同以色列数
量相等的坦克，在有生力量方面埃及人甚至占有优势。4 天的战斗使埃及人损失了
700 辆坦克，死亡和被俘的士兵达到1740人。纳赛尔提出辞职，但几百万埃及人的
大游行说服他留在了总统位子上，对他们来说纳赛尔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
埃及及其盟国叙利亚在军事上的失利，经过以色列的大肆渲染，在阿拉伯世界
以外普遍认为阿拉伯人畏战。埃及战俘身穿短裤，以尚未损坏的苏联坦克为背景或
以其他沮丧的姿态被拍照。克里姆林宫公开站出来支持阿拉伯人，痛斥帝国主义的
侵略行径并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后来不得不后悔这一行动）。但在非公开场
合。阿拉伯军队的不善作战也受到了尖刻的批评。大批苏联军械被以色列人缴获引
起了苏联的愤怒。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理论仍然存在，戈尔季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