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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温，收买了伦敦车辆登记部门的
工作人员西里奥什·侯赛因·阿布杜卡德尔，他知道军情五处和刑侦厅特务部门所
有车的牌号。有几次军情五处非常狡猾的监视都失败了，因为苏联间谍毫不费力地
认出了那些车是用于侦察行动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伦敦被招募的间谍中绝大多数在科技侦察领域工作，特别
是在军事领域。间谍机关70年代这方面的主要专家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
京，1967年他成为第一总局新设立的T 局的创立者之一，该局负责科技侦察，并利
用国外间谍局X系统的工作人员。1968年初至1971年，X系统在伦敦的负责人是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为人严厉，是在社交界不受欢迎的工程师，他的
英语带加拿大口音，对西方语音系统不能适应。除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编制内间
谍外，T 局和情报总局还利用那些以商务代表身份被派出国的人。除此以外他们还
任用在英国学习的苏联大学生。T 局的秘史中还提到了60年代在一系列工业和国防
技术领域内取得的卓越成绩，其中包括电子技术的最新样品、计算机、有机合成的
化学纤维产品和航空航天技术。
军情五处对付科技情报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人力物力缺乏，同时也由于
诉讼程序带来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又不便大肆宣扬。如果情报人员没有公开认罪或
在交接材料时被当场抓获，通常无法判被告有罪。这些麻烦在1963年对朱津贝·马
尔特利进行诉讼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位30岁的物理学家在受审前的一年里，在卡
尔海姆原子动力局试验室工作，他因一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证据而被逮捕，并当
场发现了他同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及其他克格勃人员会面时的记录，藏在精致烟盒
中还未用完的一次性密码本，甚至还有拍摄文件用的设备。但是拥有间谍用具并不
能说明他有罪，况且马尔特利不可能公开接近秘密材料，尽管同他交往的人能够接
触到。马尔特利承认他同卡尔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声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恶作剧，
打乱企图讹诈他的苏联间谍的全部计划。法庭最后宣布马尔特利无罪。
1965年还有一起科技间谍案也以被告无罪释放而告终。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
温特顿“柯达”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作人员，他的同事杰弗里·科努埃尔似乎也被他
收买了。他们俩均被指控，将防静电薄膜的技术和其他制造胶卷的技术流程细节卖
给了东德情报总局。因为案件没有涉及任何政府秘密，他们只是被判有贪污罪。但
后来新的证人让波尔·苏佩尔博士在法庭上确认他本人同罗伯茨打过交道，让一波
尔·苏佩尔是化学技师和双料（三料？ ） 间谍，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总局、克格勃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比利时情报机构工作，经过认真仔细的审讯，罗伯茨的谎言
终被彻底揭穿。
可以说军情五处负责调查的科技间谍案，大多数都很难搜集到必要的证据而无
法诉诸法庭。通常叛逃者提供的情况总被置之不理，无论在法庭外他们的言辞多么
可信，但在法庭上只被看作是旁证。在T 局的秘史中间谍很少被直书其名，但从中
仍可得出结论；最后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简直是凤毛城角。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共有三起案件最后被告被判有罪。这三起案件的当事
人都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时，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作的案，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安全系
统的漏洞。1965年，航空部52岁的设计师弗兰克·博萨尔德被判21年徒刑，因为他
把可控导弹的设计秘密卖给了情报总局。他说自己是在4 年前被一名自称戈尔东的
人策反的。他俩是在伦敦的一家叫“红狮子”的啤酒馆里相识的，俩人都酷爱古钱
币。初次见面几天后戈尔东给了博萨尔德200 英镑，很可能是此前几个月博萨尔德
曾毛遂自荐的缘故。他很少同接线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格拉兹科夫见面。每两个
月他把摄有秘密文件的胶卷放在10个“信箱”的一个之中并取回数额不等的报酬，
有一次拿到了2000英镑现金。至于用哪一个“信箱”，是通过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和
星期三莫斯科广播电台英文节目播放的歌曲序号决定的，在这些歌曲中有《马刀舞
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在紧急情况下播放《纤夫曲》，这表示行动暂停。
博萨尔德被捕后对他进行了调查，查明他曾有前科，但当时没有追查到底。1934年
他曾被判6个月劳动改造，原因是他用假票据大量收购钟表，然后拿到当铺再卖掉。
1968年BBC 电台的高级技师杜格拉斯·布里特同博萨尔德一样也被判21年监禁。
被捕前的6年中他利用设在塞浦路斯和林肯希尔的BBC秘密联络站将一些绝密情报传
送给了克格勃。他是在1963年被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间谍收买。尤里在肯辛顿的
科学博物馆中走近布里特，唤着他的工作呼号“高尔夫——三——狐步——利马”，
并告诉他自己是他的同行无线电爱好者。两个月以后布里特接到任命去了塞浦路斯，
并开始向当地的接线人发送情报。当他试图中断联系时，接线人就把他取钱时的照
片给他看，胁迫他继续干下去。1966年，布里特被调到BBC 设在林肯希尔的季格比
基地工作。在那里他同克格勃新上司亚里山大·伊万诺维奇·邦达连科联系。1968
年布里特被指控后，安全问题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表明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
实，还是在塞浦路斯时就有过一次对他的审理，当时他在警备队的店铺里借债；他
的妻子则告他同酒吧舞女有私情。回到BBC 季格比基地以后他的经济出现了更严重
的问题，银行拒付他在士兵俱乐部和当地汽车修理厂开的支票，因为他的账号上已
空空如也。安全问题委员会认为，布里特是个“不错的演员和地道的说谎者。如果
这种人决定背叛，安全部门很难揭穿他”。
1972年海军少尉戴维·宾格姆也被判21年徒刑。被捕前他两次为情报总局拍摄
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秘密文件。他在金钱方面的主要问题来自他妻子，有一段时间
由于债台高筑，妻子于1969年把孩子放到孤儿院自己离家出走。1970年她竟然走访
了苏联大使馆。此后宾格姆也被库兹明策反，并告诉他，付给他的600 英镑中有一
部分是给他妻子用的。按指示宾格姆买了照相机和曝光计，在吉尔德福德教堂同上
司见过面后，他接到了特殊指示，同时他还被告知如何利用吉尔德福德地区的邮政
信箱，如何翻拍文件。1972年由于来自克格勃和债主双方的长期压力，他向自己的
长官坦白了一切。
在伦敦如同在其他国家的首都一样，克格勃得到了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帮助。
在苏联扼杀“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开始逃往西方以前，捷克
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对克格勃的协助是最为有效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最重要的
科技间谍是尼古拉斯·普拉格尔，他父亲是布拉格英国使馆的一名小雇员，1948年
父子两人同时成为英国公民。第二年普拉格尔满21岁，他撒谎说一直生长在英国并
加人了BBC电台。 1956年他自荐是出色的雷达技师从而能够接触到秘密军事文件。
1959年普拉格尔决定回布拉格。按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叛逃者约瑟夫·弗罗利
克的话说，捷安全部门早就在等着普拉格尔。捷克安全部门抓住他对共产主义的好
感和贪财的特点招募他为间谍，代号为“马尔科尼”。1961年普拉格尔搞到了英国
用于核攻击的“V”级战略轰炸机上的雷达干扰系统的全部技术资料。
总部称这是捷安全部门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此后10年中普拉格尔在“英国
电气师”公司工作，他把一些秘密军事订货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捷安全部门。1971年
叛逃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和弗兰季什克·奥古斯特的告发使普拉格尔被判12年徒
刑。他本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仅追究了他10年的罪行。
克格勃认为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最大价值就是同政治家和工会人士打交道，因
为这些人不像鄙视俄国人那样看待捷克人，而且他们还同情1938年慕尼黑阴谋中被
西方出卖的捷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建议自己的人在策反英国议员时应把
自己伪装成是久经沙场的外交家，不断抱怨伦敦和布拉格之间的不信任，然后好像
很偶然地说：“我怀疑，布拉格最高当局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同英国人的冷
战早该结束了。如果在这儿找到个什么人，能够说服我们的人民该多好啊。甚至可
以用书面形式说明英国人真诚地希望能同二战时的好盟友改善关系。”
每个用这种方法被说服并写了有关改善英捷关系报告的议员都为此得到了酬金，
并附言“难道我们能让您白辛苦吗？”。如果收买的战略奏效，报告接二连三地寄
来，就说明这位议员已经进人圈套了。60年代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控制着
3 名间谍，其中最积极的是威尔·欧文，他是工党代表，1954年当选后不久便被扬
·帕茨利克（即诺瓦克）招募。扬·帕茨利克是捷安全部门的人，以使馆二秘身份
活动。尽管欧文在捷安全部门的正式代号是“利”，但在间谍机构中大家都知道他
的绰号是“日莫特”。约瑟夫·费罗利克60年代中期在伦敦间谍机构工作，看到过
欧文的工作成果。他说：“利只对每月从我们这儿得到的500 英镑感兴趣……他不
顾危险总是要求能让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公费旅游，这样他可以为自己省下一笔钱。
他甚至每次到大使馆总要捎上满满几兜香烟才走。”
50年代欧文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同接线人见面，他每天清早都在这里迢狗。虽
然他只是一名“后座议员”（即普通议员），但他能够出入下院军事预算委员会。
弗罗利克说。他提供了有关英国部署在莱茵河地区的部队和英国参加北约的珍贵材
料。弗罗利克和另一名了解“利案件”的捷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奥古斯特叛逃后，欧
文败露。1970年4 月调查了欧文的银行账目，发现他有一大笔从未上过税的财产，
于是他被迫辞职。在伦敦老贝利街中央刑事法院的诉讼中，并没能证明欧文出卖过
秘密材料。因为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都不是他的接线人，他们的证词只能做为旁证，
不起作用。在法庭宣布欧文无罪之后，欧文向军情五处交代了一切，条件是五处保
证不再对他立案。议员兼律师利奥·阿布斯听了他的坦白之后写道：“毫无疑问，
欧文从心底嘲讽了自己的祖国。”
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工作的工党议员中职位最高的是约翰·斯托温豪斯，
他曾历任航空部议会秘书、殖民部副议会秘书、机械部部长、邮政部部长，在1964
… 1970年威尔逊政府中又任邮电和远距离通讯部部长。50年代斯托温家斯访问捷克
斯洛伐克时，捷安全部门曾将他诱入“爱情陷陕”并以此进行讹诈。弗罗利克说，
他也拿了捷安全部门的钱，“虽然他不是内阁成员，但能帮助我们了解到英国的军
事及情报活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斯托温豪斯和捷安全部门的关系不是偶
然的。1970年威尔逊政府倒台前几个月，有关部门当着首相的面向他陈述了弗罗利
克和奥古斯特的证词，但斯托温豪斯矢口否认了这一切。由于军情五处没有证据可
以证实叛逃人员的证词，案件就此罢手。
但是，这场风波之后斯托温豪斯的所作所为同他自己完全无辜的声明并不相符。
1974年他在商务上遇到了严重问题，在导演了一幕自杀的假戏之后，他同情妇一起
跑到了澳大利亚。 被缉拿回英国以后，他因偷窃和伪造行为受到18项指控，被判7
年监禁。从监狱出来后，他出版了一部间谍小说。小说中提到欧洲委员会的一名名
叫拉尔夫·埃德莫德·斯的高级官员， 被东德情报机关迷人的洛特小姐诱人圈套
（拉尔夫的接线人后来告诉他：“她是我们最棒的一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总是恰
到好处”）。拉尔夫在洛特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她简直让他“销魂”。
在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之后，拉尔夫已经渐人梦乡，“突然，他在天花板一面
硕大的椭圆形镜子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像”。后来那些通过镜子拍下的照片交给他作
为那一夜的纪念，于是他同意合作。尽管斯托温豪斯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尚值
得怀疑，但这个讲述拉尔夫如何落人陷谈的故事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同捷安全部门
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英国下院中有一名代号“鳄鱼”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他的案件时至今日仍然
扑朔迷离，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鳄鱼”是汤姆·德赖贝格，任议员28年，后
来成为工党的贵族院议员（上院议员）；他还曾长期担任国家执行委员会委员，后
又出任工党主席。此人颇具魁力，是天才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优柔寡断的牺牲品。
他还有一种情不自禁地在公共厕所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欲望。他死于1976年。1956年，
德赖贝格到莫斯科去同老朋友加伊·别尔杰斯聚会（他为别尔杰斯写了一本不真实
的传记，其中驳斥了别尔杰斯是间谍的说法），这时克格勃找到他，他也同意提供
工党领导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有关工党党务的情报。后来他对军情五处说，克格勃
把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作提箱”中的一个给了他。他把装有情报的“工作提箱”交
给自己的苏联上司，换回另一只塞满钞票的箱子。德赖贝格同时还承认为捷克人搞
情报。“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似乎在军情五局说过类似的话。据弗罗利克讲，
克格勃禁止捷安全部门同德赖贝格联系，认为他是“自己的人”。一切迹象表明，
军情五处也把他用作双料间谍。最终连德赖贝格本人大概也糊涂了，他到底给谁干。
70年代英国下院中第4 名捷克斯洛伐克间谍是一个代号为 “古斯塔夫” 的人
（他的个人情况不详）。弗罗利克证明，这名间谍是50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塔博尔
斯基招募的，他是为了钱才干这一行的。“古斯塔夫不是‘利’那样的要人，但在
工党还是在野党的时候，他就能搞到工党内政外交的有价值的情报，威尔逊上台以
后，他还提供过军事情报”。
毫不奇怪，很多描写间谍的作者都把巴尼特·斯特罗斯爵士当成“古斯塔夫”
（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他是议会中苏格兰工党集团的成员，出生于捷克斯洛伐
克，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但他早已不能以诽谤罪指控任何人，因为他已于1967年
去世。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都认为可以像收买工党议员那样收买保守党，
但似乎毫无希望，因为这些人在竞选候选人时总是失利。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
机关制定了一份绝妙的计划：在布拉格为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特设下圈套，然后
毁坏他的名誉并招募他为间谍。（预想利用他对管风琴的爱好邀请他到布拉格的一
个教堂演奏）但果然不出所料，计划破产了，希特没有接受邀请。米哈伊尔·彼得
罗维奇·柳比莫夫是个具有罕见天才的克格勃政治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60年代初
他收买了某议员的私人秘书。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后来他又试图收买保守党的
记者佩列格林·沃尔斯特·霍伦和很有前途的保守党年轻议员尼科拉斯·斯科特，
但未获成功。1965年他终因策反加密员未遂而被驱逐出境。
60年代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英国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后来被
3 起叛逃事件所破坏。1969年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叛逃到西方，此前他们都曾在
伦敦工作， 他们似乎出卖了不少捷安全部门间谍。 而给克格勃带来更大损失的是
1971年9 月从苏联在伦敦间谍机构出逃的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利亚林是
格斗好手、神枪手和跳伞运动员。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叛逃以后，老十三处（专
门从事暗杀）声名狼藉，所以1969年成立第一总局B处取而代之（而B处比它的前身
更为专业化），利亚林就在该处工作。他的任务包括制定特别计划，在战争爆发或
出现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时对他国的公共场所、交通、通讯目标进行破坏活动。
1971年春，即利亚林逃往西方的前几个月，他被军情五处收买，从而出卖了在
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搞破坏的计划。他透露，B 处在各
国首都的人员都受命盯住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并监视他们的调动情况，一旦出现危机
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