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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 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
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
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
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
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
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
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
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
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
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 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
（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
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
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
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
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
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
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
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
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
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
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
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
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
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
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
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
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
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
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
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
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
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
官僚主义。
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
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
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
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
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
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
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
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
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
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
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
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
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
一观察周围的一切。
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
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
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
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
……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为
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多次兜售他们那些腐朽的理论，经常从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
机会主义学派的仓库中，搬出些陈词滥调作为论据”。遭到切布里科夫攻击的帝国
主义情报机构的“意识形态破坏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试图“破坏党和人民
这一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二种是传播“民族主义
病毒”，这种“民族主义”，“不久前已导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
出现挑衅性袭击”。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这种胡言乱语，这使戈尔巴
乔夫感到难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随机应变的克留奇科夫非常亲近，他
曾劝说后者稍微压制一下传统的阴谋理论，以适合新思维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甚至
迈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
这次访问将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个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的法律性文件。克
留奇科夫按照惯例，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但在此之前，苏联首液从
未带着第一总局领导人一起访问西方。
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热情地评论克格勃和第一总局领导人“在我们社会发
展的新阶段和民主进程混乱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之前，担任克格勃主
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时日将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
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让给克留奇科夫前11个月的时候成为政治
局委员。任命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担任克格勃主席（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
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总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证明。
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对世界的客观看法》的告别演说。
发言中新旧思维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这次发言证明，第一总局
自核导弹攻击间谍战5 年来对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变。总之，他的讲话比较乐观。
他特别强调，消除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最终成为“完全可以达到”
的目标。苏联的国际形象随着改革也已改变：“敌人的形象以及苏联被看作极权主
义和半文明社会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论敌，正在承
认我们改革的深度和它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影响。”克留奇科夫说：“我们很难划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政治阶层，同具体地区或国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别之
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
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外政策行动很有成效的说法还不切合实际。”克留奇科夫
的讲话表明，昔日的对阴谋理论的怀疑还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没具体提到核导弹攻
击间谍战，但他还试图再证明它的存在：“许多从前的任务（第一总局的）还在日
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来自核冲突的直接危险。”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还因
循守旧地攻击西方、“首先是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完全扮演着右翼保守势力
突击队的角色，他们是帝国主义‘制动系统’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改善国
际形势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西方，间谍狂的广泛行动，和对付苏联国外机构的粗
暴的挑拨离间行为没有失去活力，这并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称，仅1988年上半
年，针对苏联国外使团和公民的挑衅行为就达900起。
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至少在公开场合的立场变得灵活了，他开
始了一场活跃社会舆论的运动。他宣称：“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克格勃
的形象都应同其高尚的目标一致，那些目标是我们的工作所要努力达到的。”1989
年初，克留奇科夫成为克格勃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的主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同其他的克格勃高层人员接受了西方记者采访，举行了记
者招待会，甚至在国外电视公司放映的《今日克格勃》电影中频频露面。克留奇科
夫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接受苏联观众电视采访，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举行的任
命仪式上，在那里被迫回答了代表们的96个问题。虽然许多人同意任命克留奇科夫
为克格勃主席，但在表决时，仍有26名代表弃权，6名投了反对票。
在克格勃的全部活动中，克留奇科夫关于要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主张一
直未变。他认为，克格勃的行动要“同苏联法律制度严格一致”，置于党的监督之
下，愉快地、主动地接受最高苏维埃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新设的委员会的监察，
完全抛弃过去斯大林的恐怖。他建议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统”，以防止历史悲剧重
演。虽然克留奇科夫的言行富有新意，但他却明显地有些过分了。他宣称，克格勃
内没有告密者，“只有助手”，告密是受千千万万苏联人鄙视的行为。鲍里斯·叶
利钦当面对他说：“首先，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
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道德损害……在民主化
时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克格勃积极组织行动，破坏叶利钦的威
信，但1990年5 月他还是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他也迈出了前所未
有的一步，拒绝接受克格勃的警卫。警卫任务由最高苏维埃秘书处新成立的分队担
任。
80年代末期， 克格勃国外行动最重大的变化是开放程度和演说水平的提高。
1990年，列昂尼德一舍巴尔申的第一总局局长任命书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真理
报》记者获准进入位于亚谢涅祆的第一总局总部，舍巴尔申办公室给他的印象不像
克留奇科夫任总局局长时的办公室那样令人望而却步、阴森可怕。搁架上立着一张
合巴尔申的孙子的照片，书架上排放着西方出版的有关克格勃的书、索尔仁尼琴及
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以前这些书都被认为是反苏作品。舍巴尔申对《真理报》记
者说：“现在我们尝试着向国际政治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利用一切机会改善国际关
系，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然而，他对那种对第一总局历史所作的修正主义
的诠释却持不赞成的态度。“我坚决反对现在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罪过推到苏联
头上的做法。”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敌人的阴谋诡计。”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5 年第一总局的变化主要是表面上的。但在行动上也不能说
毫无变化，我们可以从“积极行动”谈起。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并未试图介
入该行动领域。1975－1985年10年间A处（特别行动处）的人员从50人增加到80人。
A处机关设在亚谢涅沃， 普希金广场的《新闻》出版社还有它30－40名人员。克留
奇科夫本人满怀热情地支持“积极行动”、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他对其行动成
功抱的幻想过高。他常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一起全面“积极行动”，他的热情似乎
由此也感染了国际部。 1985年初，A处第一副处长N·X·索茨科夫对戈尔季耶夫斯
基说， A处在行动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三个方面：准备破坏美国各项政策威信的材
料；组织加深美国与其北约盟国之间冲突的行动；支持西方保护和平的运动。戈尔
巴乔夫时代初期，A处特别引以为骄傲的是组织了“煽风点火”行动，对1985年5月
里根总统在欧洲议会上的讲话进行抵毁。一位从事“积极行动”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有根有据地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甚至能偷偷把标语塞给游手好闲的人。
在国外情报机构工作的政治情报军官，通常应把25％的工作时间用于“积极行
动”，而实际上他们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规定的少得多。就像A 处伪造的文件和
材料的质量不—一样，它的人员也形形色色，纷繁复杂。其中，有近50％的军官是
“积极行动”专家，但其余的人大都是各处抛掉的渣滓。第一总局中有才能和虚荣
心的副博士中很少有人想去A处工作。 它被看作是一潭死水，无人员流动，只要进
了A处出国的机会就很少了。 由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逃，整个积极行动计划不得
不中止，其中包括两项最重要的计划——破坏监督前来苏联宗教生活的凯斯顿·科
列吉威信的计划和伪造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寄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国际
政策的文件。
80年代末。苏联在西方（而非第三世界）的积极行动的挑衅性减弱了。A 处在
80年代初曾为阿尔涅·彼德森这样的西方间谍准备了大量的攻讦里根和撒切尔夫人
的檄文和抨击性文章，但都逐步弃之不用了，苏联对那些曾为克格勃行动作掩护身
份的许多组织也冷谈起来。1986年，多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罗默什·昌德
拉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承认：“对理事会主席
工作的批评应引起注意，同时对这项工作也应给予必要的纠正。”“纠正”的主要
方法是任命来自芬兰的约翰内斯·卡斯拉赫季为新的秘书长，正如所预料的那样，
日后他将替代罗默什·昌德拉担任理事会主席之职。但人事的变更未能恢复理事会
的威信。1988年，克留奇科夫的妻弟，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主席亨里希·博罗维克
呼吁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成为“真正的多元组织”。1989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承认其经
费的90％来自苏联后，它失掉了最后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时代，它的行动和优先地
位有所改观，似乎一些积极措施还在发挥作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通过其
它组织和渠道（苏联并未明显介入），监督它的“灰色的”半合法化的积极行动。
A 处继续同国际部合作，组织“黑色的”或秘密的积极行动，但苏联在这些行动中
相当隐蔽。
第三世界国家是国际部和A处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领域。80年代末期，A处每年
假借美国官方材料伪造l0－l5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是所谓“冷门”赝品，它们悄悄
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有威望的人物证明，中央情报局和其它美国机关正在他们国家进
行敌对活动；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大众传媒编造的。在这些伪造文件中，有一封伪造
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乌里亚姆·凯西的信，内载1988年，里根总统破坏巴拿马稳定的
有关指示；还有一封伪造的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1989年给美国国会的信，内有
同美国进行军事、侦察、经济合作的秘密协定。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积极行动”在第三世界最富有成效的战役，大概是把
艾滋病出现的罪过归咎于美国细菌武器试验室。这次战役由公开宣传和A 处秘密行
动两部分组成。这件事开始于1983年夏天刊登在印度亲苏报纸《爱国者报》上的一
篇文章。文章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在马里兰卅进行遗传工程试验时